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女孩开网店自当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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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女孩开网店自当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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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女孩开网店自当模特

刘仁艳在天台上拍摄的时装照


北川女孩开网店自当模特

刘仁艳(右)在王芳处学习开网店


北川女孩开网店自当模特

傅拥军拾到的带血日记本



在淘宝网不计其数的网上服装店里,刘仁艳的店铺并不起眼。从今年5月12日开张以来,这个名叫“北川羌族小妹”的服装店,至今一共只做成了98单生意,平均一天还不到一单。很多时候,甚至两三天没有一个顾客上门。


但来过这里的许多人,都会被店铺里那些真人模特的照片吸引。这是一组特别的照片——地点是一处简陋的天台,在并不晴朗的天空下,店主刘仁艳站在一把鲜艳的红凳子上,摆出各种各样看上去不那么专业的姿势,展示着自己身上待售的服装。


这些“业余”的时装照,出自一位名叫傅拥军的专业摄影师之手。浙江省《都市快报》的这位摄影部主任,此前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他的镜头对准的大多是突发性的新闻事件。2009年,这个在国内已小有名气的摄影记者,还获得了国际摄影记者的最高奖项荷赛奖。


但这一次,他的镜头不是用于纪录,而是想为这个22岁的北川羌族女孩做点什么。她原本在广东顺德一家电子工厂当文员,但“5·12”地震中,她17岁的妹妹刘仁春不幸遇难,为了陪伴孤独的父母,她辞去工作回到四川,开始了网上创业生涯。


“这些照片和新闻没有什么关系。”傅拥军说,“它们讲述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在庞大而不可捉摸的命运面前,顽强寻找自己生命出路的普通故事。但我相信,会有人从这些照片里,读出我想要传达的东西——力量、勇气和爱。”


1


所有的故事,都要从北川中学废墟上一本带血的笔记本说起。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5天,傅拥军来到北川中学的废墟上,那时候,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摄影记者看到,许多救援的大型设备车辆依旧在废墟上忙碌着,脚边散落着许多再也找不到主人的物件——敞开的书包、满是尘土的书本和笔、还有一些纪录着年轻面孔的照片。


在震耳欲聋的机械轰鸣声中,这个38岁的男人噙着眼泪,边走边翻捡着脚边的遗物。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本带着触目惊心的血迹的日记本,突然进入了他的视线。


笔记本的封面上,贴着两张大头照。中间最显眼的那张,是一对情侣的合影。右下角还有一张单人照,一个小姑娘对着镜头,打着V字形手势,露出俏皮的微笑。不过,原本乳白色的封面,已经被血液浸透了,粘在一起,现出灰暗的颜色。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翻开,扉页上写着主人的名字“刘仁春”。他一页页地翻着,在笔记本的最后,他发现了6个电话号码,分别写着:爸爸、妈妈、姐姐、老师,还有两个同学的名字。


这个摄影记者原本想把笔记本带走,但他又觉得,“也许把它留在这里,是最好的归宿”。于是,他拿起相机,拍下了这6个电话号码,然后又把笔记本轻轻放回了原处。


但这成了这个摄影记者从业8年来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当天晚上,傅拥军回到了绵阳的宾馆。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拿起电话,决定试着拨一下这6个号码。他一个接一个地拨,前几个都无法接通。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拨打了“姐姐”的号码,这次,话筒那边竟然传来了通畅的拨号音,一个女孩接通了电话。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刘仁春的姐姐吗?”


“你有我妹妹的消息吗?!”话筒那头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2


这是地震之后,刘仁艳第一次听到有关妹妹的消息。


那些天,远在广东的她不断地拨打家人的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她心急如焚地赶回了四川,但通往北川的道路已被封锁,万幸的是,她从一个逃出来的老乡那儿,知道了父母平安的消息。


可妹妹呢?


这本是北川县开坪乡里一个普通的羌族家庭。父母务农,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但镇上人少,生意一直不太好,每天能赚个十多块钱,也就够家里人的温饱。


在北川民族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刘仁艳的成绩一直都保持班上前五名,按照老师的推测,她高中考上北川中学没什么问题。但家里实在太穷了,如果她要继续读书,那妹妹的学费就成了大问题。姐妹俩从小的感情就很好,妹妹刘仁春的性格像个男孩子,力气也比姐姐大很多,刘仁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两人一起上山去捡柴火,妹妹总让她背树枝,自己背更重的树棍。家里穷,姐妹俩有时也会“抢”一些东西,刘仁春最不高兴的事情,就是她总要穿姐姐换下来的旧衣服。


