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缘何失去远征军司令一职 zt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经常把战区指挥官换来换去,人们也习以为常了。但1943年11月由长期在成都赋闲的卫立煌接替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却不是一般的高层人士调动,因此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1942年春夏,中国入缅作战的10万部队,由于指挥失误,步调不一,损失巨大,溃败的部队大部分转入印度整训。此后,日军侵入滇西,并切断了西南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为了收复滇西,打通国际通道,1943年初,蒋介石决定组建远征军,并决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主政湖北省政的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任后,精心组织了远征军的整编、训练,并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1943年底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1943年11月23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突然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临阵换将历来为兵家之大忌,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那么,蒋介石下决心换陈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陈诚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职务?


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换将的原因是陈诚的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指挥职责:“就在10月中旬,陈诚胃疾复发,剧痛咯血,曾致昏迷。幸夫人谭祥时住楚雄,当予精心护理,使之勉强度过危机,但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有的书中写道:“宋美龄果然注意远征军发来的绝密电。一见电报,她就向蒋介石强调陈诚的病情严重,让他回重庆疗养一段时间好,别在昆明把身体拖垮了。蒋介石重视陈诚远远超过何应钦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重要性一天天减少,而陈诚却日日上升。这是蒋介石手里对付何应钦的一张‘王牌’。要好好保护好这张‘王牌’。蒋介石批准了陈诚的辞呈。”(《长城万里图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


陈诚胃病突发可能是事实。但真的是因为胃病不能任事吗?


1943年初,蒋介石拟任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开始时陈诚不愿就任,理由是远征军之行动关系国际信誉极大,其责任远非其他战区可比;各方对此多有怀疑,而一般意见亦难趋一致;本人能力有限,不能胜任。陈诚这里并没有提到自己的身体不能适应远征军司令一职。蒋介石认为远征军司令一职非陈诚莫属,陈诚历来以治军严格而著称,到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也是如此。他多次赴滇西、滇南考察,还陪同白崇禧到前线视察备战情况。陈诚严格按照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很快就取得了成效,还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


在陈诚全力以赴主持远征军训练作战事宜之际,鄂西战事吃紧,关系到重庆的安危,蒋介石命令仍然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赶回鄂西指挥作战。1943年5月15日陈诚自昆明飞赴重庆,17日由重庆飞恩施。在鄂西会战中,陈诚灵活机动地指挥战区部队,顶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打击了日军的器张气焰,保住了重庆的东大门。陈诚本人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荣获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他1930年以来第六次获此殊荣。

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又赶回云南楚雄远征军司令部。远征军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陈诚决定,在英美联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中国远征军以主力分别攻取腾冲、龙陵,进出八莫、九谷,然后进攻腊戍,与盟军会师曼德勒。预定在12月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


这段时间的陈诚是一个生气勃勃、治军严格、指挥有方的高级指挥员。1943年10月,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陈诚胃病发作,来电询问情况。陈诚回答是小毛病,对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蒋介石此后又多次电示陈诚关于远征军反攻缅甸应注意的问题。像陈诚这样的高官,其工作主要是以谋略和影响力来展开,一般的身体不适对其行使权力影响不大,更何况正值盛年的陈诚,做梦都想建功立业,在其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未因身体原因放弃过指挥权,此时此刻怎么会因为胃部的不适就放弃即将到手的功名呢?那么,不是身体的原因,又是什么原因使陈诚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的呢?


二、戴笠对“清君侧”行动的告发?


