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沉鱼落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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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最早发于本人QQ空间里,现转帖过来,望博仁人君子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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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很多的概念熟悉沉积之后,往往有如下意识的反应一样,直接的跳转到它所欲指的东西,而对于它本身,我们往往没有多大的精力与兴趣去挑动它本身的面纱。最简单的例子,有如人的姓名般,当提及一个熟悉人的尊号,我们所首先浮现的,则是熟悉的一个面孔,那么,似乎是在指明,我们所拥有的语言或一切都表达方式都只是两个集合(概念与现实)之间的指代关系的表述。譬如精确,譬如松散的泛指,那么,概念的本身似乎是不再显得是那么的重要,当然,这不是这篇小小的议论中所要花费主要的篇幅去讨论的(也许以后会在其他的论述中提及?),这里仅仅只做个言不及义的楔子而已。

很多年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直来借以指代女子的美貌,追溯其缘起,应是在《庄子·齐物论》里所描述的:“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 ”,意仅指人之美貌,却与走兽飞鸟禽鱼无关,再美艳的女子出现,只会是惊吓,如沉鱼,如落雁。

随之词语概念实指的慢慢变化,沉鱼落雁不再是重点,它后面的美女开始慢慢的浮出水面,更为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女成了描述的重点,那么,沉鱼落雁如何来配合,抑或是说如何来承托出这美女的形貌呢?概念开始得到解释,也可以说是篡改,鱼雁之流惊艳于该女子之美貌,自愧弗如,下沉、降落置一边来躲避,来反思,来嫉妒?更为有甚者,借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分别来应对西施貂蝉杨玉环王昭君历史上所评定的四大美女(不得不提下,关于此四人是否能成为绝美者,鄙下不敢持定论,只是这四人皆牵扯到其时重大之历史事件之中,西施之于吴灭楚,貂蝉之于三国之争,杨玉环之于安禄山事变,王昭君之于和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所能拥有的知名度,自是其他美艳不可方物者所不能企及的,再者前辈亦无当今之环球、全球、地区等轰轰烈烈的选美盛事,更无如今的便捷传媒之全方位宣传,独自芳华者,几无出头之可能),一人羞却一种物事,倒也煞有介事,倒也有模有样。

那么,当再从这个化用的概念解释出发,从中倒是可以窥得语义概念变化中的集体性格流露。鱼雁花月对于美的反映,解释的是人对于美的反映,这里用了个拟人的手段,那么,拷问下,何如见美者,需沉、需落、需闭、需羞、需躲却呢?也就是说,自感弗如者何需自愧呢?我们的自愧又能带来什么效果(或后果)呢?

见美犹如见德(当然谈美不涉及此美者是否其德行如美,只是就此美而美,是抽离了具象的道德判断的美),总是美好的东西,美能引起向往心,但这里谈及的是触发自愧心,这确是长久以来的传统性格使然,《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见贤则必思齐,这是儒家修身的垂范,强调的是自我的内省,当自我开始向典范靠齐,不再有歧义冲突,这就是治世(其实中国的治世概念,大都强调的是一致,当然理论上的一致,指的当然是思想与行为的一致,然而思想实在是无法去衡量一致与否,实际中的口不由心实在太多,而在高压之下的道路以目更让考量无从落脚,于是,大部分的判断重任则落在了对行为上的考量,于是谦谦君子就有了一套行为标准,总之,我们总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来说明,当然这说明也可能与事实完全相反)。

既然见贤思齐有如此大的成效,那么,则当有不如时,内省心开始作祟了,自省诚然可以推进个人的修养,但更多的时候,当标准无法企及时,内省开始让我们自愧,有甚者惶惶不可终日。还需要说明的是,不思为善(更清晰表述应该是不去在行为上与美德标准看齐)与作恶完全是放在了同等的社会道德标准审判席上。这里没有具体的区分各种情况下的不思为善,总是概论。当然不论这种社会道德标准是否会有实际的操作意义,只是折射的传统性格的趋势。

当然结论不是定论,或者说结论无所可结,当论及自省心在社会的道德判断里的地位时,很容易的发现的就是,道德成了社会规范的标准,不道德,就是不守社会规范,在这样的体系内,犹如“八佾舞于庭”,则是可忍孰不可忍,会“人神共愤”。

然而道德却总不是如头顶灿烂的星空那样更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已越经了太多的变幻,那么,这变幻的因由呢?如果站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谈及,当然就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所带来的,总之,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产物,可其本身就隶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二者之间有太多的纠结裹缠不清,孰为因果,不是一个角度能够阐述的清楚的。

那么易于变换的道德标准,或者说,从无一具体定论的道德规范,在具体的社会判断之中又会有怎样的指导作用呢?这里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道德解释权问题。

古之天子,受命于天,替天行道,于是,道德的最有力的解释权就在于天子,或者换言之,在于掌控社会的强势集团,关于“嫂溺”是否可以援手,经权之后,新的伦理规范就此诞生。然而现实的案例却有无数的无案可寻,在粗泛道德确实无从判断之时,尊卑有序成了指导,在尊卑阶秩也衡量不了高下时,调和就成了最终原则,再有争论,就各打五十大板,也就各自心里平衡去爬在自家的床上去养各自屁股的伤。

然而当更有力的不满声音出现之后,一声“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之后,便开始在各自的水泊边升上斗大的“替天行道”,便开始磨刀霍霍的争夺着这道德的解释权,这就是“以理服人”上升后的最高阶段,强权接管一切。

论及至此,道德始终扮演了一个被欺凌,被凌辱者,但不得忘记的是,这是社会规范下的道德,各人却总有权去保留个人道德的最后一抹清高,不食周粟的坚韧,竹林七贤的清逸,总在展示着这样的异类,虽然不免饿死,不免被杀头,昭示的是不妥协的态度。那么,道德必然面临着分野,趋众,还是留心。

众说纷纭的道德准则所具体量化或标准化的条文是如此之少,以致于各人都有自己的不经相同的道德准则,可以说的是,标准化的缺失是中国历史上整体向心力一直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短暂的对英明君主的沉湎很快就成为对乱世中开明治世的回忆。然而非标准化之下的社会与文化所体现的个性化的丰富,很容易就将其推至一个繁华芜杂的高峰。一边毁灭一边创造,二者相互对峙消长,只留后世考察者的唏嘘喟叹。

道德具化为社会规矩,则为成文法,成文法的进一步细化很有可能与道德的初衷背道而驰,然而二者的实用目的总是一样,所要立的是一个行为准则,但不同的是道德涵了一个鄙薄褒扬的高下论断在其中,于是有一个小小的副产物,大抵重义轻生之辈只为义故可践踏一切的成文法规则,而评价者却往往从道德角度给予的是肯定的赞扬,当李逵的大板斧咔碴碴飞掉十几个围观行刑的升斗小民的项上头颅时,增添的只是他的莽武威风。与其相反的是苏格拉底为了尊重社会的秩序,去放弃生命来遵从一个从自己或大多数明智的人来说是一个非道德的、非公正的判决,中西文化的分道扬镳由此可见一斑。

记得有人曾从东西方的饮水习惯来推测东西性格的分化,煮水与用石灰净化的方法造就如此之炯异的差别是令人难以想象。也许,我们一直在追求着这世界的规律化并言之凿凿的总结其中必然的东西,也许,这些东西从就未真实的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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