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转)续

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杜车别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he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

(1)重学(2)借资(3)格物穷理之学(4)度学(5)数学(6)视学(7)吕律学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政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

(1)《勾股义》(2)《圆容校义》(3)《浑盖通宪图说》(4)《泰西水法》(5)《几何原本》(6)《坤舆全图》(7)《简平仪》(8)《浑天仪》(9)《天问略》(10)《同文算指》(11)《敬天实义》(12)《畸人十篇》(13)《七克》(14)《自鸣钟说》(15)《望远镜说》(16)《职方外纪》(17)《西学或问》(18)《西学凡》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

(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3)合用分方分圆尺(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5)规矩(6)有两足规矩(7)三足规矩(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10)画铜铁规矩(11)画纸规矩(12)作鸡蛋形规矩(13)作螺丝转形规矩(14)移远画近规矩(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16)螺丝转母(17)活锯(18)双翼钻(19)螺丝转铁钳

(四)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

(1)柱分长柱(2)短柱(3)梁分横梁(4)侧梁(5)架分高架……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六)列举动力二十九种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

……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顾炎武有诗名《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他为反清事业奔波一生,虽无力回天,也誓死不愿和清廷合作,这诗里愤懑难平之意,溢于纸上,可见其心志。

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够为“民族团结”卖命效力。这样想是无知加无耻的结果,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他们反抗满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些观点相当透彻,现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壮烈殉国;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残暴凶虐,达于极致。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禽兽。

一些亲历满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其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灭。看见有人指摘满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后专制的丑态,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咆哮恫吓不已。在这些东西的荒谬头脑里,似乎为满清空前绝后的种族屠杀的暴行极尽掩盖辩护粉饰之能事,为满清极端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其无耻程度,昏聩程度,确实登峰造极。莫非他们以为现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满清愚民专制之天下?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满清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满清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禽兽政权,就应该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满清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在明末反抗满清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同样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的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满清爪牙鹰犬,为异族效命卖力,倒行逆施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满清屠城迁海文字狱等空前绝后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朝灭宋的时候,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方却没有受到蒙古大军的屠杀破坏,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本身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有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清朝,完全沦落为清朝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手可拾的,由于明代留下的优越条件,明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经开辟的和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世界同步发展,想不领先于世界都困难,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满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统治下,所有的机会都化成泡影,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哪怕前进一小步都不行,甚至连明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已经获得的进步,也几乎全盘丧失,全面倒退,这种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毁灭的时候才可以相比拟。

有些人说,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明末的战乱,统治真空其导致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明朝比清朝优越,这样的说法根本谬误,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绝对不是什么战乱导致的结果。

希腊和罗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野蛮民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是生活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否则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贫穷饥饿相伴,战乱始终的非洲,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思想家的产量最高的地区,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满清的万马齐喑,人才禁锢,稀少,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的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

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相比,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已经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末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比,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们激动的浑身觳觫战栗,屁滚尿流,颂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我把你的祖先象猪羊一样屠宰,牛马一样驱使,你反倒匍匐在地,为我歌功颂德!”

康熙五十三年朝廷多次下令禁书,并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大清律例》)此后,在雍正二年,乾隆三年,乾隆十八年,乾隆十九年,嘉庆七年,嘉庆十五年,嘉庆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和同治十年,满清政权不下十余次的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书,查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及时间之长,都为世界文化史上所绝无仅有。

大明朝的御史可以记录下皇帝和太后吵架。

大明朝臣工可以反对皇帝的决定。

大明朝皇帝和朝臣的庭议被印上报纸全国公示。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是精神和尊严之魂。我们当今高谈振兴中国,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首先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敢面对,连自己的过去都要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抹杀篡改,我不知道这样的“振兴”是要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往何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希望这只是龚自珍的一句警言,不要真的成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性悲剧。我们只有首先具备了一个健康的心态和民族魂魄,国家

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为正国需先正其史。

我们暂且不去说当今中国人还有多少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做人济世之德,也不说还懂得什么老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大智慧,更不必讲佛家的“慈悲”心肠,但说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已经被破坏的惨不忍睹了――春节燃放烟火成了“污染环境”;清明踏青祭祖成了“丑风陋俗”;端午祭拜屈原成了“迷信活动”;元宵外出赏灯成了“不安全隐患”、中秋回家团聚成了“旷工偷懒”……我们一切的文化传统都被无视践踏,弃如弊履了!相反,在短期利益效应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洋节洋俗、卡通韩剧摇荡着中国人的每一根神经末梢,过完了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再过官方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九月十日教师节、十一国庆节、(西历)元旦、……。从国家法令上看,没有关于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乞巧节、重阳节、腊八节、孔子诞辰、释迦牟尼诞辰、老子诞辰等等的法定节日规定,只留下一个春节,还要提倡移风易俗,尤其是禁放驱邪禁恶、宣泄情绪的鞭炮。

现代中国,是一个全盘西化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世界弃儿。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在满清的禁毁、无知者的自暴自弃中都消逝了。我们唯一能骄傲的,是那世界都不承认有5000年的历史(有史可考的只有3500年)。我们这些有着傲人传承的后代们,到今天,却只能学那阿Q精神来自我满足,真的只是满清禁毁的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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