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事件前奏---李鸿“匪谍”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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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李鸿的遗像上方端悬着孙立人亲题的挽幛“精忠报国”。其中孙立人挽联云:六十年亲似弟兄,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 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1955年8月,孙立人被诬为与郭廷亮“匪谍”案有牵连,被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随后,蒋介石罗织罪名,使“台湾的王牌”孙立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张学良,被幽禁长达33年之久。其实,早在1950年6月,蒋介石为稳固统治地位,削弱孙立人这个异己分子的权力,就炮制了李鸿

李鸿的遗像上方端悬着孙立人亲题的挽幛“精忠报国”。其中孙立人挽联云:六十年亲似弟兄,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 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1955年8月,孙立人被诬为与郭廷亮“匪谍”案有牵连,被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随后,蒋介石罗织罪名,使“台湾的王牌”孙立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张学良,被幽禁长达33年之久。其实,早在1950年6月,蒋介石为稳固统治地位,削弱孙立人这个异己分子的权力,就炮制了李鸿“匪谍”案。


立身许国 效命疆场




李鸿,原名李凤藻,字健飞,1904年1月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城外李家大屋一户世代务农的农民家庭,幼年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蒋氏私塾去读书。李鸿生性沉静,敏而好学,塾师教过的书文,他从不大声朗读,一个人静静地默诵数遍,即熟记在胸。15岁那年李鸿因家境日困,被迫弃学帮助父亲种田。1925年7月,李鸿赴广州投奔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师任秘书长的表叔杨觉庵,被介绍考入中央警官学校,他一面勤勉地学习功课,一面努力探求救民于水火的真理,他最服膺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这年底,李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警校,1926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工兵科,1927年7月,李鸿从黄埔军校毕业,到南京陆军教导师学兵营任班长,9月随部在南京外围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激战于龙潭车站,随后参加了第二次北伐,因作战勇敢,立有战功。


1928年11月,李鸿在陆军教导师学兵营当班长时,孙立人是排长。李鸿练兵重视单兵训练,对每个士兵的战技培养和基础教育十分注意,经常带领士兵越野行军和实兵对抗。孙立人对此十分赞赏,加上两人志趣相近,初交即十分相投,自此开始了李孙之间的友情。1930年,孙立人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即调李鸿为第四团一营机枪连连长。1933年,李鸿随部参加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对部属反复讲:“老百姓承受不了内战的苦难,你们不应该牺牲在这个战场上。”因此在“围剿”中该


连战


功最少,于是一个传言不胫而走:“李连长贪生怕死。”说的人多了,连孙立人也开始对这位相知甚深的下属在战场上的表现产生了疑惑。


1937年,李鸿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他率机枪连在刘家宅阵地争夺战中十几次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在负伤的情况下仍率部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为此,孙立人感慨地说:“我对李鸿的认识太浅了,以往对不起他的地方太多了。”孙立人在升任税警总团第二支队少将司令一职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升任李鸿为少校营长。在税警总团退守苏州河后,孙立人所属第二支队在河的南岸至丰田纱厂一带布防,李鸿率领一营为全支队最前沿,阵地曾经两次失守,李鸿两次反击夺回。第三次日军占领桥头堡,当孙立人亲自带领敢死队和李鸿一营官兵准备向桥头堡发动冲锋时,被敌军炮弹击伤,倒在血泊中,李鸿当即命令号长苏醒和机枪连连长胡让梨背孙立人脱离火线,自己端着冲锋枪殿后掩护。孙立人被送到后方医院紧急救护脱险后,孙立人与李鸿成为生死之交。



1938年3月在湖南长沙组建了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孙立人任总队长,他首先想到的部属就是李鸿,于是,李鸿、刘放吾、唐守治、陈鸣人等相继归来。8月,缉私总队驻防贵州独山、都匀一带整训新军,李鸿任第二大队中校副大队长,驻防独山。1939年春,李鸿任独山行署干部教练所上校教育长,同年冬调任都匀缉私总队干部教练所第四任教育长。1940年,正式恢复税警总团建制,孙立人任总团长,李鸿任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主持日常训练和教育工作,他将孙立人“义、勇、忠、诚”的建军思想通过教练所培训的渠道,由受训的军官和骨干带到部队中去,使税警总团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1942年春,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李鸿任一一四团团长,进驻缅甸与盟军并肩抗日。仁安羌大捷后,5月中旬孙立人率一一四、一一二团向印缅边境撤退,李鸿和他的一一四团在万分困难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到达印度,军容整肃方面居首。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孙立人任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仍任一一四团团长。1943年3月,中国驻印军以印度列多为前进基地开始反攻缅北。李鸿率领一一四团在缅北野人山、于邦、孟阳河、孟拱等地长达一年半(1943.3―1944.8)的艰苦作战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屡建奇功,深得孙立人信赖。蒋介石原定任命副师长唐守治为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闻讯后向蒋介石力争,终于说服蒋介石收回成命,于1944年8月改派李鸿为新三十八师少将师长。


