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皇裕仁广播真相:只字不提无条件投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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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4][/size][B]来源:《中学历史教学》 作者:邱维骥   多年来,中学历史教材坚持着一个定格的评述:“……(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15日他亲自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见于历版及2001年版教材及教学参考书)。这也是国内史学、历史教育界现在仍占居主流的评述,只是在《诏书》名称上较多使用“投降诏书”或“终战诏书”,没有照用教材的《停战诏书》,如“(8月)15日正午,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的侵略战

来源:《中学历史教学》 作者:邱维骥


多年来,中学历史教材坚持着一个定格的评述:“……(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15日他亲自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见于历版及2001年版教材及教学参考书)。这也是国内史学、历史教育界现在仍占居主流的评述,只是在《诏书》名称上较多使用“投降诏书”或“终战诏书”,没有照用教材的《停战诏书》,如“(8月)15日正午,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终以日本天皇的‘玉音广播’正式宣告而结束”(天津《历史教学》1995年第6期廷华的文章)。我执教历史课的大部分岁月里,对以上评述盲目地照本宣科,直到临近退休,才见到《诏书》原文,顿悟以往跟着教材从名称、内容,到历史地位的评论,都错了,对不起学生。现在写此文章,也还含有反省之意。


《诏书》译文


诏书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但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尽管陆海将士勇敢奋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然而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新式残酷的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杀伤,残害所及,殊难估计,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如焚。对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朕至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固非寻常,朕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赖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于世界,此朕所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洲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建设未来,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御名御玺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各国务大臣副署


译文抄自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诏书》的中文初译,登载于1945年8月15或16日国内报纸。


凡评论和使用《诏书》史料写作,不可不了解《诏书》的格式与全文。



1.《诏书》名称正误以上所引日本版8.14《诏书》的格式及文字原样证明,《诏书》的名称就是《诏书》,或可加进时间,名之《诏书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按写作和出版规则,凡使用书名号直接称谓原作名称都只能是如此。


日文版《大本营陆军部》在《诏书》框栏之外,附加题注为“战争终结の诏书”(日文),没有使用书名号,也没有使用引号,表明编者亦未敢以“战争终结の诏书”来取代《诏书》的原名。


当年国内报纸在登载诏书译文时,也都是名之《诏书》,或“日皇诏书”(有的译名“日皇敕书”)。都没有加上评论性的词语于原名。


根据以上史料样本和标准翻译实例,足以证明,教材长期定格的所谓《停战诏书》这一名称错了,成了伪名,理应将“停战”词语从该书名号中删去。


在逻辑上,用“停战”来宣布“投降”也讲不通。“停战”与“投降”在海牙《战争法》中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投降”规定败方向胜方缴出武器,并将战斗人员置于胜方控制之下,成为战俘;而“停战”就没有这些规定,而是双方对等的行为。所以,也不宜使用“停战诏书”或“停战《诏书》”来做8.14《诏书》的名称。


2.对8.14《诏书》内容性质评论的商榷


8.14《诏书》的内容性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应引起重视,有必要仔细弄清楚的问题。国内对该诏书的叫法不尽相同,如“停战~”“终战~”“投降~”,但是,几种叫法都一样地把诏书的内容性质概括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概括很不准确,模糊了8.14《诏书》内容的实质——护皇应变、颂扬侵略、谋图军国之再起。这种概括还麻痹着国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学的警觉。


让我们简述一下《诏书》的背景,并仔细审读一下它的内容吧。


该《诏书》是日本高层文秘与内阁官员的集体作品,日皇裕仁也亲自参与了。1945年8月10日黎明,即日皇裕仁就投降问题的第一次“圣断”(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刚刚结束之后,《诏书》起草就动笔了,用了三个夜晚始脱稿,并曾经秘密交由著名汉学家对文字进行校订,再按日皇及内阁的意见进行修改,才最后定稿。14日正午,第二次“圣断”(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及“四国照会”),紧接着办了三件事,首先由大本营向军队拍发“遵从圣断”的命令,22时,裕仁在议会宣读《诏书》,同时并做的,是由政府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这一过程告诉我们,《诏书》的基调,是第一次“圣断”的精神,因为《诏书》并不属外交文件,所以在第二次“圣断”后并无改动,也就是说,向盟国明确表示无条件投降的态度,是交由政府的外交照会来办的,《诏书》的用意更多更深。

