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读者》,惊见一文《胡适流毒不清,中国便不会产生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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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出现不了国学大师的症结在于胡适的流毒不清?请诸君看《读者》所刊一文: “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年登上寿,而驾鹤西归,在民间可谓是喜丧。然而,一群无良媒体,不顾季老生前坚辞国学大师称号,依然无耻地称逝者为“国学大师”,这不仅是对季老莫大的侮辱,更反映出某些媒体从业者失去基本道德底线之后穷凶极恶的心态。他们的丑恶表演,给季先生的喜丧抹黑。 当代中国,一个最突出的症结是知识问题民粹化。孔子说惟上智下愚不移,知识本来只能属于少数人。可是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一切问题上指手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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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不了国学大师的症结在于胡适的流毒不清?请诸君看《读者》所刊一文:

“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年登上寿,而驾鹤西归,在民间可谓是喜丧。然而,一群无良媒体,不顾季老生前坚辞国学大师称号,依然无耻地称逝者为“国学大师”,这不仅是对季老莫大的侮辱,更反映出某些媒体从业者失去基本道德底线之后穷凶极恶的心态。他们的丑恶表演,给季先生的喜丧抹黑。

当代中国,一个最突出的症结是知识问题民粹化。孔子说惟上智下愚不移,知识本来只能属于少数人。可是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一切问题上指手划脚。大多数人还不明白何谓国学,就忙不迭掷地把“国学大师”的帽子戴到季老的头上。知识问题民粹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006年上半年,人大国学院联合百度、国学网举办的国学大师评选,选出来的十位“国学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郭沫若、冯友兰和和钱钟书。国学大师的评定问题,本来只有专业人士才有资格置喙,可是现在主办方竟要通过全民普选确定名单,除了供人娱乐,不能有别的任何价值。比如胡适,对国学完全是门外汉,他的学问非常差,正因为不懂中国文化的精义,才会提倡“全盘西化”。又比如梁启超,他的学问比他老师康有为差太远了,正因为学问差,没有真正安身立命的思想,这才一辈子多变。其余像鲁迅、蔡元培的学问,都很一般。而真正的国学大师,比如康有为、钱穆、潘光旦,这几位都根本不会入选。然而,媒体要的是热闹,大众要的是娱乐,学问云云,又值多少钱一斤?

季老毫无疑问是一位学术大师,但季老所研究的问题,与国学完全无关。称呼季老为“国学大师”,是对季老一辈子所从事的印度学研究的否定,是对逝者莫大的侮辱。季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一辈子过着纯粹学者所应该过的生活,他在印度学研究领域做出非常多开拓性的工作,称之为学术大师毫不为过;季老对传统文化有着文化托命人的自省意识,对于五四以来全盘殖民化的文化路向有着深刻的反思,然而,季老终究不是国学研究学者,当然更不是媒体希望他做的所谓“国学大师”。即使撇开研究领域的问题,我们也应看到,在新文化运动开创了新的学术传统以后,随着老辈学者的日渐凋零,中国已经没有国学大师,也不可能产生国学大师。这是因为,“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开创了反国学的风气,在此风气笼罩中国学术界之日,国学便永无出头之日。

然则胡适所开创的风气究竟为何,又是如何影响到国学的发展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先得对何谓国学,有一明晰的定义。

国学之称,本不恰当。盖国学过分强调了与西学之别,不知西学亦有今古之别。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学,其实与西方古典之学“百致而一虑,殊途而同归”。当国学还被称为中学之时,冯友兰先生就指出,所谓的中学与西学,其本质是传统之学与现代之学的分别。故概乎言之,国学即中国传统之学,其治学目的,即横渠四句教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国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就内而言,是通向人的心灵,使人心向善;自外而言,国学是一种制度设计,它所寄托的是大同之世、太平之世的理想。这些,其实与西方古典哲学的目标完全一致。它们都是形而上学的,而非科学的知识体系。

而胡适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却是以科学化为其根基的现代之学。中国传统学问,总是指向世道人心,而胡适以降的学术传统则反是。今日中国,每年产生几千吨的学术论文,但这中间究竟有多少有益于世道人心?教授们的高头讲章,都是一些“浅入深出”的所谓“学术成果”,而这些成果只能供教授们在小圈子里娱乐,其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产生今天这种尴尬的情形,胡适不得不任其咎。当年,胡适花费极大力气,考证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便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然而平心思之,这种考证真的有价值吗?荀子说,有一些所谓的“知识”,“不知,不失为君子,知之,不免为小人”。如果一门知识不能让研习者通向高贵,习成君子,这门知识的价值就是极端可疑的。科学的本质是工具理性,把人文学科科学化,使得一切知识都得追求“有用”,最终是人类无灵,信仰丧失,人心干涸。同时,学术变成了很多教授学者的饭碗、门票,却完全与生民无关。学术界如此缺乏圣贤气象,能产生大师吗?

胡适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知问题亦有小大之辨。中国传统之学,讲究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到了胡适这儿,却变成了他自诩的“考据癖”。这同梁启超所提倡的“窄而深”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其实人文学科窄了绝不能深”。他说:“自然科学,愈分而愈精。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后者是前人之成绩,今人可学而接受之,而更自此向前。前者如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绘画、音乐、雕刻诸艺术,都不能说通晓了前人的,接受了以前成绩再前进一步。人文学科只求能懂得,慢慢地吸收、消化、汇通,却并不能继涨增高。进入大学中,学人文学科的学生,最理想是懂得前人的,却并不能要他定要再进一步,超过前人。”(钱穆:《从西方大学教育来看西方文化》)今天学者普遍不读元典,单会用胡适的“科学方法”去写论文,只重材料,不重自身思想修为,其于国学,本未能懂,更不能通,在此种情形之下,又安能有国学大师出现?

胡适倡导的学术,还有一个口号叫作“整理国故”。其含义是用西方之理论解释中国固有之材料。一方面,鲜活的中国传统学问,被他武断地宣判死亡,成了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只有“材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认为只有西方的理论才是惟一的真理。时至今日,以西方理论来套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学界研究的最大宗。比如,史学界说中国先秦时期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不知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西方那种封建经济,中国的封建是封土地、建诸侯,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形态。文学界放着《文心雕龙》这样伟大的理论著作不去使用,却用各种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其得出的结论,大概除了变成书店的滞销书,以及帮助作者评上职称,不能有别的价值。当大多数人跪在西方文明面前之时,要求这当中出现一些国学大师,岂非痴人说梦?

在学术界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的学术已经步入歧途,没有彻底反思胡适学术传统的危害之前,要求中国出现国学大师,大概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

鄙人在此不作评论。不过论点的确值得斟酌。难道是胡适害了中国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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