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誓——北洋舰队 第一部 天要变了 第46节: 津门总督

平山大侠 收藏 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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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 津门总督


“我朝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以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 。”——李鸿章


清政府兴办军工企业蔚然成风。崇厚在天津筹建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厂) ,其他如西安、兰州、昆明、广州、济南、成都、长沙、吉林、杭州、北京等地相继建成十余个中、小型军工厂。

其中沪厂、闽厂、宁厂、津厂四个局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规模较大的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主要任务是制造军舰,规模最大、设备最好、成为创建近代海军的基础。

1870年在世界海军中,铁甲舰不仅是重要的主战军舰,同时它强大的火力和坚固的铁甲有着巨大的威慑力,因此西方有人提出了“铁甲舰致胜论”。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吸引了各国海军与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于是乎世界各海军大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建造铁甲舰的热潮。

1870年,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决心加强海防。

丁日昌建议说:“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所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然也被美国敲开了国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门外有狼又有虎,我们不能只是时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学办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说服清廷舍得出钱。其实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据中国的海疆自然条件,应建北、东、南三洋海军。北洋驻天津;东洋驻吴淞;南洋驻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联成一气。

这一方案令李鸿章拍案叫绝。然而清政府却认为这个方案还“存在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并未重视。而且不久,以大学士宋晋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任何一项利国利民的洋务。

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竭力呼吁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李鸿章在奏折中言辞恳切地说:“东南海疆长达万里,现在洋人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在内地各省和京师都集中了不少洋人,他们表面上是友谊的和平使者,实则阳奉阴违、笑里藏刀。而且洋人轮船、电报一瞬千里;军火器械工力百倍;均为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再拿传统制夷谋略应付显然行不通。”

但是致力于自强和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些富有时代特色的缺陷。因为中央权威在“夷、发、捻、回”的接连不断的挑战和打击下,巳经丧失迨尽,对于事关国家存亡的洋务大计,纵有恭亲王与文祥等少数满清勋贵的疾呼奔走,紫禁城里,也无法凭空生出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和通盘规划来,更不要说划拨充足的专项经费。所以整个洋务运动的核心与中坚力量在地方,在那些心忧时务的地方军政大员们身上。

因为总理衙门不过是清朝推行洋务运动的一个中枢机构,并非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即没有人事任免权、也没有掌控财政权。它就象是一个纽带或是一座桥梁,一头系着清朝中央政府,另一头糸着各地督抚大员。人事任免权控制在中央手里,财政权却在地方大员掌握中。哪里该修铁路、哪里应铺电线、哪里能建工厂,都需要得到当地官员的许可,鼎力支持才可以兴办,并没有也难以推行一套整具体的发展计划和目标。

全国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们自创标准、自行设计、自筹经费,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但是由于缺乏整合和统一规划,有限的国家资源始终没有能得到合理而系统的利用,反而大量的消耗于低水平、浅层次的重复循环建设之中。这恐怕是整个自强运动兴办二十余年来,而又末能竟全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是各种社会现实制约着李鸿章的脚步。他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甲午战败的原因时说:“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变法,但是都没有想到,要变法就得首先有变法之人,所以首先要培养人才。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朝中呼吁推行洋务,许多大臣比我还要积极,但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却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节外生枝之处。我详细调查过许多官员,他们往往对各项洋务措施虚与委蛇,应付了事。如果这种作风不改的话,恐怕中国很难振兴。

十多年来,文臣声色犬马、武将纸醉金迷;造成今日之奇耻大辱。平日里我多次讲过要加强武备,而各位官员却以塞满腰包、铺张浪费为已任;以至于后来皇上认为靡费太多,遂停止拨给海军经费。一旦有变故,明知兵力不敌,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上。战败后,大家义愤填膺,找个替罪羊泄愤,留之骂名于千古,真是有口难辩哪!”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变法主张的洋务派官员。非常可惜的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长期一味奉行保守政策,没有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拒绝了李鸿章的主张。

不过由此看出,李鸿章确实与一般的封建官员不同,他深谋远虑,早就看到了历史大势。洋务派中,有很多人主张变革某种制度,但是公然倡议变法并正式向清廷建议的,则仅有李鸿章一人。而且他的变法主张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种制度,他要求并最终达到的目标是整个帝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重新崛起,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正如其自云:“自顾衰龄,幸辞重寄。回忆在直最为年久,凡事限于财力,无一可以称心。”

因此“内须变法”,就更多地表现出他个人的政治主张。李鸿章的变法观念很早萌发了。1864年,他在致总理衙门奕忻的信中,就引用儒家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 的观点,和日本刻意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事实,认为:“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皇然变计矣!”

此后,李鸿章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自已的变法主张。1870年他给在家乡赋闲的丁日昌写信说:“今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

他不止一次提醒清政府:“ 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已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巳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希望清廷能从深闭固拒、妄自尊大的密封圈中摆脱出来,关注宫墙外世界的变化,承认数千年来雄踞东方的中央大国巳成为列强欺凌宰割对象的现状,承认敌强我弱的事实,认清形势,设法力挽危局。

变局观是李鸿章政治主张的出发点,也是他推行自强运动及考虑各项对内对外政策的主要客观依据。他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并且还发出了“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豪言壮语。认定只要“内外臣工,同心努力,以图自治自强之要,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移间而已。”

他的变法建议虽然受到了清廷的冷落,而未被采纳。自此以后他在奏章中再也不明提“变法” 二字。但是他始终坚持变法的主张。李鸿章倡议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早在1864年他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谈到清政府必须“皇然变计”时,所包含的意图就巳经很清楚了。此后,他又多次强调, 面临 “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以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 。”

只有恭亲王理解他,与他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大清国首次建设西式海军的梦想,随着阿思本舰队的遣散而破灭之后,恭亲王奕沂,在痛心疾首地总结经验教训时说: “今日而始言备,诚病以迟; 今日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

并针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朝廷上下尽管开展了部分旨在自强的事业,诸如:建船厂、造军舰等,深刻地指出: 纵然“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

他认为应当立刻抛开以往的成见,采取果断措施,尽快加强国家的海防实力。大清国从旧式水师到近代海军,从筹建海防到北洋舰队成军,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大约分为三个阶段:

1、向西洋各国购买兵舰,取代木质风帆船,改善旧式水师的装备,提高战斗能力。

2、自制与购买兵舰相结合,计划建立近代海军。

3、培养近代海军的指挥、驾驶、轮机、枪炮等技术人员,仿照西洋各海军强国建立独立、自主的海军舰队。

围绕着是否自造还是购买铁甲舰,如何购买以及将来的维护经费如何筹集等问题,清廷内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基于派系等因素的影响,又分成了两大派别。北洋大臣李鸿章,凭借与总税务司赫德等洋员的亲密关糸,再次开始寻求外购军舰。而南洋大臣沈葆祯,则提出了一个极富有挑战性的主张: 在自己辖区内的江南制造总局,通过引进外国图纸,自行仿造铁甲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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