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的回忆,悲壮而又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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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守南京18天,粪桶渡长江逃离屠城

严开运和他的战友是借助几个粪桶飘过长江才逃离南京的,更多的战友就永远地留在了长江水中、紫金山上以及它们所环绕的这个古城。1937年12月,惨烈的南京保卫战在这里展开,提起这一场战斗,参加的易谨感叹:“这南京啊,那就很惨,南京是混战。”而另一个部队的蒋堂华说:“南京,提起来就是血泪史啊。”严开运也正是从这“混乱和血泪”中趟过来的。

1937年11月26日,从淞沪战场撤下的教导总队第二团十三连第一排排长严开运带着他的炮兵排回到南京,投入守卫南京的战备中。这个时候,中日战争已经打了5个月,中方已经丢失了北京、天津、包头、安阳、太原等等北方重镇以及上海,伤亡军民200多万。可是双方并未正式宣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正在中日之间斡旋,希望双方能够和谈,由于日方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和谈于第二年的2月破灭。

战争并未因和谈有丝毫的延缓,淞沪会战刚结束,日军便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的指挥下进军南京,而11月12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从广义上讲,这个时候南京保卫战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南京卫戍军参谋科长谭道平说:“首都卫戍战的开始,是我军退出上海战区的那一个日子。”

布防南京

“铁卫队”预备死守三个月

淞沪一役,日军攻下上海,可付出的代价超出了他们预料,而此前所预想的“三个月亡华”的美梦也破灭了。一种欲速不达的焦躁,茫然、愤怒的情绪蔓延在日军之中,就像一部记录片里所讲,“南京保卫战是在一群几近疯狂的刽子手之前展开”。

本来,按照军事委员会1935年制定的《首都要塞计划》,日军不应该来得这么快,南京保卫战也不应该在南京城打响。这个计划是张治中主导的,其战略思想是,“南京的防卫并不在南京本身,而在外围太湖地区”。这个区域,国民党军队多年经营了两道防线:吴福线南起苏州,北迄福山,锡澄线南起无锡,北至江阴。他们横亘于铁路、公路、运河间,充分利用江南湖沼如网、河流纵横,兼有山丘的地形特点,是阻挡日军西进的理想地域。

严开运所在的教导总队便是计划中的防卫部队,他们已经在南京地区驻防四五年,被称作蒋介石的“铁卫队”,辖有三个步兵旅,仿效德国步兵的编制,全队3万多人,是南京保卫战中装备最好、实力最强的部队,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去淞沪战场前严开运在南京负责防空,而四年前在这里的中央军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第9期上学,南京的山水、街道都是他学习训练时便熟悉了的,而南京的外围地区:无锡、苏州等地也是他常常行军训练、演习的场地。

严开运回到南京时,已经进入唐生智的布防体系,教导总队在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一带设防。总队的左邻是王敬久的87师,他们和孙元良的88师共同防卫紫金山、雨花台一线,这是自古守南京城必争的两个据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失守,南京城也就守不住了。

悒江门是通往江北的必经之地,万一要撤退,必须从这里渡江。唐生智在布置防务时,为了表示背水一战,“誓与南京共存亡”,让原来的两艘可坐七八百人的轮渡开去汉口,剩下的只有几艘小火轮,还被他交由36师看管,不允许守城官兵私自渡江,同时唐指示江北的胡宗南第一军和江南悒江门外的宋希濂36师:有人私渡,军法处置。

“官兵间有死守南京三个月的说法”,严开运回忆,战事开始之前的某一天,他在路上遇上了同期同学谢造时,一团三营迫击炮排排长。谢邀请他到驻地便餐,这是明孝陵东南的一个小村,谢还让严看了该排饲养的猪、鸡和储存的粮油、木柴等,很自信地说:“你看,够三个月用了吧?”当时湖南有一个师要谢去当连长,电报已经到了,总队也同意他去,谢说“我把这一仗打完就走”。可是,这一仗还没打完,他已经在梅花山南侧阵亡。

江边溃退

多少官兵葬身长江中

12月7日凌晨5时,乘敌机没有出动,蒋介石乘坐“美龄号”机在一小分队飞机的掩护下,飞往江西庐山。

第二天,日军的总攻开始了。12月9日,松井石根致牒唐生智投降书,劝其10日中午前交出南京城。唐生智拒绝,并要求守备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

战事最惨烈的,正是雨花台和紫金山两地。严开运此时已升任代理连长,他带的小炮连属于第二线阵地,12日下午,第一线的二团十四连连长颜希孺到小炮连掩蔽部,与严开运作了一次短暂的联系。多年后,严开运记忆中的对话是这样的。颜跑来第一句话是,“有酒没有?拿来给我喝!”他接过严递来的瓶子,一饮而尽,接着说:“现在第一线够吃紧的,稳不稳得住还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严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颜听了发出一声冷笑,“还能有计划地撤退吗?”严反问:“你准备怎么办?”颜说,“不管怎么样的撤退,我不走了”。他从腰部取出两枚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说:“你看,够本了吧”。