另一种观点认为,戴笠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惊天大案:陈诚手下的一批年轻军官准备“清君侧”:“蒋介石虽然宠爱陈诚,并且相信陈诚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他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加之戴笠、何应钦等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已于11月份临去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之前,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对外则以陈诚养病为由,主动请辞职务作为借口,蒋另调卫立煌接任,以示对陈诚的惩戒。”(《特工王戴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清君侧”的事件是这样的:


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群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少壮派军人,因对当局强烈不满,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这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涂地,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包围了,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倘若要使中国得救,必须进行一次效仿发动日本“二二六政变”少壮派军人的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领导。这个组织的头目王凤起、胡翔、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6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在陆大同学中很快发展了成员二三百人。但是,欲举这样改朝换代的大事,非得有一个有威信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这个理想人物就是陈诚。


第六战区长官部的青年军官的“清君侧”的计划,很快就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情报。戴笠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组织和特检处加强对第六战区长官部及陆大内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时任抗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他对麾下“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骨干王凤起们忧国忧民、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责任心十分赞赏却又佯作不知,只是要他的亲信、长官部副参谋长刘云翰暗中注意。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批参谋人员到楚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王凤起旋即升任长官部少将作战科科长,负责策划远征军重要作战机宜。这批青年军人在楚雄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


但是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云南是军统经营多年的地方,人员集中,势力极大,云南站很快就将青年军官们的“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搞到手。戴笠在认为时机成熟时把以上的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秘密逮捕第六战区和陆大内所有参与“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


在王凤起被秘密逮捕的当夜,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刘云翰代表陈诚前去看他,这样对他说:“你们青年将校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情,也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暗中有这样一个组织。”他看了看点头不已的王凤起,开始交底:“陈长官待你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个汉子,因此,将你要到身边委以重任,快速擢升。为人要讲良心,你要对得起陈长官。”王凤起斩钉截铁地表示:“请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我们的事与陈长官没有丝毫关系,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会自己担承。”11月初,王凤起由戴笠派来的高级特务张振国押解,乘专机由昆明抵达重庆。当晚8时许,戴笠携副手毛人凤、司法科长毛忠信提审王凤起。谈话持续了5个多小时,戴笠明确地朝陈诚身上引,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头,一切与陈长官无关。


“清君侧”密谋,陈诚是知道内情的。表面来看,正是因为戴笠的告发,陈诚被迫辞运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但蒋介石是否会以此让陈诚交出远征军指挥权吗?这批“政变”分子的中坚只是一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带兵的指挥官,并且是想维护领袖的威望,出发点并不错;另一方面仅仅是戴笠的一面之词,陈诚究竟牵扯得有多深,蒋介石心中并无底。而更为重要的是陈诚和戴笠的矛盾由来已久,国民党高层派系之间的互相争斗的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出其右。蒋介石是猜忌戒备之心很重的人,但对陈诚却是例外,陈诚始终被蒋介石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当时舆论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陈诚的走红必然引其他实力人物的忌恨。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蒋介石手下基本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陈诚早年得志,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不过是靠运气,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军纪废弛,民怨沸腾;对何应钦、白崇禧等也一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至于戴笠靠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请赏的做法,陈诚更是不屑一顾,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了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打入。


戴笠恨得咬牙切齿,认为陈诚是自己向上攀升的最大障碍,与反陈的胡、汤结成联盟。胡宗南是处处以黄埔领袖自居,以蒋介石的嫡系传人自诩,汤恩伯则想利用胡、戴黄埔集团的支持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都想利用戴笠的特殊地位除掉陈诚。而戴笠也要利用胡、汤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胡、汤、戴3人虽然各有打算,但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陈诚,结成了政治同盟。他们在政治上互相通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戴笠占据“内廷”的有利地位,随时注意把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报向汤、胡通报。为了加强通讯的保密性,戴笠规定军统机要室,他和胡、汤之间的电讯联络必须使用几套密本,什么事情用什么密本,都有严格的规定。胡、汤为了报答戴笠的支持,也极力支持军统的工作,但凡军统在西北、中原地区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胡、汤都倾全力解决。


就在1943年秋时,戴笠出席在河南临汝县风穴寺举行的中美特种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与胡宗南、汤恩伯见了面,具体内容可能就有“清君侧”一事。回到重庆后,戴笠即向蒋介石告发了这一惊天大案。


对于“清君侧”的“政变”活动,蒋介石当然要镇压,但应该不会把陈诚牵扯进去让戴笠过分得势。他对胡、汤、戴集团与陈诚集团的争斗心知肚明,不会轻易让哪一方占据上风。从这点上说,“清君侧”案的破获与陈诚辞去远征军司令一职,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三、美国人对陈诚的厚爱?


