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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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杜车别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杜车别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通几护质测之穷。”“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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