不过,在姐妹俩究竟谁上学的问题上,姐姐还是作出了牺牲。2003年初中毕业后,16岁的刘仁艳就离开了家乡北川,去广东顺德的一家美资电子工厂打工,家里三口人一起赚钱,供妹妹上学。


在外打工的那些日子里,妹妹每个星期都要和刘仁艳通上几次电话,有时候,她还会和姐姐分享自己的小秘密,比如,她不喜欢班上的某个女生,或者是班上某个男生偷偷给她写来了情书。她最喜欢问姐姐的就是:“就要过节了,你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2008年5月11日那天晚上7点多,在学校寄宿的妹妹,又给刘仁艳打来了电话。当时刘仁艳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自考,所以只和妹妹聊了不到5分钟。不过,刘仁艳告诉妹妹,自己刚给家里寄去了几件新衣服,其中有一件是给她买的。


“那你和我说说啊,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小姑娘在电话里兴奋地问姐姐。


“要保密。你回家就能看到了啊。”刘仁艳笑着回答。


这却是姐妹俩的最后一次通话。第二天地震了,被掩埋在校舍废墟中的刘仁春,再也不能看到姐姐给自己买的新衣服了。


3


不过,在接到傅拥军的电话时,刘仁艳依旧对妹妹的生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她迫不及待地问起傅拥军事情的原由。


电话里,傅拥军讲述了自己捡到日记本的经过,他还告诉刘仁艳,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都集中在绵阳的长虹影院。两人约定,第二天早上在那里碰头,一起寻找刘仁春。


那天早上8点半,刘仁艳带着妹妹的照片,在长虹影院的门口和傅拥军碰面。她在剧院门口的幸存学生名单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刘仁春”三个字,而妹妹所在的高一(7)班,只有7个人在幸存名单上。


值班的教师为刘仁艳叫来一名头裹纱布的男生,他是刘仁春的同班同学,可地震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刘仁春。接下来,刘仁艳便听到了她难以承受的消息。一个被救援者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女学生说,她和刘仁春刚逃了几步,楼就塌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废墟下,她喊着刘仁春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她摸到了边上的那双手,手已经凉了。


从一个专业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2008年5月18日的这个早上,刘仁艳寻找妹妹的过程,将会是一组很好的新闻摄影作品,但作为一个人,一直陪着刘仁艳寻找妹妹的傅拥军,却实在不忍心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后来,他甚至关掉了机器,一心一意地帮助刘仁艳打听刘仁春的下落。


即使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刘仁艳在人群中穿梭着,手拿着妹妹的照片,泪流满面,焦急地向身边每个人打听消息的那幅场景,依然能在这个38岁男人的脑海中清晰地回放。


“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拍下这些照片,作为一个人,我问心无愧。”他说,“但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把那本日记本捡回来,毕竟,这是刘仁春能够留给她家人的最后一点记忆。”


是的,这一年多来,刘仁艳和父母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祭拜她的地方。日记本早已不知所踪。如今的北川中学原址,已经是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着的瓦砾场,这个17岁女孩所在的那座教学楼,也成了一片永隔阴阳的黄土。


4


可生活却不会因为悲伤而停止。


如果留在广东,刘仁艳无疑有着更好的发展。这是个上进的女孩,在枯燥的配件车间干了两年后,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主管的赏识,调到了管理部门做文员。这几年,她一直在读深圳大学自考大专的物流管理专业,地震之前,自考的16门课程,她已经考过了15门。


2008年年底,那家工厂准备提拔她当工会主席助理,这就意味着她能从一个普通文员晋升为工厂的中层管理。但让大多数工友感到意外的是,她却决定辞职回到四川。


妹妹死后,父母终日思念,身体越来越不好,尤其是母亲李秀琼,原本就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这一年中,又得了慢性鼻炎,不断地咳嗽,吃任何东西都尝不出味道。


“其实我是很矛盾的。”刘仁艳解释说,“但没有办法,妹妹已经不在了,父母就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她四处寻找工作,然而正赶上金融危机,许多工厂都在裁员,刘仁艳连连碰壁之后,最终在成都一家服装批发市场当起了导购员。每天凌晨3点来钟,她就要起床,接待那些一大早来“批货”的主顾们,一直要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休息,每个月拿到手的,也不过1000块钱出头。


而从地震灾区采访回去后,傅拥军又慢慢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轨道里——出差、采访、拍照,这个摄影记者重新开始了他忙碌的工作。