李鸿接掌新三十八师后,于10月中旬由密支那挥师沿密支那至八莫公路推进,12月占领八莫,1945年1月攻占芒友,3月克腊戍,打通了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在缅北战场的岁月中,孙立人与李鸿常常一起指挥、并肩作战,配合的得心应手,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两人在盟军中也威望日隆,孙立人被誉为“东方隆美尔”,李鸿也被誉为“东方蒙哥马利”。


应召赴台 莫名被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李鸿率新三十八师进驻广州,1946年2月下旬,李鸿与新三十八师奉令从九龙登船开赴东北葫芦岛参加内战,接着便开始经沈阳北进。5月,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先后占领四平、长春、吉林、德惠等地,和人民解放军隔松花江相望。孙立人兼任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官,李鸿兼任吉林城防司令。由于国民党军内部派系纷争,1947年4月,在杜聿明一再进言下,蒋介石免去了孙立人新一军军长职务,李鸿任副军长。5月,李鸿接替孙立人兼任长春警备司令。任务交接完毕,临行前李鸿对孙立人说:“新一军不可一日无仲公(孙立人字仲能),健飞已去电南京,请求面见蒋委员长,呈述新一军将士们的意见,如不被采纳,健飞愿与仲公同进退,辞去军职回乡经商。”孙立人说:“不可,草字头(蒋介石)之成命,未闻有收回之先例,你何必有此一举。新一军可以没有立人,但不可一日无三十八师,你要好好带领它。”


1948年,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郑洞国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指挥李鸿的新七军、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和兵团直属部队共近10万兵力,死守长春,李鸿兼长春警备司令。进入10月,新七军官兵得伤寒病的很多,李鸿自己也不幸感染了伤寒,一病不起,只好将军务交给副军长史说负责。10月15日,锦州范汉杰集团被全歼,长春告急,孙立人上书蒋介石请求派飞机将自己空投长春,亲自带领新七军突围,他还致电李鸿:会带新训练的部队来长春接应他。李鸿非常感动,他致电孙立人:“锦州已失,沈阳危在旦夕,切不可来长春。”17日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当晚郑洞国赴新七军军部探望中将军长李鸿,相对黯然。19日,新七军和郑洞国率领的第一兵团部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20日夜,李鸿等人经吉林前往哈尔滨。在哈尔滨,李鸿在人民解放军所派专门医生和护理人员治疗下,伤寒病很快痊愈。此时,李鸿十分想念被他视之为兄长的孙立人,在得知孙立人曾经上书国防部,力主恢复新一军番号,并在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收编原新一军散失和被解放军遣还原籍的将士,重整新一军的消息后,李鸿为他这位不谙政治的老上司担心了,不自觉地在纸上写下了杜甫《梦李白》的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1949年1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愿意回原籍的遣送回原籍,根据本人志愿,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潘德辉等40余人,陆续送回原籍。临行前,李鸿就有重返国民党军队的想法,郑洞国劝他说:“尽管你因病没参与长春投降,但蒋公为人,心胸狭窄,恐怕不会理解和容忍原谅的。”但李鸿去意已决,与郑挥泪告别。6月中旬,东北解放军签发了李鸿返回湖南的证件并发给路费。7月初,李鸿回到久别的故乡与亲人团聚,住在长沙北大马路寓所“健庐”。在长沙,李鸿写信给袁子琳,仍想追随老长官孙立人。经报告孙立人后,孙立人又亲自请示蒋介石:“委员长,可以让他们来台湾吗?”蒋介石思索一番对孙立人说:“可以让他们来台,再任军职。”


随着炎夏的到来,解放军已进驻长沙东郊一带,而蒋介石仍下令陈明仁死守长沙,并布置军警特务在长沙逮捕杀害进步人士和学生。为避免卷入一场即将来到的政治漩涡中,李鸿离开长沙,回到老家湘阴县李家大屋居住。就在李鸿回到湘阴不久,在台湾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的孙立人,派少校参谋葛士珩持他的亲笔信来到长沙寻访李鸿。听说李已回到湘阴,便跟到了湘阴,向李鸿面呈孙立人亲笔信,请其去台。


