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原创]战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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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3   在战争进行的这几十年里,欧洲的政治疆界被重新划过几次。在此只需考虑那些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使其持续时间超过拿破仑 失败的变动时间。   这些变动中最重要的是欧洲政治地图的普遍合理化,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在政治地理方面,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结束 。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典型的现代国家是受单一最高权力当局根据单一的基本行政和法律体系所治理,领土是连成一体并有明确边界 的完整区域。(法国大革命以来,也设定国家应代表一个单一“民族”或语言集团,但在这个阶段,有主权的领土国家尚不包含这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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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进行的这几十年里,欧洲的政治疆界被重新划过几次。在此只需考虑那些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使其持续时间超过拿破仑失败的变动时间。

这些变动中最重要的是欧洲政治地图的普遍合理化,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在政治地理方面,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结束。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典型的现代国家是受单一最高权力当局根据单一的基本行政和法律体系所治理,领土是连成一体并有明确边界的完整区域。(法国大革命以来,也设国家应代表一个单一“民族”或语言集团,但在这个阶段,有主权的领土国家尚不包含这层意思。)尽管典型的欧洲封建国家有时看起来也像是这样,如中世纪的英国,但当时并未设定这些必要条件。它们多半是模仿“庄园”而来。好比“贝德福公爵庄园”既不意味它必须在单一的区段,也不意味它们全体必须直接受其所有者管理,或按同样的租佃关系持有土地,或在同样的条件下租佃,也不一定排除转租,也就是说西欧的封建国家并不排除今天显得完全不能容忍的复杂情况。然而到了1789年,大多数国家已感受到这些复杂情况是一种累赘。一些外国的领地深处在另一个国家的腹地之中,如在法国的罗马教皇城阿维尼翁(Avignon)。一国之内的领土发现自己因历史上的某些原因也要依附于另一个领主,而后者现在恰好是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因此,用现代词汇来说,它们处于双重主权之下。(这类国家在欧洲的惟一幸存者是安道尔[Andorra]共和国,它处于西班牙乌盖尔〔Urgel]主教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双重主权之下。)以关税壁垒形式存在的“边界”,存在于同一国家的各个省分之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他自己几个世纪积攒下来的公国,但它们从未充分实行同一制度或实现统一。(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直至1804年前,甚至没有一个单一的称号可以涵括他对自己全部领土的统治[他只是奥地利公爵、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蒂罗尔伯爵等等〕。)此外,他还可对形形色色的领土行使皇帝权力,从独立存在的大国(如普鲁士),到大大小小的公国,到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以及“自由帝国骑士”,后者的领地常常不超过几英亩,只是恰好没有位居其上的领主。每个这类公侯国本身,如果足够大的话,通常也呈现出同样缺乏的统一领土和划一管理,它们依据的是家族遗产的逐块占有、分割和再统一。结合了经济、行政、意识形态和实力考虑的现代政府概念,在当时尚未被大量采用,于是再小的领土人口,都可组成一个政府单位,只要其实力允许。因此,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小国和迷你国仍大量存在。

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大量清除了这类残余,这部分是由于对领土统一和简单划一的革命热情,部分是因为这些小国和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期暴露于较大邻国的贪婪面前。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大多数城市国家和城市帝国之类的早期国家,都告消失。神圣罗马帝国亡于1806年,古老的热内亚和威尼斯共和国亡于1799年,而到战争末期,德国自由市已减少到四个。其他独具特色的中世纪幸存者——独立的教会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道路:由主教团统治的侯国科隆、美因茨、特里尔(Treves)、萨尔茨堡(Salzburg)等,都告灭亡;只有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残存到1870年。法国人通过吞并、和平条约和几次会议,企图有计划地重组德国的政治地图(1797-1798年、1803年),并使神圣罗马帝国的234块领土(不算自由帝国骑士及其类似的领地)减少到40块;在意大利,变化没那么剧烈,这里世世代代的丛林战已使其政治结构简单化了,迷你国家仅存在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既然这类变化大多有益于一些地位稳固的君主国家,拿破仑的失败只会使他们更长久地持续下去。奥地利不再考虑恢复威尼斯共和国,因为它最初是通过法国大革命而占有其领土的,而它之所以想放弃萨尔茨堡(于1803年获得),仅因它尊重天主教会。