但总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和刘仁艳联系,问问这个让他挂念的姑娘的近况。尽管此后很久都没再见面,但他却一直想着这个北川女孩和她的家人,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帮助刘仁艳开网店的念头,是突然间钻进傅拥军脑子里的。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傅拥军接触过很多开网店的年轻人,他们生意大多做得很不错,而且杭州又是国内服装业最为发达的省份,如果他能帮助找到货源,那么刘仁艳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可是刘仁艳对网上开店几乎一无所知。在此之前,她对网络的了解仅限于QQ聊天,连电子邮件都不会用,更别提网上开店“这么专业的事情”了。


于是傅拥军为她物色了“辅导老师”。那是他一个开网上服装店的朋友,叫王芳,是个和善的女人,在地震的时候,她曾经捐过一些钱物,也一直想着,能够帮助灾区的人。


傅拥军给刘仁艳买了到杭州的往返机票,这个羌族姑娘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旅游城市。可她并没有时间游玩,在王芳的店里,她呆了整整五天,学习网上开店的全过程。


在王芳的眼中,这是个文静有礼貌的姑娘,总是把“谢谢你”挂在嘴上。而刘仁艳的聪明劲也让王芳感到吃惊,很多很复杂的程序,只要教上一遍,她就马上学会,操作起来,甚至比店里的很多熟练工都要轻松。


但在那五天里,王芳似乎没有见过她“真正高兴的样子”。有时候,刘仁艳也会笑,但眉头却一直锁着,在吃饭的时候,也经常一个人沉默不语。


在杭州的最后一天,傅拥军带着《都市快报》摄影部的同事们,在一家KTV给刘仁艳送行。那天,刘仁艳显得特别高兴,她喝了几口酒,还给人们跳起了羌族的传统舞蹈,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小会儿。


可现在,回忆起这一幕,刘仁艳却有些内疚起来。因为那段羌族舞蹈,是过去妹妹还在的时候,她们两个经常一起跳的。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些能找到(遗体)的家庭,起码,他们还能有个说话的地方。”坐在泛着微光的电脑屏幕前,这个22岁的姐姐低声说着,眼泪悄悄地从眼角流出来:“有很多人告诉我,你要把妹妹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啊,可是,我总想问他们,求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的好妹妹究竟在哪里?”


5


在妹妹的一周年忌日——2009年5月12日这天,刘仁艳的“北川羌族小妹”淘宝服装店开业了。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刘仁艳希望,“能够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记录自己重新开始的人生。”


头些天,生意好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傅拥军对这家网店的报道,首日的浏览量就有5000多人次,虽然那天刘仁艳前去北川祭拜妹妹,没能在线,但许多人还是买下了店里的衣服,还有很多留言,鼓励她“好好生活”。


一时红火的生意,让刘仁艳对网店的前景非常乐观,她甚至有点“被冲昏了头脑”,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她拖着男朋友去了服装批发市场,一下子批了2000多元的衣服,这几乎是两人身上所有的存款了。


然而被媒体激发出来的热情显然不能持久,刘仁艳很快发现,小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有些时候,甚至好几天都没有一个顾客上门。


淘宝网上的服装店太多了,有几个人会注意这样一家小小的店铺呢?而且,货源是个大问题,从批发市场拿回来的那些衣服,“没有什么特色”,尽管2000元已经是刘仁艳最后的本钱,但这样的小数目,显然不能从批发商那里拿到更优惠的价格。


大多数时间里,刘仁艳每天早上9点就准时坐在电脑前,守候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门的顾客,一直忙碌到夜里12点。她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电脑是从来不关的,有时,夜里睡到三四点,迷迷糊糊地听到音箱里传来“叮咚”的询问声,马上就得翻身起来看看,但她通常会很失望,那只是个广告而已。


她会遇见一些难缠的顾客。前半个月,有个顾客在她这儿买了一条裤子,刘仁艳按照确定的尺码发了货,但对方收到后,却说裤子太小,要求退货。刘仁艳和她磨了一下午,最后也没能拗过她,不仅没做成这单生意,还倒贴了10块钱的运费,这几乎是她那一整天的收入。


不过,尽管心里“委屈得想哭”,她却不得不赔着笑脸。她已经习惯了把这些原本陌生的顾客称为“亲”,虽然人家退了她的货,让她赔了钱,她依然得和“亲”道谢。


她不得不振作起精神来面对这一切,因为这个小小的网店,寄托了她如今唯一的梦想。这个梦想是那样地强烈,尤其是在母亲李秀琼这一年里接连做了两次手术之后。今年4月,还在批发市场当导购员的刘仁艳就把母亲从山里接了出来,在绵阳做了鼻炎手术,可回去后没多久,母亲又被发现有子宫肌瘤,6月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父母的身体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我和男朋友努力工作,赚钱把他们从大山里接出来。”刘仁艳说。


