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刊:更多国家钟情中国模式 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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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今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福山在谈话中重点谈及西方,特别是日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   更多国家钟情“中国模式”   福山在专访中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

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今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福山在谈话中重点谈及西方,特别是日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


更多国家钟情“中国模式”


福山在专访中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二战后东亚“四小龙”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其中有着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执行了一条由权威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



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人们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于普选,但其实质应是政府受托于人民的责任制度化、法律化。去年以来,围绕“汶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上升,市民社会开始萌动,而中国政府也在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履行信息公开及对民众解释说明的公共责任。考察中国国情可以预见,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



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应将中国纳入多边框架



中国崛起是一个国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将从西方向中国分流。任何国家都有自利性,新兴大国亦不例外。约束新兴大国权力欲望的最好办法就是构筑多边秩序,规范权力转移的进程,因此需要将中国纳入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多边框架中,尤其美日应积极参与多边框架的制度化建构。



现在世界上流传“G2”说法,认为中美双边框架更有效。这种说法脱离了全球化时代各国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基本现实,因而是荒谬的。比如要改变中美经济关系不平衡、促使中国扩大内需,单靠中美双边磋商而不借助“G20”,IMF等多边机制,是不可能产生建设性成果的。又如中美讨论安全问题,但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安全条约关系,美国不可能离开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与中国达成安全协议。中美关系确实重要,但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依靠多边机制的支撑。



亚洲多边机制建设尤其是地区合作方兴未艾,美国扮演何种角色备受关注。亚洲与多边秩序应由亚洲人来建立,这样会更有效。美国应通过与亚洲国家的同盟关系为多边机制提供外部保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日本越融入亚洲,日美同盟就越重要,就越有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



亚洲的重心在东北亚。中日韩合作应成为亚洲多边机制的核心。中日韩合作已迈开步伐,今后应进一步机制化,三国领导人应更加频繁地见面并解决实质问题。中日韩合作的经济动力巨大,政治障碍不小,尤其民族主义和历史纠葛影响彼此互信。三国应认真面对这些课题,避免让20世纪的问题影响21世纪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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