在欧洲以外,战时领土变更当然主要是由于英国大量吞并他国殖民地,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成果。这类解放运动,或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激励(如圣多明各),或因与宗主国的暂时分离而成为可能(如西、葡属美洲)。英国的制海权确保了这类变化的不可逆转性,不管这些变化是否对法国或(更多的是)反法国家的利益有损,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与领土变更同等重要的是,法国征服行动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体制性变革。在其权势的巅峰时期(1810年),作为领土的一部分,法国直接统治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比利时、尼德兰、东至卢卑克(Lubeck)的北部德国、萨伏伊、皮德蒙特(Riedmont)、利古里亚、亚平宁山脉以西的意大利直到那不勒斯边境,以及从卡林西亚(Carinthia)到包括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在内的伊利里亚各省。属于法国家族或卫星王国以及公爵领地的地方,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其余部分、莱茵-威斯特发里亚的其余部分和波兰的大部。上述地区(也许华沙大公国除外),都自动实行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制度,或成为地方行政的明星典范。封建主义被正式废除,拿破仑法典被采用,如此等等。历史证明这些变化远不像边界变动那样可以逆转。于是,拿破仑的《民法法典>>在比利时、莱茵地区(甚至在回归普鲁士以后)和意大利仍然是,或再次成为当地法律的基础。封建主义一旦被正式废除,就不曾在任何地方重新建立。

既然对法国明智的对手来说,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们已被新政治制度的优势所击败,或者说至少是因为他们未能实行同等的改革而失败,战争造成的变化不仅是通过法国的征服,而且也在对征服的反应中实现;在有些情况下,如西班牙,则是由于双重作用。一方是拿破仑的合作者西班牙亲法派,另一方是加的斯(Cadiz)反法集团的自由派领袖,双方实际上所想望的西班牙,都是沿着法国大革命改革路线实现现代化的西班牙,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方遭到失败,另一方就会尝试实现它。通过反动派实现改革的更鲜明例证是普鲁士,因为西班牙自由派原本便是改革家,其反法只是出于历史的偶然。但在普鲁士,一种农民解放形式的创立,一支以征兵组建的军队的成立,立法、经济和教育改革的进行,全都是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和国家,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土崩瓦解的影响下实现的,而其绝对性的目的,就是要扭转败局。

事实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位居俄罗斯、土耳其以西,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以南的欧洲大陆国家,在这20年的战争期间,其国内制度没有一个完全未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甚至极端反动的那不勒斯王国,在法定的封建主义被法国废除以后,实际上也没有再恢复过。

但是,边界、法律和行政制度的变化,若与革命战争年代的第三种影响,即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比较起来,仍算不了什么。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欧洲各国政府相对说来仍处之泰然。当时有的仅是制度的突然改变、起义的爆发、王朝被推翻,或国王被暗杀处决。这些事实本身,并未震动18世纪的统治者们,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且他们是从这些事件对其本身的实力均势和相对地位的影响来看待其他国家的这些变化。法国旧制度著名的外交大臣维尔让(Vergennes)写道:“我从热那亚驱逐的暴动者是英国的代理人,而美国的暴动者则与我们维持着长期友谊。我对每个国家的政策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制度,而是取决于它们对法国的态度。这才是我的根本考虑。”但到了1815年,对革命完全不同的态度压倒并主宰了各强国的政策。

