志愿者解救被拐儿童:为苦命孩子要做点什么


志愿者解救被拐儿童:为苦命孩子要做点什么

2009年10月10日,福州,来自贵州的寻亲家长将孩子照片贴在衣服后背。



一个小女孩突然跪在她面前,双手端着一个大铁盆向她伸去。她背上紧紧套着一道绳索,绳索的另一头是一架木板车,一个一条腿的青年男子坐在上面唱歌。


这是2009年5月19日上午,呈现在宋婷面前的一幕。


宋婷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同时也是福州“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的一员。


宋婷说,小女孩那张悲哀绝望的脸经常在她脑海里闪现。“我感到非常内疚,那个小女孩很有可能是被拐卖,然后被控制乞讨的,当时我应该打电话报警才对。”


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负责人薛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福建全省有宋婷这样的志愿者200多名,他们利用工作之余发现并搜集流浪乞讨或被拐卖儿童的信息,并将信息传送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和“宝贝回家”寻亲网建立的数据库。


“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张宝艳日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目前在“宝贝回家”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已超过1.4万名,遍布全国大多数省份。


仅有的两次妥协


张宝艳的儿子5岁时曾遭遇过“被拐”,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被拐儿童。


1992年的一天,张宝艳的母亲带孩子去市场,只顾逛市场的张母回头一看,发现孩子不见了。张母赶忙让人帮忙在市场中找,但没有找到。


“当我妈跑到单位告诉我孩子没了时,我一下就懵了,感觉天都要塌了。”张宝艳说。


幸运的是,当天晚上,张宝艳找到了自己的儿子。“透彻体会到丢失孩子的父母焦急、痛苦、绝望等心情”的张宝艳,从此开始留心儿童走失、被拐卖的事情,并为寻子的家长提供帮助。


起初,张宝艳提供的帮助主要是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到处打听被拐儿童的相关信息,帮助张贴寻人启事,或者到派出所报警。后来,她意识到这种方式太原始了,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取得的效果也不理想。


于是,她开始寻思一个“更快捷、更方便的寻找方式”。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宝艳发现互联网上有一些专门发布寻人信息的网站。这个发现让张宝艳感到非常惊喜。通过网络将寻人信息都展示出来,通过对比核查,能极大地提高寻找儿童的效率。


但她发现,当时几乎所有寻人网站发布信息都要收取费用。“很多家长常年在外奔波寻子,经济已相当困难了,这个时候就是让他们掏五六百元也很不容易。”


她和在通辽师范学院网络技术部门工作的丈夫商量,决定建一个公益性的寻子网站。


2007年4月30日,“宝贝回家”公益寻子网站诞生了。


刚开始,网站的设想非常简单,只是供被拐儿童的家长将自己孩子的照片、特征描述等信息发布到网上。逐渐地,一些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寻子的家长,主动将在寻子过程中得到的其他被拐儿童的信息也发布到网上共享。


后来,一些浏览过“宝贝回家”网站的普通网友开始主动到福利院、街头将被收留、流浪、乞讨儿童的信息也发布到网络上。


2008 年1月18日,“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在张宝艳的家乡——吉林省通化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张宝艳现在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每天,她早上六七点就会上线,维护网站内容和管理全国近70个志愿者群,搜集新闻。发现需要求助的信息时,她会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遇到紧急情况时,她会立即发到全国的各个群中。


张宝艳始终坚持网站的公益性。到目前为止,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共出现过两个商业性链接:一个是某商业网站,该网站为“宝贝回家”开通了一条热线,全国各地的家长和志愿者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张宝艳取得联系,无需支付长途通话费;另一个是山东某生物食品公司的网站,该公司制作了几十万张印有丢失儿童头像和信息的小卡片,并将小卡片贴在该公司生产的饮料瓶上。


张宝艳说,这是她仅有的两次妥协。


“拖车党”、“昏睡党”、“求助党”


提起志愿者“仔仔”,大多数福建志愿者都会对其竖起大拇指。


“仔仔”是志愿者曹先生在“宝贝回家”中的网名。“仔仔”是一位曾协助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打掉特大传销团伙的四川小伙子,现在,他是“宝贝回家”的一名志愿者。2009年8月,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一则被拐儿童的线索后,孤身前往漳州协助当地警方解救出这名儿童。当时,他在接受福建当地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这是我参与解救出来的第41名被拐儿童。”


