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菡文化四十二 唐朝陆羽及其《茶经》的成就评价(网络资料搜集转载整理)

陆羽是唐朝中期一位著名学者,也是我国和世界茶学的最初创建者。他一名疾,字鸿渐,又字季疵;复州竞陵(今湖北省天门)人。在《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和《全唐文》中,都有他的传记和介绍。


据称他是一个弃婴,不知所生,他的姓名一说是他长大后自己用《易经》占卜出来的。他卜得的是“蹇”之“渐”卦,其卦辞有“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等语,於是他就取陆为姓,以羽为名,用鸿渐作字。他是和尚从河边拾回在庙中长大的,但他自小就喜爱读书,不愿意学佛,所以后来就偷偷离开寺庙,跑到一个戏班子里学戏和做起“优人”来。天宝(742—756)中,陆羽在一次演出中为太守李齐物所赏识。他长得不好看,口吃善辩,为人正直。上元初(760年),他移居苕溪(浙江湖州),自号桑苧翁,闭门著书。他出名以后,朝廷曾任命他为太子文学,后来又改仕太常寺太祝,他都没有去。贞元(785—804)末卒①。


上面陆羽的简介,不提生年,只有卒年,因为大多数陆羽的传记包括陆羽自己写的自传,都是这样写的。但至近三四十年来,我国包括港台学者在论及陆羽时,都根据自己的认为,给陆羽标上了明确的生年。由于各人所据不一,所定的陆羽生年也不尽同,于是就出现了多种相异的年份。关于这点,我在本书有关陆羽的专题研究中还会提及,这里就不作进一步探讨了。


陆羽博学多闻,是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他可能受到当时“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响,在学业上,他犹如清昼、崔子向在《寄处士陆羽联句》中所说那样:“荆吴备登历,风土随编录”;“野中求逸礼,江上访遗编”②,不仅从书籍同时也从自然和社会中不断探求与积累知识,所以其涉猎非常广泛,著述也表现出多样性。这里不妨以上元辛丑(761年)以前的文稿为例。据陆羽在其《自传》中所说,其诗词主要有《四悲诗)和《天之未明赋》二篇代表作。书稿有《君臣契》3卷,《源解》30卷,《江表四姓谱》8卷,《南北人物志》10卷,《吴兴历官记》3卷,《湖州刺史记》1卷,《茶经》3卷,《占梦》3卷,等等。其实,这只是陆羽著作的一小部份,即以笔者手头的陆羽书目,就还有《陆羽崔国辅诗集》,陆羽、颜真卿和张志和等人的《渔父词集》,陆羽后期的《洪州玉芝观诗集》等诗作3部。此外,还有《杼山记》、《吴兴记》、《吴兴图经》、《虎丘山记》、《慧山寺游记》、《灵隐天竺二寺记》、《武林山记》等地志;茶书有《顾渚山记》、《茶记》、《泉品》以及《毁茶论》等;其他著作有《五高僧传》、《教坊录》及与颜真卿等编纂的《韵海镜源》、吴兴汇编的《陆羽集》等近二十种著作①。


根据陆羽上述书目,我们不难确定,陆羽不但是一位茶叶专家,用现在的专业说,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小学专家、传记作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另外,他作优人时还写过一些剧本,并且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又是一位剧作家和书法家。不过,在众多方面,比较而言,他在茶学、史学和地理三个方面,传存的作品和成就更多和更大些。对此,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就指出,陆羽一生“著书颇多”,但除《茶经》,其他书皆不传②,盖为《茶经》所掩,主要被他茶学方面的成就所遮没了。因为这样,在陆羽死后不久,如《唐国史补》所载:“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③;把陆羽陶其像,奉之为茶神了。