《诏书》是那般精雕细琢,我们对它可不应该粗心大意,而应该认真地、仔细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题和深远用意。


《诏书》自称“朕”,你称“尔等忠臣良民”,尊卑分明,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即专为天皇发号施令的格式之一。《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作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四国。


《诏书》分明贯通一个用词原则:讳言“降”字。对投降之事,以只可意会、不可明言的态度处理,极精简而淡化地讲了一句:“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说,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诏书》这种态度至少反映出两层意图:一是维护天皇的面子,因为日本有“生不受俘虏”的圣谕律令。二是以“内外有别”,两副面孔的态度,以外交照会向中美英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时以《诏书》向日本军队和国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层意图尤为重要。


《诏书》仍在颂扬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这些诏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


《诏书》并没有承认战败,草稿中先写的一句“战势日非”,定稿时还根据陆相阿南执拗主张作了修改,改成“战局未能好转”。《诏书》的死不认输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看!日皇是为了挽救人类之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者也。似乎是一份在没有败的情况下接受公告的“文告”,连日本也有学者以批判态度指出这份诏书通篇找不出一句“败了”的话。


更有甚者,《诏书》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只承认“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此种说法的意思是诏告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四年战争的时局。日本早就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自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成为“地方政府”,尤其在扶持汪伪政权登台以后,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而离间分化地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中共军”。这等于说:抗日的中国已经灭亡了,只有与日本亲善的汪伪“中国政府”存在,日军只是在与抗日的地方军队作战。日本的这种欲亡我中国而不能,便闭目呓语以自欺的心态,又一次在《诏书》中暴露出来。

《诏书》大念忍字经,对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别国和本国人民造成的劫难,并无一分罪己自责,反而为被迫放下屠刀后的处境,大讲“忍其所难忍”。为什么日本至今未能效学德国有所反省?《诏书》的忍字经是起着作用的。


《诏书》逐层深入之后,亮出中心主题,诏告臣民对天皇保持“赤诚”,“维护国体”,“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而且要将此誓言“子孙相传”。所谓国体之精华是何物?分明指的是天皇统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是军国主义传统。这一中心主题,是天皇统治的根本,一是照惯例强调,更因为中美英苏四国8月11日致日本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根据波茨坦宣言,将依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后,即将被剥夺皇权,暂留皇位,以后前途未定,有待国民选择,所以,赶紧利用颁布《诏书》的机会,使用“誓必”的重词,诏告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其谋划之深远,非同一般。


啊!如此《诏书》,讳言战败,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发誓要发扬天皇国体的“精华”,难道不正是一篇十足的“护皇应变诏书”吗?我们岂能误将“地雷”当“西瓜”,竟将人家用于国内做善后思想工作的皇国史观的纲领文件,当成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的标志文件呢?


真正的正式和有效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标志,不是8.14《诏书》,而是1945年8月15日7时(重庆时间)发布的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的公告。


三 对《诏书》历史地位评论的商榷




这一商榷是本文的核心,要辨明白一桩重大的历史是非,究竟是谁真正主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争的终结?


处理任何事情,凡涉及双边或多边,有效的宣布就只有一次,何况乎是大规模战争的终结?这一次有效的宣布究竟操在谁的手里?当然只能是操在对事情起主宰作用的权威力量(通过它的代表)的手里。这既是生活法则,也是国际惯例。


只需认真核对史实,就不难明白,是中美英苏四国公告,主宰了战争的终结,也主宰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有效宣布。

请看《四国公告》(资料):


“(1945年8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一版头条报道)


(中央社讯):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是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


‘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照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以及关于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八月十一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送致的复文,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


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敕令。


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需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种命令。’”


这份公告,是由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经过约定,在完全相同的时刻,分别在各自首都(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公布。


同一时刻,贝尔纳斯代表中、美、英、苏四国,向日本照会(经瑞士)指示“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指示正式投降步骤。


