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北平警察局的女子警察:她们算“汉奸”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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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北平警察局的女子警察:她们算“汉奸”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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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北平警察局的女子警察:她们算“汉奸”吗[图]

现代警察制度下的女子警察,产生在20世纪初叶。与当时欧美的警察机关一样,早期的中国警察机构也雇用了少数妇女,协助处理妇孺涉法和妓女教养问题。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北京杨钦三、彭翼仲二人发起募捐,与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共同创办京师济良所。主要收留教养自投济良所之妓女。之后因经费等原因,于宣统年间由“官督商办”改归官办,附设于内城贫民教养院内,隶属京师警察厅,成了警察厅的一个附属单位。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济良所章程重定,开始在所内设女检查和教习若干。女检查主要负责管理和规范收容妇女的日常行为。教习则负责教以国文论理,算术手工,烹饪国画和体操音乐等。1913年1月(民国二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接管济良所。同年7月,京师警察厅呈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或立“新”的京师济良所,并在济良所内设管理员,女董事,女检查,女教习。女性工作人员大幅增加。其后虽然因经费等问题,“陷于孤败”,但一直延续到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改隶社会局时,才脱离警察系统。


蒋基萍在《女警在警察工作中的审思》中认为,这些警察机关雇用的妇女,并未经训练,也不具备警察权力,而仅仅是担任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这些妇女虽然未经正式的警察教育和训练,也不拥有警察权力,但她们隶属警察系统,为警察系统雇用和管理,工资福利也为警察系统支给。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履行与本单位警察基本相同的职责。这些早期在警察机关附属性机构工作的妇女,也可以被看作中国女警的先声。


1923年9月由内务部饬令前京师警察厅体察地方情形,拟具体设置女警详细办法,并经该厅酌拟招募妇女40名。但因预算过巨,筹款维艰,而未举办。


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建立统一国家警察体系的九年计划,并于隔年公布条例对所有警官和新警员进行统一教育,分别在浙江、江苏、广东、江西、湖北、陕西、山东、云南、河北、甘肃、察哈尔、青海、福建和广西等省设立警察学校。同时中央政府宣布全国民团都应直接于各县市政府领导之下,并对内政部负责,而国民党中央下令内政部直接掌管南京的首都警察局。


1929年上海率先设立女检查员,协同男警施行检查女性旅客携带违禁物和稽查女性旅客的职务。内政部警政署在《中国警察行政》一书中认为,其时的女检查员,虽然在形式上尚未有女子警察的名义,但女检查员所担负的职责实际上与女警已无区别。


韩延龙、苏亦工在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警察史》中写道:1930年9月,在南京的首都警察厅举行的厅务会议上,“有人提议增设女子警察训练班,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但因经费问题及政局变化一度停顿。直至1931年8月,迫于事实上的需要,内政部饬令首都警察厅开始试办女警,并于10月拟定《首都警察厅试办女子警察暂行办法》,呈报核准施行”。


1932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上,来自各省市的百余名代表与会,向内政部提交推行女子警察的议案,并专项决议通过,于1933年1月在各省市政府遵照施行。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战地委员会训令,改北平特别市警察厅为公安局。1933年2月,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局长余晋和,在市政府的指令下在北京推行女子警察。于同年4月招考女性学警二十名,随警士教练所第五期训练。是年九月毕业,即分派执行职务,并在局内专门增设女警室,派员管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治下的女警的招训,陷入停顿。一直到1942年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中,在陈逸云等二十一人连署后,内政部训令所属警察学校始复招女性学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平、津沦陷。28日日军攻陷北平南苑后,宋哲元、秦德纯离开北平赴保定,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张实际上只代理了不到一天,北平即沦陷。8月1日高凌尉在天津组织“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8月2月江朝宗也在北平成立“治安维持会”。8月14日,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首的一批傀儡,在华北、北平成立“临时政府”。8月下旬起,日军通过制定 “方案”、“要纲”,指导和强化伪政权的组织。


1937年2月,改北平市公安局称为北平市警察局,7月潘毓桂任伪警察局局长。潘毓桂,1884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做过京师内外城警察厅佥事。北平沦陷前被宋哲元聘为平津卫戍司令部高等顾问,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交通委员会委员。北平沦陷后任北平“治安维持会”常务委员。


为了配合日军特务部制定的“由中国人建设新中国”的占领区“军政布置”,1937年10月以后,北平特别市警察局改设警察第五队、设置外务室和日语训练所、改组自行车警车队,配合日军强化对北平的控制。同时迅速培训女警,陆续增加女警人数。这些女警培训结束后被派到各城门,车站执行检查任务。这一时期先后增员女警五十五人。


1938年1月,曾在日本东京宪兵练习所、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出任过国民党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厦门市市长,时任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的余晋和,出任伪北平市警察局长。1942年1月,日军在华北又开始强化“治安”,但日伪军仍时常遭到国共部队袭击。为了因应日军的“治安”行动,余晋和在组织特务科“特务、特高、外事、经济”等组织后,立即增设“特别警察队”,增员二百七十余人。同时对北平市公安局女警队进行进一步的扩充。扩充后的女警队,置队长一人、小队长二人、书记二人、班长八人、警士八十人,人数共达九十三人。


值得一提的是,当国统区的女警发展陷于停滞的时,日占地区的北平,伪警察机构内的女警先后增员。另外,在许多有关民国女警的文章中,对于民国各阶段地方警察机构的称谓,含混不清,有时也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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