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不愿意住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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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净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明代初登基有振作之举,但更以昏聩刚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却控驭乾纲达47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荫翳。


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否则他就不是眼光长远的战略家。许多老一辈人在回溯当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呐!”可毛泽东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共产党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从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的号令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虽然,毛泽东对跳出周期率充满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宫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换旧符”因循之路,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起码也得拉开一点距离呀,别让老百姓那么快就产生那种我们千方百计避讳的联想啊!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中南海。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进中南海的,一直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凿的日期。

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



从以上记载看,6月到9月间,毛泽东处在香山、中南海两边跑的不稳定状态。在孩子们的追述中,有的说毛泽东住在香山,有的说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对毛泽东在香山印象较深的,是年纪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随着育才学校的同学,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了北平城里。因为是毕业班要中考,他们就集体住进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楼,学习和食宿都在楼里。



囚童进北平后,就陷入考中学的紧张复习。直到考试完毕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间,他才回在香山工作的母亲那里。他的母亲周惠年,是值得史书留名的老共产党人,在她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史中,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些默默工作的女性的记载,时至今日,似乎很有必要在史书补上几笔。



周惠年1926年参加革命,调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机关屡遭国民党破坏的风声鹤唳之际。她所在的三科负责保卫中共领袖和锄奸,由中共特委三成员之一顾顺章直接领导,曾令敌特和叛徒言之色变。这位每月生活费仅一块多大洋的年轻女性,常要身藏短枪弹药,穿过巡捕、特务密布的区域,送到三科的行动地点。而在此区域携带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课刑极重。



顾顺章叛变后,周惠年与继任三科科长的谭忠余结婚。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时,周恩来就在她家藏身。后谭忠余赴苏联学习,回归途中作战牺牲。周惠年遂与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的中央军事部秘书李得钊结婚。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李得钊任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然而危险与幸福并存的日子也那样的短暂,1934年6月,李得钊与执行局书记李竹声遭捕。不久,刚刚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联络点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也系狱。监狱的难友,都叫她那出生两个月就入狱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们,后来都习惯称呼他囚童。



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惠年出狱,1939年她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涯,赴延安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秘书。


1949年的囚童已经15岁了,他还能记起,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他母亲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处隔壁,门口有一个岗哨。“再往西是刘少奇家,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在最里面。”



“中共中央的几大领袖,除刘少奇秘密赴苏联,周恩来主要在城里活动外,像毛泽东、任弼时、朱德还都在香山,因为我们不时能看到他们。我记忆到中南海看母亲的时候,是我读中学之后,就是说已经过了9月1日。”



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间毛泽东还未正式搬进中南海,否则围绕他运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必然要随之而去,他看母亲就不应该是上香山,而是进中南海;同时毛泽东进中南海,工作中心转移了,朱德、任弼时却以香山为另一个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泽东走了,如影随形的秘书们,也不可能还留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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