同时,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向东京广播,并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命令日军“立即停止开火”,并通知日本“盟军将奉命停止开火”。


同时(华盛顿时间8月14日下午7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


“我在今天下午,曾接到日本答复美国务卿十一日致日照会的覆文。我认为这覆文是完全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覆文中并没有附带条件。现正准备尽速正式签订投降书。麦克阿瑟将军已被任盟军最高统帅,以接受日本的投降,英苏中都将遣派高级将领参加,同时盟国各武装部队已奉命停止采进攻行动,等到正式签订投降时,就要宣布对日胜利日。”


英国伦敦也广播了首相艾德礼的讲话,莫斯科广播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讲话,重庆广播了蒋介石的讲话。


四国公告一广播,反法西斯阵线各国民众欢腾喜庆,战场前线士兵跃出战壕,欢呼胜利,全世界都欢庆战争终结时刻——1945年8月15日7时整(重庆时间)的到来。


此时此刻,日皇裕仁的8.14《诏书》还属于日本的核心机密,并没有作为外交文件送达四国,在其投降照会中也只提到“天皇陛下已颁布敕令”,并没有说颁布“《诏书》”,这也就是说,《诏书》连向盟国表示投降的作用也没有发生,发生这种作用的文件是日本交来的照会,而照会也是秘密送达,需要获得盟国的允准之后,才能在双方生效。事实上,在8月15日7时之前,战事仍在发生,美国轰炸机仍在空袭日本。所以,无论《诏书》或日方照会,都谈不上公开“发表”或所谓“宣布”,都没有资格被当作公开宣布日本投降、结束战争的标志性文件。

至于《诏书》的广播,如果用它来“宣布”投降,更是“马后炮”,它相隔四国公告整整四个小时。战争已停止四个小时,再由日皇来广播“终战”?!难道将四国公告和四国领导人的讲话作废?!这岂不是天大的荒诞!


还不要忽略,对敌国的投降表示,审查真伪,核对目标,主持有效的宣布,下达双方停战命令,结束战争,乃是战胜国的权利、荣誉和力量的显示。意大利投降是由盟军宣布的,德国投降也是由盟军宣布的,而且“宣布”了两次,第一次为演习,第二次为正式。因为第一次是在艾森豪威尔总部(法国兰斯)签署降书后宣布,斯大林很不满意,经过交涉,又在柏林由苏军元帅朱可夫主持签降仪式,莫洛托夫广播讲话作了宣布。可见,“宣布”权是何等之重要!积累了前两次的经验,所以,才有了中美英苏四国同在一个时刻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历史壮景。


活生生的历史总是因因果果,终归善恶有报。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诏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战争怎样进展?怎样终结?可就由不得他了。他曾下诏派特使请求苏联帮助调停,吃了闭门羹,又下诏向盟国送交有条件投降的照会(以保留天皇统治权力获得明确保证为条件),又遭盟国的覆文否定,覆文重申无条件投降原则,于是,被迫再次下诏,发出无条件投降照会,翘首企盼着中美英苏的批准和宣布。这就是日皇裕仁在终战剧情中所担任的次要角色的历史位置,他连“发表”和“宣布”投降的资格都没有了,他的《诏书》只在通告“圣断”、在国内下达,“玉音广播”只是在投降之后,盟军占领来不及到位的时候,作最后一次皇权的示威罢了。


所以,8.14《诏书》广播一公开,其内容大大使人意外,自然受到舆论谴责,于是,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于1945年9月2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发表了9.2《诏书》——这才可算是一份“投降诏书”,原文是:


“朕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御名御玺。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印)。”(摘自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


日本天皇裕仁终于公开发表俯首降伏的9.2《诏书》。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8.15《四国公告》,不提9.2《诏书》,却竭力提高8.14《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の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可恶可笑。但是,另外令笔者多年不解的是,为什么我国的教材和许多历史著作,也跟着抬高8.14《诏书》和“玉音广播”的地位呢?


哦!我们打赢了战争,还没有打赢史学和历史教育。


注: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见于1945年8月、9月前后国内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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