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菡文化四十五 五代茶事附述(网络资料搜集转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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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公元907年,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为五代十国所替代,使我国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北方又处于连年战火不熄的动乱之中。分裂和割据对民间饮茶和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在唐朝把饮茶早已溶入他们生活,所以,不管社会变动有多大,他们还是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的。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唐僖宗的一个典型例子来一说。公元881年初,黄巢的起义大军从洛阳接着攻下了长安,这时僖宗从陕西一直逃到了四川,但他还没有下诏叫顾渚等地停办贡茶。是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贡茶直接解送四川以后

公元907年,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为五代十国所替代,使我国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北方又处于连年战火不熄的动乱之中。分裂和割据对民间饮茶和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在唐朝把饮茶早已溶入他们生活,所以,不管社会变动有多大,他们还是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的。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唐僖宗的一个典型例子来一说。公元881年初,黄巢的起义大军从洛阳接着攻下了长安,这时僖宗从陕西一直逃到了四川,但他还没有下诏叫顾渚等地停办贡茶。是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贡茶直接解送四川以后,写了一首极其哀伤的诗,称“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①,一方面表示对李儇的忠心;一方面也悲叹国家到这样一步,还不忘继续征办贡茶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五代的君主也是一样,虽然实际只剩中土一小块地方,且52年更换了五个朝代,江山一直处在动摇之中,但唐代存在的贡茶赐茗之风,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


关于五代茶叶贡赐情况,我们可从《旧五代史》随便摘几条史料来说明。如《梁书·太祖本纪》载,开平二年(908)三月,“以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壬午,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乾化元年(915)十二月,“两浙(吴越)进大方茶二万斤”①。《唐书·明宗本纪》载:天成二年(927)五月,“伪吴杨溥贡新茶”;长兴三年(932)冬十月,“湖南(楚)马希范、荆南高重(从)诲并进银及茶”②。后晋高祖本纪载,天福五年(940)三月,“诏朝臣觐省父母,依天成例,颂赐茶药”③。后周世宗本纪也载,显德三年(956)三月,“江南(南唐)李景(璟),遣其臣兵部侍郎陈觉,奉表陈情,兼贡……乳茶三千斤”。不久,南唐又再次派宰相向后周“献犒军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④。


类似的记载还多,这里就引这些为例。前面在南北朝部分,我们讲过北魏时,鲜卑人喝奶不饮茶,每次朝宴虽都有茶水,但南方来投的臣僚,“皆耻不复食”,只有兵士贱役的南人才吃。


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时就不同了,不但汉族,就是后唐、后晋和后汉沙陀贵族,在他们入主王宫以后,也和唐代宫廷生活一样,尚茶之风不衰,贡赐之制不绝。


至于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虽然分属五六个小国各自进行,但由于社会较北方相对安定,有的政权对农田水利和经济建设也比较重视,所以,不但没有衰落,如闽、楚等还有显著的发展。这我们举五代各国征收茶叶赋税的一些史实为例。五代时,一仍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茶税既繁又重。如后唐明宗时,省司及诸府皆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汴梁),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①。又如湖南楚国马殷,从判官高郁请,听民自摘山收茗,筹募户置邸阁居茗,号八床主人,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岁数十万”②。

南唐李氏时,庐州舒城县,“岁纳赡军茶七千三百五十斤”;南汉(都广州)刘时,新州(广东新兴)等以运茶岁久损弃,竟将茶价数十万摊派给部民郭怀智等百余户输之,并沿以为常③。上面虽是讲的茶叶税制、税额,但透过赋税,多少还是可以看出其时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某些发展的。


关于五代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我们还可从有关茶书和农书的技术记载中找到说明。如过去制茶和茶类,直到唐朝中期陆羽的《茶经》中才具体谈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至于这些茶的形制、特点和名字,陆羽没有再细说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锡的《茶谱》中,对全国各地生产茶叶地名、园名、茶名、重量、制法、特点等等,就记述得很清楚。这里举蜀州、邛州等记载为例:“蜀州晋原、洞口、横源、味江、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贡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邛州的情况是:“邛州之临邛、临溪、思安、大井有早春、火前、火后、嫩绿等上中下茶”④。《茶谱》指明“清明”日火,“火前”和“火后”之外,如龙安还有清明这天造的“骑火茶”。从上录毛文锡《茶谱》的这些散茶名字,我们不难看出,其较之陆羽《茶经》记述的内容和反映的加工制茶技术,明显要提高了一大步。这里要补说一点,《茶谱》不仅详细述了纤细阳春的形形式式的高档散茶,而且也一一录下了各地形制和大小不一的团茶或饼茶。如临邛的“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蕃党项重之”;小的如“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说明紧压茶的制作,在这时也有很大发展,而且还显示是一种适应商品性生产的发展。


再如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我们说过,陆羽《茶经》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到了茶树生产技术,但比较约略,对当时的茶树应该怎样栽培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但是,在这时《四时纂要》的这部农书中,对如何种茶和茶园怎样管理,记述得就十分详细,以至在我国整个古代,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基本都是照搬《四时纂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的需要,《四时纂要》和唐、宋其他农书,就无须要提茶树的栽培技术;又,没有五代茶树栽培管理的提高和进步,也不可能有《四时纂要》那样翔实和合理的技术记载。所以,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五代北方社会经济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反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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