现在大家认识到,个别国家的革命可以是一种欧洲现象,其信条可以传出国界,而更坏的是,其远征大军可以席卷一整个大陆的政治制度。现在他们知道,社会革命是可能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多少独立于国家的民族,多少独立于其统治者的人民,甚至存在多少独立于统治阶级的平民。博纳尔(DeBonald)在1796年评道:“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事件。”这句话是错的,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普遍事件,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它的影响。法国军人从安达鲁西亚出征,一直打到莫斯科;从波罗的海打到叙利亚,征战的区域比蒙古人以来的任何一批征服者都大,当然也比之前除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以外的任何欧洲军事力量所征战的区域为大,他们比任何可能做到的事情都更有效地突出了其革命故乡的普遍性。而他们随之带去的,甚或在拿破仑统率下带去的信条和制度,从西班牙到叙利亚,如各国政府所知道的那样,也如各国人民自己很快就知道的那样,是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信条。一位希腊爱国盗匪透彻地表达了他们的感受:

“根据我的判断”,科洛科特罗尼斯(Kolokotrones)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打开了世界的眼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一无所知,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


4

我们已经看到20余年的战争,对欧洲政治结构造成的影响。但哪些是战争的实际过程、军事动员、战役,以及随之采取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的后果呢?

矛盾的是,除几乎肯定比其他国家伤亡更大、间接人口损失更多的法国本身以外,与实际流血关系最不密切的地方,反而受影响最大。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人们,有幸生活在两大野蛮战争(17世纪和我们所处的20世纪)之间,这些战争以真正骇人听闻的方式蹂躏世界。受1792-1815年战争影响的地区,即使是军事行动持续时间比别的地方都长、群众性抵抗和报复使之变得更残酷的伊比利亚半岛,其所受到的蹂躏也不及17世纪“30年战争”和“北方战争”中的中欧和西欧,不及18世纪初的瑞典和波兰,或20世纪国际战争和内战中的世界大部分地区。1789年之前的长期经济改善,意味着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恶性流行病,不会使战争和劫掠的破坏过分加重;至少在1811年后是这样(主要的饥荒时期发生在战后的1816-1817年)。每次会战都趋于短暂而激烈,而所用武器——相对来说为轻型武器和机动大炮——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破坏力并不很大。围攻战不太常见。炮火可能对住宅和生产工具的破坏最大,但小房屋和农舍是很容易重建的。在工业经济中,真正难以很快恢复的物资是树木、果园或橄榄园,它们需要很多年才能培植起来,但在工业地区,园林似乎并不太多。

因此,因这20年战争而造成的纯人力损失,按现代标准来衡量,并不显得特别高,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试图去计算这些损失,而我们所有的现代估算都模糊得近乎推测,只有法国和几个特定场合的伤亡人数例外。和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主要交战国的死亡人数或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约60万的死亡人数比较起来,这20年时期100万人的战争死亡数并不算多。而如果我们还把当时饥荒和时疫特别厉害的致死力考虑进去,对20余年的全面战争来说,即使是死200万人也不显得杀伤力特别大。据报导,西班牙迟至1865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便造成了236744人死亡。事实上,也许除法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段时期,其人口增长率呈现明显下降。

除交战人员以外,对大多数居民来说,这场战争很可能只是偶尔间接地打乱了正常生活,就算有打乱的话。简·奥斯汀笔下的乡村家庭照样做他们自己的事,好像战争不曾发生似的。路透(Fritz Reuter)笔下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人,他们对外国占领时期的回忆,好似一件小轶事,而不是戏剧性大事;库格尔根(Herr Kugelgen)想起他在萨克森(欧洲的“斗鸡场”之一,那里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吸引了各国的军队和战斗,好像只有比利时和伦巴底可与媲美)的童年时,仅回忆起军队向德累斯顿(Dresden)开拔或宿营的奇特时光。大家公认,卷入战争的武装人员数量,要比以往战争的正常人数多得多,尽管按现代标准并不算特别多。即使征兵,也仅征召了应征人数的一小部分,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的黄金海岸省(Cote d’Or)只提供了35万居民中的1.1万人,占总人口的3.15%。在1800-1815年之间,被征召的人数不超过法国总人口的7%,而在短得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却足足征召了居民总数的21%。但在绝对数字上,这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793-1794年的《全民征兵法》,可能武装了63万人(来自理论上可征召的77万人);1805年,拿破仑在和平时期的兵力约40万人,而1812年对俄战争开始时,若不算欧洲大陆其余地区,特别是西班牙的法国部队,其庞大军队是由70万人所组成(其中30万为非法国人)。法国的几个敌国经常动员的人数少得多,只因(英国除外)它们持续停留在战场的人要少得多,同样也因为财政上的困扰和组织上的困难,常使充分动员变得很不容易。例如,根据1809年的和约,奥地利人在1813年有权拥有15万军队,但实际只有6万人可用于作战。另一方面,英国人保持了一支动员人数极为庞大的军队。在其鼎盛时期,他们有足够的拨款,可供养一支30万人的常备军和14万人的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所能承担的人力负荷,要比法国人多得多。(由于这些数字是根据议会批准的拨款,实际征集人数当然要少一些。)