事实上,大多数志愿者都不是如“仔仔”那般的“孤胆英雄”,而是像宋婷那样的城市上班族。囿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他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对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上。


“解救被拐儿童,志愿者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技术性强且危险性大,而救助在城市中流浪乞讨的儿童却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张宝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后者是目前“宝贝回家”志愿者的行动重点。


街头流浪乞讨儿童形形色色,通过长期的观察,福州的志愿者将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形象划为了三类:


一是“拖车党”:一个小孩儿拖着一辆板车,车上绑着个大音箱,还有一个“残疾”成年人坐在上面唱歌。那大人就是监工,要挟、指令拖车的孩子去要钱。


二是“昏睡党”:在市区的繁华位置,一个成年人抱着一个昏睡的小孩儿,以此博取路人的同情乞讨。


三是“求助党”:一个成年人带着几个小孩儿跪在街上,指使小孩儿不停地磕头、哭泣乞讨。


遇到上述情况,志愿者一般会先在附近观察,看周围有无监控,盯梢。然后再试探性地询问行乞的成年人一些情况,如家在哪里,小孩的名字、年龄等。


而更多的志愿者,是将网上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对比,帮助儿童回家。今年9月11日,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小精灵”(应其要求用网名)在“宝贝回家”网站的论坛看到“寻儿石小乙”的寻亲信息,该信息显示,石小乙是2005年在北京与家人走失的。


随后,“小精灵”便将该信息转帖到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QQ群中。当天便有群中的志愿者反映称,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曾在“宝贝回家”论坛中,发过为一个在京和家人走散的名叫“张小毅”的寻亲信息。


“小精灵”一方面动员志愿者从浩如烟海的帖子中找出“张小毅”的帖子,一方面联系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反映情况,并把从该中心拿到的“张小毅”的照片和寻亲帖中“石小乙”的照片传给了“宝贝回家”志愿者信息对比组。对比组反馈的信息是: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9月14日,“小精灵”辗转与寻亲者取得了联系。“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张小毅’就是我儿子。”为寻子在北京沿街乞讨、睡大街,一度曾攀上北京站前的天桥想了断生命的河南汉子石新旺激动地说。


9月16日上午11点,石新旺在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见到了分离4年的儿子,“他一看到我就跑过来喊爸爸。4年不见,在该保护中心的照顾下,他长高了很多,我非常感激他们。”石新旺说。


石新旺说他还有一个遗憾:至今没有和帮他找到孩子的志愿者们见过面,甚至不知道志愿者“小精灵”的真实名字,“他们只让我称呼他们‘志愿者’,他们是群好心人。”


“我们的价值不是通过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体现的,如果街头没有流浪乞讨的儿童了,我们更愿意从志愿者组织‘下岗’。”福州志愿者金剑辉说。



行动中遭危险、误解和指责


志愿者行动遭遇困境


在张宝艳看来,让更多被拐儿童回家的坚实基础是志愿者搜集的信息充分可靠。但信息的充分可靠意味着志愿者在行动中要遭遇更多的危险、误解和指责。


2009 年6月,厦门“宝贝回家”志愿者黄佑明和10多位当地志愿者一起在市内搜寻“拖车党”的行踪。他们在跟踪一段时间后发现,每天晚上11点多,会有三轮摩托车将分散于厦门各地的“拖车党”拉到厦门马垅的一处停车场。该停车场停着一大一小两辆安徽牌照的卡车。晚上,控制着10多个小孩儿的“拖车党”就在车厢内休息。凌晨时分,小孩儿又会被三轮摩托车拉到厦门各条繁华的街道上。


“拖车上的成年人和拉拖车孩子的关系十分值得怀疑,没有哪个父母会狠心让自己的孩子在烈日和风雨中拉着沉重的拖车乞讨。”黄佑明说。探清“拖车党”每日有规律的集结和分散后,黄佑明认为这些人是“有组织,流动的职业乞讨者,而孩子们很有可能是被控制起来的。”


跟踪过程时刻面临危险。一天,一名志愿者在石鼓山立交桥附近发现了一辆经常停放在马垅停车场的卡车。当这位志愿者靠上去想掀开车厢后帘时,车内突然站出几个大汉向这名志愿者逼了过来。


