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记忆中的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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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经历了八年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一天。当时,我的父亲随着祖母住在漯河,当地日本驻军投降仪式就在漯河一个操场内进行。那天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选出一部分参加投降仪式的军人,乘坐十多辆军用汽车来操场参加投降仪式。抵达后,日本兵在操场里列队,等待受降的国民政府代表。日本投降是一件大事,因此我的父亲和很多同学也列队参加了这个仪式。   国民政府方面派出的受降代表是一个将官,大约四、五十岁年纪,衣着鲜亮,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本来,接受日本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经历了八年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一天。当时,我的父亲随着祖母住在漯河,当地日本驻军投降仪式就在漯河一个操场内进行。那天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选出一部分参加投降仪式的军人,乘坐十多辆军用汽车来操场参加投降仪式。抵达后,日本兵在操场里列队,等待受降的国民政府代表。日本投降是一件大事,因此我的父亲和很多同学也列队参加了这个仪式。


国民政府方面派出的受降代表是一个将官,大约四、五十岁年纪,衣着鲜亮,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本来,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但愣是被这个国民党将军办成了丢人事。当时这个将军本来也想在鬼子面前抖一抖威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受降。大概是这位将军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四体不勤,骑着马刚一进场,马走的好好的也没有惊,他竟然莫名其妙地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呲牙咧嘴,再也起不来了。随从的士兵见状,连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


那些列队等待投降的日军降卒见到这种情景,虽然不敢放肆地哈哈大笑,但我父亲从眼神里看出他们对此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当然,武器还是要交的,于是日本军官们按着军衔高低,依次走到受降检阅台交出了指挥刀。而士兵就好办,把枪支成一个架子,挨个往上搁就是了;那些日本汽车兵则走下车来,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往车上一坐,就算接收了汽车。就这样,本来应当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投降仪式,就因为那个国民党受降代表的笨拙表演而丢人现眼地草草收场。


父亲的老家确山民风强悍,历来出强盗悍匪。父亲村子里有一位族兄国××,是个有意思的人物。日本人占领确山期间,他靠劫路为生,一天就在鬼子据点附近劫了一个生意人。那生意人跑到日本人那里告状,日本人派了两个骑马的宪兵来抓他。国××拿了财物正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听到后面马蹄响,还有日本人用生硬的汉语喊:“站住!” 国××扭头一看,知道坏了,撒开腿就跑。正在跑着,前面出现了一个大约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大沟。俗话说,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国××横下一条心纵身一跃,居然从沟上跳了过去。骑马的日本宪兵赶到时,那两匹马却怎么也跳不过去,于是国××算是拣回了一条命。后来,国××又故地重游,看着又宽又深的沟壑,怎么也不敢跳了。


一九四五年夏末日本投降以后的一天傍晚,确山县老家王岗村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当地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王岗村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我父亲的那位靠劫路为生的族兄国××,带了几个人走上前去,用一根绳子把他勒死了,然后拿走了他的那枝三八大盖步枪,扒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并把尸体扔到了地头的一个枯井中。据这位族兄国××后来说,那个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此外,父亲还听这位族兄讲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确山境内行驶时,因为铁轨被当地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当地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实在是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二、和平昙花一现


开封光复以后,祖父到漯河来接妻小回开封,专门包了一节闷罐车厢,全家人和随从就住在车厢里走。当时黄河决口还没有堵住,走到许昌一带路过黄泛区,铁路都被水淹了,就临时用枕木搭成墩子上面铺钢轨,火车就在上面走。我父亲透过闷罐车上的小窗户伸出头往外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外面白茫茫的都是水,水里面东一个火车头,西一节车厢,都是枕木墩子倒塌时翻下去的。火车在那一段开得很慢,脚下的枕木墩子被火车一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祖父听到这种声音,又看看外面的水,说道:“这种路别说走火车,连走人都害怕,早知道这样就不坐火车了。”后来火车过中牟时,也有一段这样的路。


一九三八年黄河改道后,开封位于黄河新河道北边。到了中牟的铁路终点,全家人又坐老百姓的船渡过黄河。过河后又坐了一段火车,才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开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省政府对面的宅子。回家以后发现家中的原本宽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像老鼠洞。向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父亲和叔叔这些小孩子觉得这些玩意挺新鲜,但祖父讨厌日本的风格,雇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滞留下来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斯时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这些侨民前后不同的表现,正应了国家强,百姓强;国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三井洋行有两个日本职员,日本投降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国,在我们家旁边租了一个院子,靠做酱油谋生。日本人敬业,做的酱油质量非常好,拿起来对着太阳一看,酱油上还漂着一层薄薄的豆油,一望便知是用好黄豆发酵做的。我父亲小的时候,经常到他们的酱油作坊里玩,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黄豆也是粒粒饱满。起初,两人挨家挨户地送酱油,挺和气的,当时不收钱,每个季度结一次账。那时人们诚实,卖东西的从不缺斤短两,买东西的也不恶意赖帐,所以只要货好,生意就特别好做。后来,买他们酱油的人越来越多,两个日本人生意做大了一些,还雇了两个帮工。


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真正欢欣鼓舞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在战乱中离开的人们回家乡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以前仅仅有过一面之交、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也都如同亲人一般热情洋溢地互问寒暖。一九四六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自发地比赛,胜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开封城内的回民爱扎灯笼,往往是回民取胜。而一些读五人,则在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猜谜者会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


开封龙亭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湖,小的水比较浑浊,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较清澈,叫杨家湖。当地老百姓说这两个湖的湖底,分别就是当年潘仁美和杨继业的府邸。开封光复后的那个元宵节,在潘、杨两湖举行了放河灯活动,附近几十里内的人都赶来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由于人多,经常还有站在湖边的人被后面涌来的人挤到湖里的情形。当时天气还颇冷,掉到水里的人爬上来就狼狈不堪地往家里赶,边上的人就哈哈地笑。当时的场面正是: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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