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尽管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伤亡标准来衡量,并不算特别大;但奇怪的是,伤亡实际上很少是敌人造成的。1793-1815年之间,英国死亡的海员中,只有6%或7%是死于法国人之手,而有80%死于疾病或事故。战死沙场是一种小风险;奥斯特里茨会战的伤亡人数中,只有2%是实际战死的,也许在滑铁卢会战这个比例有8%或9%。战争中真正可怕的风险被忽略了,污秽、组织不善、医疗服务的缺陷、卫生方面的无知,是这些因素屠杀了伤兵和俘虏。若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如热带),这些因素也足以使每一个人毙命。

实际的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地杀伤人员,而且破坏生产设施,但是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严重干扰乡村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发展。但是战争的经济所需和经济战,却有着很深远的后果。

以18世纪的标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可谓耗资空前;而且在实际上,其金钱的耗费留给当时人的印象,也许更胜过其生命代价。滑铁卢会战之后的那代人,他们所感受到的财政负担下降,肯定比人力损失的下降更引人注目。据估算,1820-1850年间的战争平均耗费,低于1790-1820年的10%,而年平均的战争死亡人数,却保持在略低于前一时期的25%。这种空前的耗费是怎样支付的呢?传统的办法是通货膨胀(发行新货币以支付政府账单)、贷款和加征最低限度的特别税。之所以只能加征最低限度的税,是因为征税会激起公众不满和(当必须由议会和三级会议批准征税时)引起政治上的麻烦。但是,特殊的财政需求和战时条件,打破并改变了这一切。

首先,它们使世界熟悉了无法兑换的纸币。(事实上,在18世纪末之前,任何类型的纸币,不管是否可以据以要求兑换成金银锭,都是比较不常见的。)用可以轻易印制的纸片去支付政府债务,在欧洲大陆上,这种便宜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法国的指券(1798年),最初只不过是利息5%的法国国库债券(bons detresor),旨在提前使用最终将出售的教会土地收益。在几个月之内,指券演变成货币,而相继而来的每一次财政危机都使指券数量越印越多,这使指券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公众日渐缺乏信心,更加快了贬值的速度。到战争爆发时,指券已贬值约40%,到1793年6月,已贬值约三分之二。贬值的情形在雅各宾掌政时维持得相当不错,但热月政变之后,经济严重失控,使指券加速贬值到其票面价值的1/300,直到1797年国家正式破产,才宣告了这个货币事件的终结。这个事件使法国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任何类型的银行券都抱有偏见。其他国家的纸币没有那么惨烈的经历,虽然到1810年,俄国纸币已降到票面价值的20%,而奥地利纸币(1810和1815年两次贬值)则降至面值的10%。英国人避开了这种特殊形式的财政战争,而且也

不回避使用他们所熟悉的银行券。即便如此,英格兰银行还是无法抗拒政府巨大需求——大部分作为贷款和补助金汇往国外——的双重压力:私人积攒金银和饥谨年的特别紧张。1797年

本文内容于 2009-10-12 15:16:16 被风行月夜无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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