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撤离大陆时派蒋经国运走多少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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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蒋经国抵达南京后,国民党中常会于12月29日任命他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发表这项任命说明他已经看到败局已定,大陆即将不保,派其子赴台协助爱将陈诚经营台湾,使国民党日后尚有立足之地。然而蒋经国并未立即赴台就职,而是始终陪侍其父共渡危难。   就在蒋经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前4天,蒋介石收到桂系大将白崇禧24日发给他的要求政府与中共言和的电报。与此同时,桂系核心人物、时任蒋介石助手的李宗仁与白电遥相呼应,向蒋介石宣布5项和平主张。湖南省军政领袖程潜也向蒋发来了要他下野的通电。12月30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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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抵达南京后,国民党中常会于12月29日任命他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发表这项任命说明他已经看到败局已定,大陆即将不保,派其子赴台协助爱将陈诚经营台湾,使国民党日后尚有立足之地。然而蒋经国并未立即赴台就职,而是始终陪侍其父共渡危难。


就在蒋经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前4天,蒋介石收到桂系大将白崇禧24日发给他的要求政府与中共言和的电报。与此同时,桂系核心人物、时任蒋介石助手的李宗仁与白电遥相呼应,向蒋介石宣布5项和平主张。湖南省军政领袖程潜也向蒋发来了要他下野的通电。12月30日,白崇禧再电蒋介石,重申前电主张。同日,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


在内外交逼之下,尽管蒋介石不断默念“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的古人嘉训,但仍不免心烦意乱。冷静之余,与败打“老虎”归来的蒋经国商讨和战与自己的进退问题。父子二人商讨的对策可从蒋经国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窥知一二:


“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43页。


蒋氏父子二人的分析虽然退的因素多于进的因素,但对引退也不轻易言之。用蒋经国的话说:


“父亲虽有原则上决定引退,但仍须考虑引退之技术、方式,以及时间等问题。”“否则,将打击士气,震撼人心,更不利于国家及军事矣。”《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45页。


蒋介石考虑成熟之后,遂于1948年12月31日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举行除夕晚宴,将政府准备和谈与自己下野的决定公之于众。翌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发出求和声明。文告称: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绝续,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中。”“怎样才能渡过这一难关,克服这一危机,成为我同胞每一个人异常关怀的问题。”对于和战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于政府”,而“在于###”。现政府决定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304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4月版。


文告发表当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此后几天间,蒋氏父子度日如年。他倒不在乎其他方面的反应,他所重视和等待的是中共方面的反应。


1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蒋介石“希望从白祟禧手里夺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毛泽东的评论切中要害。


1月1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撰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8项政治主张。其中首要条件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以及废除伪宪法与伪法统等。这8项条件对蒋氏父子而言犹如五雷轰顶,视其为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感到再无恋栈总统职位之希望。蒋对李宗仁称:“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离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预作什么布置呢?


首先,他让蒋经国与俞鸿钧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与外汇移存台湾,以备日后###所用。据蒋经国1月10日日记记载:


“今日父亲派我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49页。


1月16日,蒋介石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人,提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蒋宣称此举“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52页。


蒋氏父子盗运黄金至台,俞鸿钧是核心人物。蒋介石下野的前两天,即1月19日,俞氏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就在他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俞氏以一介平民身份奉蒋氏父子之命,将中央银行黄金、银元与美钞搬运至台。关于此点,台湾《联合报》刊载的《俞鸿钧先生的风范》中作了如下说明:


“也许有人以为俞氏当时既为中央银行总裁,筹划启运央行库存黄金至安全地点,本为其职责以内的事。其实,俞氏当时并不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当时央行的总裁为财政部长刘攻芸兼任,俞氏不仅已经离职央行,而且他本人并不在上海,后因沪上情况紧急,李宗仁态度暧昧,鉴于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俞氏乃奉命冒险从香港飞往上海,运用他个人与中央银行在职人员的渊源关系及影响力,擘划部署,将库存黄金运来台湾。”1960年6月2日台湾《联合报》。


该文称俞虽未担任财经方面的任何公职,但他“本诸个人对国家的忠诚、热爱,而将个人危险置之度外,为国家保全了巨款财富,这是难能之处”。


至2月10日,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大部分运至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20万两黄金。蒋经国在2月10日日记中写道: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共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70页。


以上事实说明两点:第一,蒋经国、俞鸿钧将央行黄金、银元与外汇运至台湾与厦门是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下野之后的蒋介石就是一介平民,以一介平民指挥蒋、俞搬运央行黄金亦属非法,故称蒋经国盗运黄金。蒋介石说此举是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实则是拆李宗仁的台,为其日后再度复职准备物质基础。第二,在盗运黄金、银元过程中,当时的财政主管当局与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是反对的。关于此点可从蒋经国后来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说明: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来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这一箱珠宝,多半是在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刮的财物,胜利后被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蒋经国:《我的父亲》,引自李敖:《我来剥蒋介石的皮》第179—180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关于此点还可以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得到说明:


“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责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李宗仁回忆录》第95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应当承认,在盗运黄金与银元至台过程中,俞鸿钧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央日报》1960年6月2日刊发王康的《平凡中的伟大》一文中,称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将“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到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接管黄金、银元的严家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1960年6月2日台湾《自立晚报》。。正因为俞鸿钧对国民党退台后能够得以继续统治有功,故被蒋介石任命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台湾交通、农民银行与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5月,又被蒋介石提名为“行政院长”。俞在“行政院长”任内因在提高军、公、教人员待遇问题上同“监察院”发生摩擦,以致遭到“监察院”弹劾。在此情形下,蒋介石于1958年1月16日亲自邀集国民党中常委、中央委员与国民党籍“监察委员”200余人发表演说称:“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我们希望你们记得我说的话,以后如有类似的问题,你们要慎用你们的权力。”《俞鸿钧传》第235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因遭弹劾,俞氏心灵受到重大创伤,故辞去“行政院长”职,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6月1日病逝于台北,终年62岁。


对于蒋经国、俞鸿钧盗运至台的黄金、银元与外汇到底有多少,众说纷纭。据李宗仁称:


“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5000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依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李宗仁回忆录》第952页。


另据蒋介石机要秘书出身、直接参与盗运黄金的吴嵩庆部下詹特芳称:


“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银元部分约计3000万元。引自李敖:《我来剥蒋介石的皮》第188页。


另据中央银行1949年12月报告,当时国民党当局的银行库存的黄金为395万两,白银1136万两,银元398万多块。引自刘建兴:《台湾经济介评》第123页,中信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程思远在《李宗仁先生晚年》的回忆中称:“蒋介石令蒋经国赴沪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发行金圆券得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等共计3 7亿美元秘密运往台湾。”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称国民党撤退时将几百万两黄金运至台湾。1989年11月27日《台湾时报》。《人民日报》根据历史资料称: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 5万市两,银元1520元。1990年1月8日《人民日报》。


比较以上诸种说法,《人民日报》公布的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这部分黄金、银元对于稳定台湾社会与发展经济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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