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黑帮的日子是天堂还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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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校内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帮派—— 贵州帮、重庆帮和海南帮。我所在的班级贵州籍同学较多,成了贵州帮的据点之一。常听到一些打架新闻,但伤亡事件似乎极少。往往像远古时代那样前歌后舞,双方摆开阵势展示一下人马和兵器,叫骂几声,弱势的一方自动退缩。最血腥的一次是一兰州同学手执利刃偷袭某帮帮主得逞,致人住院,被校方开除。据闻该生第二年又考回本校。当年的帮派成员毕业后大多成了企业家和厂长经理,混得人模人样。 来到广州工作又发现许多帮派,例如火车站一带,先是新疆帮的地盘,后来被东北帮赶跑,东北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校内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帮派—— 贵州帮、重庆帮和海南帮。我所在的班级贵州籍同学较多,成了贵州帮的据点之一。常听到一些打架新闻,但伤亡事件似乎极少。往往像远古时代那样前歌后舞,双方摆开阵势展示一下人马和兵器,叫骂几声,弱势的一方自动退缩。最血腥的一次是一兰州同学手执利刃偷袭某帮帮主得逞,致人住院,被校方开除。据闻该生第二年又考回本校。当年的帮派成员毕业后大多成了企业家和厂长经理,混得人模人样。




来到广州工作又发现许多帮派,例如火车站一带,先是新疆帮的地盘,后来被东北帮赶跑,东北帮又被湖南帮赶跑,再后来湖南帮又被谁赶跑就不知道了,似乎是武警。长三角经济发达之后,以前在广州混的道上朋友大多去了那边。




帮派无处不在,特别在一些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群中,帮派是他们的公共生活和身份来源。既然是身份,所以帮派成员并不躲在暗处。纹身、切指头、墨镜等特别标志是帮派成员的商标,和警服、城管装、迷彩服一样具有辨识功能。帮派成员往往唯恐外人不认识,那样的话工作起来难度大很多。由于帮派都有外在标志,所以“打黑”不难,在重庆那地方不要说一年打104个帮派,打出1040个帮派也不难,比抓隐藏的刺客和犯罪分子容易多了。




打黑不难,难在定罪。帮派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威胁恐吓。一般来说帮派只要威胁恐吓就能达到目的,因为帮派的敲诈金额往往估算过对方的心理承受范围,不至于激烈反抗。高明的威胁止于着装、言论和眼神,避免惹官非。例如经常派一群帮派成员在餐厅吃喝喧哗,把顾客吓跑,即使店主报警,警察来了也束手无策。武汉城管怒目围观摊贩大概是跟帮派学来的,也可能本来就是。




盗亦有道。帮派是人组成的,帮派成员虽然命可能贱点,但也不是草芥。帮派在草创阶段有意无意地靠暴力立威,能壮大到一定规模的帮派都不嗜暴。嗜暴如命的帮派寿命长久不了,暴力风险太高,不是被警方端掉,就是被其他黑帮报复,或者在内讧中垮掉。维系帮派延续需要一些光明正大的理念,同乡、同族、义气、反欺压、反贪官……只要了解帮派理念,跟帮怕派打交道一点也不可怕。




帮派有文化。除非贩毒之类犯罪团伙,一般的帮派比企业更不看重钱财,理念先行。上海清帮、广东洪门、四川袍哥,无论理念还是仪式那都是继承传统而来,典故多多,几乎算个准宗教团体。60年前,致公堂堂主司徒美堂在“开国大典”上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相当于准备给拿破仑加冕的教皇那个位置,只是皇冠未经教皇动手就戴上了。嘲笑“不怕黑社会,就怕黑社会有文化”,那是不了解帮派文化。




主动打击帮派很难收效。帮派是一种有文化有理念的组织,它给政府官员造成很大压力。有帮派罩着,至少工商税务就不敢轻易敲砸勒索,弄不好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前面说了帮派不等于暴力和犯罪,即使抓住把柄定罪某些帮派成员,也难斩草除根。所以相对单干的商户来说,帮派更敢于官逼民反。反抗其他势力敲诈是帮派的专业,他们的敬业精神超过警察和有关系的保安公司。毕竟他们捧的不是铁饭碗。不尽保护义务的话,保护费就会被其他帮派收走。既然难以给帮派定罪,市场需要又帮派的存在,故所以帮派往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帮派的天敌是帮派。主动打击帮派难以收效,那帮派会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一般不会,因为帮派的天敌是帮派。帮派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激烈程度远甚于企业竞争。一山不容二虎,一块地盘容不下两家收保护费的帮派。当一个帮派敲诈过甚的时候,很容易冒出新的帮派取代前者,因为业主会欢迎后者,造成前者收费成本上涨,效益下降,降到一定程度就会撤退或者崩溃。治安差、官员违法乱纪、敲砸勒索也是刺激帮派诞生的外因之一。警察打击黑帮的手法往往是拉一帮打一帮,打击过于嚣张跋扈的帮派,不让帮派势力失衡威胁到警察威信就行。重庆公安局前副局长文强跟帮派头目在街边店吃粉面,比有些局长一起桑拿或者坐飞艇出境开会,那要亲民多了。