1950年2月3日,李鸿与夫人马真一携女儿哈生,在长沙上了北京到广州的火车,到达广州后即赴香港,在香港等待去台。5月,孙立人派原新一军副军长贾幼慧赴香港,将李鸿和夫人接到台北,并设宴为其接风。不久,彭克立、陈鸣人、曾长云也先后从大陆赴台投奔老长官孙立人。李鸿到台湾第二天,孙立人即带他去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李鸿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态度极为亲切,他说:“现有两个考虑由你选择,一个是准备筹建一支光复大陆的新军----成功军,你去当军长;一个是军校校长,孙总司令说你长于训军,你去当校长。这两个考虑你三天内答复。”据袁子琳回忆,李鸿见过蒋介石之后,曾对他说:“总统很客气,还问我贵庚呢。”当时,孙立人已任命陈鸣人为陆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少将处长,彭克立为二○六师少将副师长兼任团长,曾长云为三四○师步兵团团长。


然而6月间,蒋介石不仅违背了诺言,还下令将李鸿和夫人马真一逮捕投入监狱。6月至9月间,与李鸿先后至台的新三十八师将校级军官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潘德辉、胡道生、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孙蔚民、刘益福等17人陆续被捕入狱。孙立人立即晋谒蒋介石,为旧部求情,愿以全家的性命保李鸿等人,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李鸿等先在台北青岛路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押了8个多月,接受个别审问,不久,又被移押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4人以“匪谍罪”立案,马真一、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潘德辉以“知情不举”连坐。第一次审问的内容是长春放下武器的经过,第二次审问则指定交代经过“解放团”训练,并受中共派遣来台从事策反孙立人活动的情况。在保密局看守所,李鸿、陈鸣人受刑最重,坐老虎凳、鞭打、刺手、槌腿,每次受刑时间长达8小时,他们两人最后一次受刑时间长的达12小时之久。曾长云比李鸿、陈鸣人受刑次数稍次之,其他人至少被鞭打两次,但李鸿等人至死不认罪。


孙立人对李鸿一案十分关注,他在“国防”会议上声明:他的干部如对国家不忠,就判死刑,不然就应该释放,不可另生枝节。然而军法局无法结案,因为李鸿案是一起牵连很广的大案,无论如何也不能无罪释放,否则总政治部无法交代。1951年三四月间,李鸿等4人被移押到台北延平北路保密局看守所,1952年冬,又被送往桃园县南嵌保密局“别馆”监狱。



蒋介石原想通过李鸿案拿到他们策反孙立人的证据,结果落空了,只好另谋出路。1955年5月,孙立人旧部郭廷亮被捕,经过毛人凤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郭廷亮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间谍”,到台湾是搞“策反”的,于是8月孙立人被免职、幽禁,蒋介石终于达到了目的。1956年9月29日上午,郭廷亮被判处死刑,随后被蒋介石赦免为无期徒刑,下午李鸿案的胡道生、潘德辉、马真一等13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0年、7年有期徒刑。

李鸿自1950年入狱后,经过长达4年多不杀、不放、不审也不判的岁月,直到1955年孙立人被诬陷的时候才移送军法单位进行侦查。1958年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4人再移押至桃园龙潭卧龙山庄囚禁。此后,李鸿等4人从未经过任何军法开庭审判,也未收到任何起诉书、判决书。直到1968年7月,李鸿等4人才收到“国防部”公字第32号裁定书,以叛乱罪提起公诉,李鸿被起诉的理由是:1948年“弃守长春”,在被释放后又接受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示来台,策反国军高级将领孙立人,掌握兵力以备策应解放军攻台。该裁定书还称: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匪谍”一案,因被告患病不能出庭,自应停止审判。同年11月,李鸿等4人又收到“国防部”裁定书,说明:李、陈、彭、曾等犯因病停止审判,依据军事法条款,延长羁押期2个月,现延长期届满,本部认为有继续羁押的必要,依军事审判法有关条款,继续延长2个月。一直拖到1971年5月,终于对李鸿等4人进行最后判决,7月14日宣判,判决书称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各处无期徒刑。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台湾“行政院”颁布减刑令,李鸿等4人被减刑为25年有期徒刑,而李鸿等4人已坐牢25年,于是“国防部”又发了一纸减刑裁定书,草草将李鸿案了结,以“怀刑忏悔,衡情尚可悯恕”为由,于1975年7月14日将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4人释放。


晚年凄凉 含冤离世


李鸿出狱后成了一病容憔悴的瘦弱老人,夫人马真一和儿子李定安把他从卧龙山庄接到屏东家里。闻讯而来的部属看到李鸿将军如同隔世,泪水洒满这些铁石男儿的衣襟,大家在一起谈到李鸿案和孙立人案,无不义愤填膺。李鸿案判刑17人,孙立人案判刑35人,两案先后株连达120余人,受酷刑达数十人。许多人出狱后晚景凄凉,有的终身残废,有的住进了敬老所,有的扫大街甚至卖血维持生计,有的家庭因此妻离子散。