生意清淡的时候,刘仁艳会打开电脑D盘里一个藏有照片的文件夹,看一看妹妹的样子。


在她的衣橱角落,还挂着一件从未穿过的新衣服。那是地震前几天她寄给妹妹的那件白色短袖。衣服的袖口有着精致的白色蕾丝花边,胸口还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她偶尔把这件衣服拿出来看一看,好像妹妹随时会从外面回来穿上它一样。


6


刘仁艳的难处,远在千里之外的傅拥军是知道的。今年7月,他趁一个到四川出差的机会,特意联系了一家服装商,带上了20多套新出厂的夏装。他想让刘仁艳穿上这些衣服,然后专门为她的网店拍上一些真人模特的照片,也许会对她的生意有所帮助。


从一个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刘仁艳称得上“美丽”:1.65米的身高,身材匀称,瓜子脸,眼睛大而有神,白净的皮肤,笑起来嘴角两个小小的酒窝。


她也是爱美的,这从她那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十多平方米的卧室就能看得出来。她甚至会把那些包装盒里的浅蓝色泡沫塑料,剪成一个个小格子,用双面胶粘在书桌边的墙壁上,变成看起来很别致的书架。


不过,自从开网店以来,这个羌族姑娘已经很久没穿过新衣服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里,她总是把两件旧T恤来回换着穿——一件黑色的,是朋友送给她的广告衫,还有一件淡紫色的,是去年夏天她从地摊上买来的,花了40块钱。


尽管每天早上醒来都会为积压在手里的一批衣服发愁,她也不舍得自己拿出一件来穿。


但是,在7月的那天下午,随着傅拥军的到来,这个女孩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换穿20多套不同的时装。


刘仁艳租住的房间太小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场所,最后把地点定在了刘仁艳租住的楼房的天台上。


这是一栋22层楼房的顶端,到处树立着楼下住户厨房的油烟机排放烟囱,找来找去,他们实在很难找到一个“干净”的背景。看傅拥军扛着个大相机吃力,刘仁艳的男友特意搬上来一只红椅子,让他坐下来休息。


没想到,这张红椅子一下给了傅拥军某种灵感,他灵机一动,让刘仁艳站到椅子上。她背后的天空,就成了最“干净”的背景。而换衣服的地方,就是天台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两根烟囱挡着,周围高楼里的人也看不见。


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刘仁艳换上了这20多套新衣服,她站在椅子上,摆出各种各样有点业余的姿势,没有影棚,没有布光,没有背景布,也没有静物台,在灰暗色的天幕下,这个羌族女孩,和那把鲜艳的红椅子,构成了镜头里惟一的亮色。


然而这样的照片,显然不如那些精心设计的专业网店模特时装照更吸引顾客,这究竟能帮上刘仁艳多大的忙?傅拥军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


而且,当他把照片上传到自己的博客后,也引来了许多网友的非议。有人觉得,这是在利用地震做噱头,用人们的同情心来赚钱,还有人觉得,傅拥军为了吸引人气,在人为地制造新闻。


其实,如果时光倒流几年,傅拥军也很难认可这样的“摄影作品”。他从一所中专的驾驶专业毕业后,先后当过大货车司机、交通协管员、派出所民警和文化局的宣传干事,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他最喜欢的题材,是拍摄“各种大场面,大事件”,或者是“跑到很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搞创作”。


但在见到那幅著名的希望工程“大眼睛”照片后,年轻的傅拥军“好像豁然开窍了”。他越来越意识到,“那种照片并不是生活的本质”,“在最平淡的日子里,在最普通的人身上,也有很多有意思,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等待着摄影者的镜头去捕捉。”他说。


所以,在为刘仁艳拍摄照片的过程中,这个摄影记者突然从心里油然生出一种“尊敬感”。


“别的漂亮女孩子穿衣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美丽,可她穿上这些衣服,是为了把它们推销出去,来换取一些实现梦想的机会。那么,这把红椅子,不正是刘仁艳寻找梦想的一个舞台吗?”这个38岁的男人感慨地说,“生活就是这样在琐碎与寻常间寻找着自己的出路,能成为这个女主角的摄影师,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这样的理念,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一个网友在看完照片之后,在傅拥军的博客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虽然说拍摄这一组照片,是为了能让网店经营更好,但它背后的故事,正如这平实的画面风格一样,有血有肉,与人亲近,看似平淡,却能为你娓娓道来。这故事与商业有关,但我们却可以从中领悟到商业以外更多的、更沉甸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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