为了便于志愿者沟通,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创建了一个QQ群,但加入这个QQ群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验证和核查,“我们要保证群里的人都是志愿者,这样我们相互交流的信息才不会被泄露。”薛健说,在行动时,志愿者也只是以网名相称。有时还会装扮成情侣、陌生人等对乞讨儿童进行监视跟踪。


除了不可预测的危险,志愿者们还会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而遭受别人的误解和指责。


2009年5月24日下午,金剑辉在福州大洋百货门口发现一例“昏睡党”:两个男孩躺在毯子上昏睡,一个中年妇女跪地乞讨。


金剑辉观察一段时间后拨打了110。约10分钟后,福州市鼓楼区东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并将这位妇女和小孩儿带到了派出所。


在东街派出所,民警询问那个妇女,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而这位妇女除了说“从贵州来”外,只是摇头,表示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


金剑辉通过当地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找来了一位在福州工作的贵州人做翻译,但仍旧毫无突破。


晚上10点,东街派出所所长亲自来询问情况,并“开始面露不悦”,值班民警也开始指责金剑辉在没有确凿证据下就报警,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对方是人贩子,是滥用警力


又过了1小时后,福州东街派决定放人,并要求金剑辉向那位妇女道歉。


“连普通话都不会讲也听不懂的这个妇女,怎么能从贵州来到福州呢?”金剑辉至今仍认为那个妇女有问题。他说,之后他在广达路一个路口又见过那名妇女带着两名儿童乞讨,而且“那两个儿童也不是上次被带到派出所的那两个”。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报警,能查出一例是一例,每查出一例,就是挽救了一个儿童的幸福啊。”金剑辉说。



救助渠道不畅让“打拐”力不从心


9月11日,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第二住院部二层的一间病房内,一个名叫聪聪的小男孩儿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聪聪娇小的头被两层纱布紧紧地绷着,嘴巴周围缠绕着一圈人工食管,瘦得可以明显看到关节和骨架的身上,盖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毛毯。


和聪聪同住一间病房的妇女边咋舌边自言自语道,“这孩子真可怜,前几天连续高烧差点送了命,到这个地步了,亲生父母却不在身边。”


守在床头,自称是聪聪“母亲”的中年妇女林华承认,“聪聪是他们从当地一个人贩子手中买来的。”而在床尾只顾唉声叹气的,是林华的丈夫老严。


老严弟兄3个,皆没有生育。在宗族观念和传宗接代思想浓厚的老严家乡福建尤溪县,严家人总感觉在人面前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


今年3月,夫妻俩决定买一个孩子,并且和人贩子点明要男孩。没过多久,尤溪当地的一个“中介”给严家送来一个6岁的男孩。


一心想要个孩子的林华夫妇,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并贷了1.3万元高利贷,才买下了这个孩子。


一直苦于无儿无女的严家,突然有了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孩,这让严家人高兴不已。可好景不长,今年7月底,聪聪忽然发病,不断呕吐,反复发烧。经过福建多家医院诊断,聪聪的病因逐渐明朗:结构性脑膜炎。


病因诊断清楚了,但昂贵的治疗费却卡住了对聪聪的治疗。


8月14日,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从当地一家媒体报道中得知了聪聪的情况。该志愿者组织负责人薛健当天中午便到医院了解情况,他认为“聪聪的情况符合‘宝贝回家’救助的对象,我们应动员力量救助这个孩子。”


当天,薛健便通过网络发帖,以内部QQ群发布公告的方式号召“宝贝回家“志愿者为聪聪捐款。


截至目前,福建“宝贝回家”志愿组织已筹集到捐款51836元,其中注入聪聪医疗账户22450元。


在积极捐款救助聪聪的同时,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也通过与当地警方搭建起来的沟通渠道,将此情况反映给了福建省公安厅。


9月12日,福建省公安厅刑侦二队副队长欧孝震向记者介绍了最新的调查情况:已抓捕3名人贩,基本可以确定聪聪是从云南山区被拐卖的,而且贩卖聪聪的人很有可能是他的亲人。


对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而言,他们目前关注的不只是聪聪的健康和身世,更关注尤溪当地被拐卖儿童的情况。据林华称,在福建尤溪,当地人从外面买儿童的现象很常见,“老严的哥哥就曾领养了一个女儿,现在都已经20多岁了”。