陈鸣人亦由家人接回家中,于1984年2月7日在台逝世。彭克立、曾长云在台湾无家,被当局送去台北市中和敬老所,过着形影相吊的晚年生活。幸有在台北的袁子琳、潘德辉等印缅战场的好友经常往来探视,聊解寂寞。1986年曾长云病逝。


1987年李鸿在家中突患中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生活不能自理,说话和手足功能尽失,住进了医院。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3月孙立人恢复了自由,他与旧日战友见面时,总是一再询问李鸿的近况如何。当他得知李鸿已瘫痪在床时,即表示要亲自前往屏东探望,怎奈健康已不允许步履艰难、体衰气弱的90岁老人长途跋涉远去屏东。


4月中旬,彭克立回大陆湖南长沙定居,临行,双手捧着曾长云的骨灰盒走上飞机,他要完成曾长云的临终遗愿,把他的骨灰送回故乡湘乡安葬。这时,李鸿病情日危,有人到台中看望孙立人,将李鸿卧病和彭克立上飞机的照片给这位老人看,孙立人泣不成声,悲愤欲绝地说:“李鸿他们何罪,一关就是20多年。他们长年征战,立了那么多战功,竟一笔抹煞,公理何在?”接着又连声说,“是我连累了他们,是我连累了李鸿,我为什么要召他们来台湾呢?我竟然相信了蒋介石的承诺!”



1988年8月15日,李鸿在屏东医院辞世,终年85岁。在那段日子里,孙立人心中好似有心理感应,日夜坐立不安,一再询问:“健飞有什么不对了吧?”当噩耗传来,孙立人因过分的悲恸,数日来不时念着李鸿的名字,喃喃自语,叹息不已,连续3日食不下咽。

9月3日下午1时,在台南屏东市阴雨绵绵中,李鸿的追悼会正在进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李鸿将军生死与共的旧日战友,有的是税警总团的代表,有的是新三十八师的代表,有的是新一军、新七军的代表,有的是黄埔校友,更多的则是与李鸿先后下狱和因孙立人案株连的台湾军界精英。孙立人是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因身体和精神状态不堪负担更大的悲愤,在众多部属的劝说下,由他的长子孙安平专程从台北南下屏东,代表他参加丧礼。


灵堂正中鲜花簇拥着李鸿的遗像,遗像上方端悬着孙立人亲题的挽幛“精忠报国”,铺天盖地的挽联,字字血泪,发自心声。其中孙立人挽联云:


六十年亲似弟兄,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


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大厅中还悬挂“国防部长”郑为元、“参谋总长”郝柏村、“陆军总司令”黄幸强、“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等党、政、军界要员的挽幛。这时,自绿岛赶来参加公祭的孙立人事件的关键人物郭廷亮,一字一泪地诵读了他写给旧日长官和狱友李鸿的祭文,道出了李鸿“匪谍”案与孙立人事件的内在关系:


其实,公(李鸿)及我等,均被列名在“O一四计划”之中,是当局要整肃的对象。公职位较高,先被暗中拘捕,我等在四十四年,始遭大肆逮捕,先后均以一个模式:炮制“匪谍案”,表面上是不同个案,其实是一脉相承。因公及我等,都被圈入孙将军的嫡系干部,而孙将军又坚持“军队国家化”。不予排除,势必阻碍家传。我等遂成为孙将军被排除之代罪羔羊!天呼!命耶?


回忆在民国五十三至六十四年期间,亮有幸,与公被关在同一黑牢----桃园卧龙山庄。小室共囚,长达11年,朝夕相谈,肝胆相照。因而得知,公虽因孙将军之故而获罪,心安理得,死而无憾。正为亮及其同案受刑人,甘愿追随孙将军,虽暗淡一生,亦终生不悔!拭目以观今日之军政领袖,能有几人具有孙将军之正直气质?则我等之执着终生,又何憾之有?


郭廷亮的悼文说出了李鸿及孙立人案受牵连的数百人的共同心声,灵堂内外悲愤的情绪达到了极点,许多老人相拥而泣,不能自己。台湾各家报纸竞相报道公祭会的消息,人们纷纷上书请求为李鸿、孙立人案洗雪沉冤,讨还公道,一时间震撼了台湾岛。在平反冤狱的呼声中,1988年10月,李鸿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他的骨灰由其夫人马真一带回大陆,安葬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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