警察只需守株待兔,坐等黑帮火并,再顺势而为,即可收到打击黑帮的效果。怕就怕警察贪功,过于积极打击帮派。把多数帮派打击之后,帮派生存的土壤却仍然存在,于是为侥幸留存的帮派腾出坐大空间。假如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大帮派,那政府就真的有危险了。建州女真崛起就是明朝边将熊廷弼贪功,过度打击其他女真部落造成一部独大的恶果,北洋和南京政府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所以主动打击帮派组织,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哪里有禁止,哪里就有帮派,政府禁令往往是帮派的从业指南。政府禁止经营,限制供给,却限制不了需求,于是意味着经营者暴利。美国一禁酒,黑手党就经营贩酒事业。港府一对大陆禁运药品,香港帮派靠偷运发达。大陆一禁赌,帮派就开赌场抽水。全球禁毒,所以贩卖毒品是全球帮派都喜欢的行当。民国的清帮也是源自满清垄断的漕运势力。打击帮派正面打击效果不佳,应当从消除适宜帮派生存的土壤着手。也就是说,要检讨政府禁令。一些危害不大的商业行为就不要再禁了。像美国禁酒令废除之后,黑帮势力随即一落千丈。欧洲一些地方毒品和性交易合法化,也达到釜底抽薪之效果。大陆如果性交易合法化、开放赌禁,帮派活动可能会大减。




身份歧视也是帮派生存土壤。美国的黑帮主要由爱尔兰人、黑人、意大利人、华人、越南人等族群组成,不难看出他们的共性,都是在美国主流人群之外曾经受到歧视的民族。清末流行的帮派也都是由地位地下的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构成。一个人发现正当途径找不到出路,就会寻找另类途径。当一群人发现被社会歧视受,很容易惺惺相惜抱团取暖,加上族群是天然的身份标记,特别容易形成帮派。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圈,帮派往往与同乡组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这个道理。




社会福利是对付犯罪团伙的致命武器。能力是无法用身份来衡量的,即使凭学历和财富也判断不了能力,正所谓“项刘原来不读书”。一个人也许没有建设能力,但是破坏力可能很强。向穷人支付社会福利,提高其生命价值,可以减少他们加入帮派当喽罗的利益动机。帮派头目也许富贵,但帮派的继承制度极不可靠,所以头目总是从基层干起的强人。一定程度的福利是自由社会必须支付的代价。另外NGO服务于边缘群体,同时也是边缘群体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奥巴马就是NGO出身,NGO是帮派的最佳替代品。




帮派爱国更真诚。美国华侨司徒美堂为开国大典站台,香港疍民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偷运药品,改革开放后又率先投资大陆。帮派人士绝大多数属于边缘社群出身,他们格外珍视国家和政府赋予的荣誉,正如身为少数族群天主教徒的肯尼迪荣任总统之后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了什么?”黑人在越战中的大量牺牲赢得美国人民的尊重,约翰逊总统乘势签署《平权法案》。虽然美国还有帮派,但天主教徒和黑人从此在美国黑帮中的比例大幅度减少。




哪里没有帮派?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没有帮派,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没有帮派。美国有帮派,香港有帮派,台湾有帮派,日本帮派不仅有而且规模大影响巨。帮派有组织,但不等于有组织犯罪团伙。帮派虽然作恶,却未必是恶的肇因。帮派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铲除帮派须从铲除滋生帮派的官僚体制着手。且不说中国的革命党、同盟会也脱胎于洪门,不少前帮派分子成为开国元勋。香港铲除黑帮,主要铲除体制内的“五亿探长雷洛”,社会上的帮派分子也就抓了“跛豪”等几个,体现法不责众的原则。霍英东、杨受成、向华强兄弟、邓光荣、刘皇发等数不尽与帮派有染的富豪、民意代表继续活跃在香港商界、政界。港台帮派现在有个堂而皇之的名称叫社团,社团公开化运作对社团成员和社会都有利。




打黑不忘司法程序。重庆一年打出104个帮派,前后抓捕万余人,成绩斐然,但是打黑帮不是目的。重庆60年来一直是共产党的天下,1984年也经历过严打,恢复重庆的法律尊严才是目的。104个帮派不能说没有全冤枉,但是若说重庆一城容纳104暴力团伙,他们之间未免过于和谐。薄一波当年的北方局上司彭真讲过一句话,反映了******的必要性。他说,我参加共产党革命,当年坐了六年国民党的监狱,我在文化大革命坐了九年共产党的监狱。所以不搞民主、法治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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