“闽南地区,特别是泉州等地因传宗接代观念浓厚,买卖儿童的现象比较严重。”福建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赵肃歧承认,福建是被拐卖儿童的主要拐入地。


欧孝震介绍,被拐入福建的儿童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也有部分来自缅甸越南等周边国家。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福建龙岩警方破获了一起系列拐卖儿童案,抓获唐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成功解救一名出生才20多天的男婴。


在欧孝震看来,福建的“打拐”工作开展起来比全国其他地区更为困难。他告诉记者,目前拐卖儿童的交易呈半自愿趋势,有些卖儿童的人正是这些儿童的亲戚甚至父母。在西部一些贫困落后的山区,有些家长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卖给人贩子,而福建地区经济发展好且宗族观念强等,使这里有很强的购买市场。欧孝震认为,目前拐卖人口的供需链条已经搭成,贩卖儿童已成为一道产业。


在宗族观念尤为严重的闽南,很多人不但认为买卖儿童不是违法行为,反而认为将孩子买到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是为孩子好,这就造成在侦查和解救过程中,公安部门很少能从当地人中得到有力的支持。


更令公安机关感到困难的,是被解救儿童的安置问题。欧孝震介绍,按照规定,被解救儿童应由民政部门无条件接收,但民政部门不大愿意接收这些儿童,有时甚至直接拒绝接收。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还要出钱雇人寄养被解救的儿童。


欧孝震认为,缺乏通畅的救助渠道使公安部门的“打拐”行动力不从心,并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



网站建有一个超级QQ群,群里的成员是各省的打拐办刑警


志愿者与职能部门的互动正在形成


“目前志愿者组织已经和公安部门形成了较好的良性互动,并且效果非常好。”“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创始人张宝艳告诉记者。


为遏制拐卖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今年4月9日,公安部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专项行动”。在这次“打拐”行动中,公安部特别强调动员社会力量“打拐”。


在5月7日发布的“全国公安机关‘打拐’专项行动简要情况”中,明确提到“要主动与民间‘寻子联盟’、‘寻子网站’以及被拐卖儿童、妇女的家长、亲属交流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共同做好打拐工作”。


据悉,“宝贝回家”网站建有一个超级QQ群,群里的成员是各省的打拐办刑警。


“以前是通过志愿者个人关系一点点地打听查找,现在我们通过对比得出的有效信息直接反馈给当地公安部门,大大提高了寻亲的精准度。”张宝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8月14日,福建省反拐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刑侦总队召开反拐工作座谈会。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政厅救助管理总站和妇联的主要负责人和“宝贝回家”的两名志愿者参加了座谈。


但这两名志愿者对与职能部门在协作中遇到的问题仍不乐观。“我们是民间组织,能做的只是举报和提供线索,现在每当我们向有关部门举报和请求帮助时,很多部门喜欢跟我们打太极,这就需要相当的水平和能力与他们沟通。”志愿者薛健说。


对此,福建省公安厅刑侦二队副队长欧孝震表示,“‘反拐’和儿童城市街头乞讨问题不是公安一个部门的事,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如民政、城管、卫生等部门共同发挥作用解决。如果其他部门不能很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会使公安的‘反拐’力不从心,并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


志愿者金剑辉表示,志愿者承担的东西太多,不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被拐儿童,有时还被要求提供确凿的证据。志愿者提供举报后,调查等后续的工作,公安等部门应该跟上。但目前来看,良性互动还没有真正运转起来。


薛健也认为,“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反映的情况不能及时解决。“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很多都是相关职能部门分内的事,是他们应该去做的。可真正有事情时,总是找不到这些所谓的相关部门。”


对此,欧孝震认为,这是基层派出所工作本来就繁重,同时又对打拐专项活动认识不到位造成的,“以后我们接到举报后会督察线索,让接到线索举报的派出所限时作出反馈。”


据欧孝震介绍,目前福建在寻找失踪儿童和排查流浪乞讨等疑似被拐儿童时开始逐步采用DNA检验技术,有5类人员需要采血检验DNA并入库:解救的被拐儿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来历不明、流浪乞讨的儿童,确认被拐儿童的亲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


目前,如果福建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在街头发现有成年人带着儿童在街头乞讨,并将情况举报给公安机关,行乞的成年人和儿童将会被带到采血鉴定中心进行DNA鉴定,如两人不是亲子关系,公安部门将会着手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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