陆羽在茶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茶经》一书。《茶经》全书共七千多字,分三卷十节,卷上:一之源,谈茶的性状、名称和品质;二之具,讲采制茶叶的用具;三之造,谈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卷中:四之器,介绍烹饮茶叶的器具。卷下:五之煮,论述烹茶的方法和水的品质;六之饮,谈饮茶的风俗;七之事,汇录有关茶的记载、故事和效用;八之出,列举全国重要茶叶产地和所出茶叶的等地;九之略,是讲哪些茶具、茶器可以省略;十之图,即教人用绢帛抄《茶经》张挂。对于《茶经》,我国不论是大陆还是港台,论著很多,但我们认为陈彬藩先生在《论茶经》中的三个标题:“茶叶百科全书”、“茶叶文化宝库”、“世界茶叶的经典”①,约概大旨,就比较贴切地说明《茶经》一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关于《茶经》一书的成书年代,和陆羽的生年一样,也是众说纷纭。1958年,我国农史学家万国鼎教授在《茶书总目提要》,把陆羽《茶经》定为成书于乾元元年(758年)左右以后,很多研究和论及《茶经》者,就都想也都为陆羽《茶经》提出了确定的撰写年代。笔者约略统计,近年来关于《茶经》撰刊的年代,除万国鼎上说外,还有“上元辛丑”(761年)说,“宝应癸卯”(763年)说,“广德二年”(764)说,以及初稿“成书于761年以前,后来第一次修改于广德二年,三稿完成于大历八年(773年)以后”②等多种说法。


对于大家把历史上记述不清楚的地方,弄弄清楚的这种愿望,一般都能理解。但是,如有人据宋人陈师道文中讲到他见过四种《茶经》版本,内容特别是“七之事”部分繁简不同,于是联系陆羽参加颜真卿主编《韵海镜源》一书,认为这本“癸丑(大历八年)之春”成书的巨著,陆羽在编完以后,当会“从中吸取营养,补充进《茶经》七之事”,而确定这年陆羽对《茶经》又再作一次修补,就纯属是推测了。对历史上的疑点,除非找到确切的证据,一般我还是主张万国鼎的意见,说粗一些活一些好。


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诗句指出:“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约事春茶。”①其实茶事非始陆羽,陆羽对茶业的贡献,也是《茶经》一书传世以后才有的。所以,对于陆羽及其《茶经》,还是欧阳修评说得对:“盖为茶著书,自其始也”;陆羽开创了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把茶的有关经验、知识,总结提高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而也创建了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茶学。在陆羽之前,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所形容,旧时饮茶,“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②。用现在的口语说,过去饮茶,如煮菜喝汤一样,很不讲究。《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这即是说,除茶学上的贡献外,陆羽及其《茶经》对于提高饮茶技艺、促进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也都是有其重要作用的,这一点,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也指出:“鸿渐为茶论(经),说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应是以都篮或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茶道怎样大行法?宋代陈师道在再刊《茶经》的序言中称,自此以后“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宴享,预陈于前;山泽以城市,商贾以起家”①。一句话,在陆羽和《茶经》的影响、倡导下,茶的饮用和茶叶文化,在我国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较快发展了起来。


隋朝和唐初以前,北方虽然也知道和有少数人饮茶,但毕竟业茶和嗜茶是盛于南方,属于南方特有的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至唐代中期以后,如陆羽《茶经》所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②;不只南方,中土的京畿一带,其对茶叶的崇尚,也和我国茶饮的故土荆、渝地区,没有什么程度上的不同了。


“两都”是城市,北方农村这时饮茶的情况又怎样呢?穆宗时李珏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③这即指出,其时不但北方城镇,连农村也和全国“同俗”,已把茶视同粮食和食盐一样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农村对茶的需求,有些地方较城市“嗜好尤切”。笔者过去有的文章中曾提出,“茶作为中华民族或我国全国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唐以后才形成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茶从最早的巴蜀,继而扩展为巴蜀和荆楚,再次发展为江淮以南的文化内容,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或苗蛮文化,真正站在黄河中土称“远近同俗”的“无异盐粟”的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文化内容,则是中唐以后才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讲到唐代中华茶文化的形成,我们还不能不附带谈谈作为其核心之一的茶道文化的形成。关于茶道,和茶叶文化的含义一样,现在各执一是,说法很多,我也不知取从哪种说法为妥,就暂按我们的理解——即讲究饮茶(包括物质和精神)之道来阐说吧。“茶道”一词,源出我国。上面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提到“茶道大行”;但这还不是最早的记载。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说,最早的“茶道”一词,可能就算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所载了。其句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①之说。《封氏闻见记》成书于8世纪末,皎然这诗约作于8世纪中期后期,二者相差有十几二十年,但一致说明,我们至迟在8世纪下叶的唐朝中期,就派生和存在一种新的茶道文化现象了。联系前面所说,很清楚,我国茶道不早不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直接和《茶经》的面世相关的。因为茶道既然是一种讲究饮茶之道,那么,这种“道”,无疑也首先是通过一定的饮茶活动来体现的。没有茶,有茶不饮或饮而不加讲究,也就无所谓茶道了。


