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抓错人不能以证据不足了之

作者:王琳


家住海口桂林洋农场、今年6月从湖南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吴建伟做梦也没想到,他从学校毕业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就在长沙遭到广东警方的通缉和拘捕。他无缘无故地在拘留所里“待”了5天后才被广东警方宣布:由于别人冒用他的身份证,他被错抓了。


成为被警方错抓的对象,吴建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吴建伟的遭遇实则暴露出中国司法制度中的诸多尴尬,长期以来,国内司法界对西学东渐中的“被告人中心主义”有着诸多不解(笔者所熟识的一些法律界人士,也不乏这样的固执者):美国之所以高度重视程序正义,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五月花号”上的那批人要么是清教徒,要么就是罪犯――总之,他们在到新大陆之前都属于国家排挤或打击的对象。他们的后人从祖辈的经历出发,才格外重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


这在我们这个千百年来一直念叨着“人性本善”的国度来说,着实难以理解。不少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一辈子老老实实做法律之下的顺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甚至看到一个美女也不正眼望,说我*都没理由,我管它什么“恶人的权利”!但,类似吴建伟所遭遇的“天降横祸”在不断地警醒我们:有时,灾难并不取决于你惹不惹它,而是它来不来找你。


当然,吴建伟的被错抓错拘,本可借助于制度轻易地避免。假如我们的“控辩审”三角结构是从立案一开始就已建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审判阶段,那么,当警方找到吴建伟时,吴完全可以要求警方提供抓捕他的事实依据和证据材料。在“被告人中心主义”之下,吴建伟将不仅可以在对抗抓捕和拘留上请求律师的保护,甚至在被错拘之后,也还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律师申请保释,从而避免因羁押而受到伤害。然而在我们现实的刑事程序法中,律师可以介入侦查阶段却不被允许为嫌疑人辩护。至于审关羁押制度,由于长期以来受“重打击轻保障”的惯性思维影响,也早已形成了所谓“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为例外”的潜规则。吴建伟的遭遇,固然是基于某些警员的失职,却也与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不无关系。


最令人愤怒之处还在于,当警方已经承认吴是因为身份证被冒用而导致被错抓,那么释放证明理应还当事人一个清白。但在报道中,我们看到的却仍然是“现因证据不足,经番禺区公安分局决定,予以释放”。“证据不足”的潜台词是当事人的嫌疑仍然存在,只是证据还嫌不够充分。已经承受了一次无端的牢狱之灾,在被释放之后居然还换不来一声道歉!


冤案已经酿就,期待制造冤案的相关责任方主动承担责任,并不容乐观。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保障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必要。之所以一定要站在人权保障的高度去保障这“恶人的权利”,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似乎无法永远控制自己不成为嫌疑人甚至被告人,如果没有对“被打击者”的保护,怎么能够让无罪者脱罪,让有冤者昭雪?(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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