陈诚失去远征军司令,如果以上两种原因都不能成立,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的牺牲品——正是陈诚跟美国人的亲密合作,导致了蒋介石让其交出了远征军指挥权。


陈诚跟美国人关系比较接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接近起初完全是跟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的需要,也是蒋介石所安排的。1943年1月份,奉蒋介石之命,陈诚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就重新编练30个师中国军队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蒋介石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挫伤,迫切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重新编练一支精锐之师。


陈诚跟史迪威的合作是在纯军事的领域展开。二人在重庆会谈后决定,首先调集3000至9000名中国军人在昆明训练基地分批训练,然后再空运到印度兰伽训练营去,进一步熟悉新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陈诚主张,将特种兵科的干部更多地运往印度去加强技术训练;而对高级干部则以精神训练为主。陈诚还提醒史迪威注意,把中国军队原来的1个军辖3个师的编制改编成为辖2个师,还要根据滇西的地形加以研究;在个别作战时,还应考虑到中国军队在营以下没有通讯队伍的实际情况。


通过筹备远征军的前期工作,史迪威了解了陈诚,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陈诚是一位强有力的令人感兴趣的人物。他将编练计划报请蒋介石批准时,还特别强调,应加速集中军队,陈诚应摆脱其他一切职务,集中精力训练远征军。蒋介石很快就批准了史迪威的报告,并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但仍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3月12日,史迪威偕陈诚,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少将司令陈纳德亲自驾机护送,自重庆飞抵昆明。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但也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此后,陈诚和史迪威的合作由制定编练计划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史迪威来华后不久就和蒋介石冲突不断。由于陈诚是蒋介石的头号亲信,并且受到史迪威的厚爱,作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工作起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缓冲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不满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相反,罗斯福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美国在远东最可靠的合作伙伴,蒋介石在中国执政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美国政府绝无推翻蒋介石的打算。


有的专著认为,陈诚已经成为史迪威对付蒋介石的一个砝码,“宋(指宋子文)怂恿史迪威任命陈诚将军或者薛岳将军领导Y军(指远征军)……在以后几个月,史迪威及其助手弗兰克·多恩上校与宋秘密合作,企图挫败蒋介石及其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他们为任命陈诚而进行活动,1943年3月陈诚终于被任命为Y军司令。”(《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2年)从这段叙述来看,陈诚之所以能当上远征军司令,完全是美国人搞的阴谋。不仅如此,史迪威还正在策划由陈诚取代蒋介石的“政变”活动:


1943年1月和2月,史迪威想出了很多应急计划,其中有一些建议发动一场政变。一份致马歇尔的电报草稿建议美国排除所有妨碍战争努力的中国政客和将领,甚至何应钦和蒋介石也在被排除之列。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人物”,大概是陈诚,应通过美国的努力被置于当权的地位。(《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2年)


史迪威作为一个来华的军事人员,是否会策划由一个战区指挥官取代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政变”活动,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史迪威想方设法扩大陈诚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许多公开场合,史迪威都表示,陈诚是蒋介石最可靠的接班人,他一度想扩大陈诚的指挥权,向蒋介石提出授权陈诚指挥云南、广西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将云南和广西作为一个战区。但此项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广西境内的部队仍由军事委员会指挥。


蒋介石历来对跟美国过分亲密的人怀有戒心,陈诚和史迪威的亲密合作,显然已经超过了蒋介石所能容忍的程度。此时远征军的编练已经基本完成,滇西反攻作战即将打响,陈诚也已经发挥了他应发挥的作用,蒋介石不想让陈诚继续指挥即将打响的滇西反攻战以获取更大的功名,接手陈诚的是跟美国人没有渊源的卫立煌。


尽管还需要寻找资料证明蒋介石对陈诚跟美国人过分亲密合作的不满,但正是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抬举陈诚,导致陈诚失去远征军司令一职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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