陆羽之前,饮茶和“瀹蔬而啜”一样,自然也就不会怎样讲究道,有道也不会大行。但陆羽通过《茶经》对如何采造茶叶,怎样烹煮,应备有哪些茶器和如何饮用一一加以总结和倡导以后,把茶叶的饮用,由单纯的防疫治病、充饥解渴,提高和发展为一门专门的技艺和学问,这时,也只有到这时,我国才开始重视和产生讲究饮茶之道。

那么,能否据封演关于陆羽著《茶经》,讲“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由是茶道大行,认为中唐最初提及的茶道文化,就只是一种只讲如何煎茶设具的饮茶物质文化呢?不能。因为茶道文化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是在先前茶叶文化的基础上颖脱出来的一种次生文化,是茶叶物质和精神文化在饮茶方面的集中体现。也以陆羽《茶经》来说,《茶经》中虽未提到“茶道”二字,但如封演所指那样,有了《茶经》,才有茶道和茶道大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茶经》看作是我国第一本茶道的专著。在《茶经》中除讲到如何选茶、择水、用火、设具和饮用茶叶之法以外,还提到了“茶性俭”,“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①。这即是说,在《茶经》和最初的茶道中,陆羽和大家在讲究饮茶之法的同时,一开始就提到和就具有精神的一面,而这精神的一面,不是来之于其他,恰好正是从茶文化的淀积中承继过来的。《茶经》提出的茶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饮茶者,饮茶时要修心养性,效做这样的人。

陆羽《茶经》中饮茶之道要求做精行俭德之人的这条,如溯其源,我们由《晋书》桓温和陆纳传以茶果待客和伴酒并视之为是“素业”,即可找到其根缘。当然,当时在中唐陆羽、皎然等倡导茶道之时,关于茶道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只是要求做“俭德”之人一点,至少从皎然的看法中——“唯有丹丘”才知茶道的“全尔真”,其内容自然是极其丰厚的。8世纪继陆羽《茶经》之后唐朝的另一本茶书《茶述》,其对茶和茶文化特点的概括:“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几句,对茶道在物质上如何更好愉悦人生,在精神上如何自我陶冶修养,说直接些,有点现在茶道宣扬的“和敬清寂”的韵味了。


我的日本学友,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的仓泽行洋教授,前不久在其一篇有关日本茶道文化的序言中称,“日本茶道是出生于中国的,她的母亲就是中国茶道”①。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滕军博士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中考定,茶和茶叶文化从中国传至日本,大致在“8世纪末、9世纪初期”是毫无问题的;如果这一时间不错,茶传至日本的时间,也是在茶道一词和我们上说唐代茶道文化出现二三十年以后,中国的“茶道”一词和茶道内涵,当也是这时和中国的茶籽茶种一起传到日本的。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中国和日本茶道的传衍,史实和上引仓泽行洋先生的结论是那么的奇妙和巧合:日本茶道的确是出生于中国,而且还应该说是中国茶道的“独生女儿”,自从远嫁日本以后,茶道在日本的国土上得到了绵延和发展,但在其故土中国,虽然讲究饮茶之道的实际茶道一直长存,但如日本那样的以茶道之名的“茶道”,似乎在唐代中期出现和发光一段以后,一直没有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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