据颜希孺的一个排长对严开运说,“黄昏的时候,连长接到撤退命令,很快召集班、排长作了传达,并安排我负责指挥,立即撤退。他说全连撤退后,他还要到各阵地检查,看有没有什么遗漏,几个战士要求与他同行,被批准了。而我们,再也没见他们的踪影”。

颜希孺的话里,严开运读出了异样,而另一位军官的回忆就很直白了。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陈颐鼎回忆,“南京城的保卫战,糊里糊涂打了5天,这5天里,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一个指挥官因为失职而受处分”。

唐生智虽有誓死守城的决心,却卧病在床,没有守城的指挥能力,更没有撤退的计划。严开运则批评他:“始而单凭主观愿望,缺乏现实考虑;继而仓皇撤退,弃城而逃。”

唐生智的指挥紊乱在撤退中表现得更明显。12月12日中午,雨花台失守,此后,中华门、光华门等相继告破。下午4时,唐生智召集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会议进行了20分钟,唐向众人宣读了蒋介石11日的两封撤退令。

按照原来的撤退命令,南京守军应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即只有直属部队、第36师以及宪兵部队渡江,但宣读撤退令后,他又口头命令,第87师、88师、74军、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也可过江,向滁州集结”。因为轮渡被开走,卫戍部队手中,只有几艘小火轮和民用船,一夜之间能运送两个师已属不易。而唐的口头命令,又让等待渡江的人增加5个师,而当时各部队、阵地间电话已经不通,很多部队无法收到撤退的命令,甚至有的军官没有传达命令就自己先跑了,各部队闻风而动,局面一下子异常混乱。

通往江边的路上,有被枪战打死的,也有被踩死的。作战参谋刘庸诚听说被踩死的尸体达两三层之厚。

即便到了江边,少量的船也无法让这么多人渡过。第78军军长宋希濂后来回忆:“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争夺船只,互相开枪毙伤者有之,将船击毁沉没者亦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涕,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有多少官兵葬身长江中,现在已无法考证,在一个纪录片中,87师的李文秀说渡江过程中被日军炸死和在江中淹死的超过5万人,而据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南京保卫战》的研究,参加战役的15万人,最后剩下的只有5万左右,损失的人员在战斗中阵亡1万左右,剩下9万左右都是在撤退、突围时阵亡,或者留在南京被杀。

击毁敌机

领奖金领来撤退命令

唐生智在开会布置撤退的同时,严开运的连队击毁了一架敌机,当时总队的规定是击毁一架敌机奖励500元,于是严特地跑到指挥部去领奖金,这一次他领来的是撤退的命令。

据作战参谋刘庸诚回忆,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指挥部后,传达了命令,指示参谋处只带少数重要文件,其余销毁,同时促参谋长邱清泉同行前往下关渡江。当时守卫紫金山主阵地的第三旅仍在激烈战斗,守卫光华门的谢承瑞团,也在极力反抗,于是邱说:“你先走,我暂留下,以便和各团营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

桂永清走后,邱清泉静坐在电话机旁,慢慢地抽烟,有时双目紧闭,若有所思。这个时候,严开运兴致勃勃地跑到指挥部,向参谋长行了一个军礼,并报告了击落敌机的情况。

“打得好!”邱清泉首先说,稍停又说,“奖金以后按规定发给你们。撤退的命令接到没有?”

“怎么?撤退吗?命令没有接到。”

“是的,马上行动,队伍先到马标集合,再渡江到浦口。火器和不便携带的器材,全部毁掉,或者埋葬起来。”

“我舍不得。”这么说的时候,严开运没有料到撤退时的混乱和无法渡江的情况。

邱清泉深深吸了一口烟后说,“那好,舍不得你们就带走吧,但要记住,带不走的时候一定破坏掉,绝对不能让敌人利用。”

“是的,知道了。”严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关于邱清泉这一战的命运,严开运听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在南京陷落后化装成难民逃出南京;另一种是他和马威龙旅长一道突围冲出芜湖。“无论哪种说法,”严开运说,“邱一直坚持到战斗的结局,这在当时的将领中,还是少见的。”

离开指挥部,严开运便带着他的连队向下关码头出发,他不曾想到的是,撤退的路上竟然埋着地雷,很多地方都用白色标语写着:“小心,地雷!”这样一来,原来的并列纵队必须变成一列纵队从路旁绕过,原本两个小时的路程,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

下关码头

火炮沉江粪桶渡江

严开运连队到达下关时,已经是午夜12点,他们也明白了眼前的境地,“大江茫茫,连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哪还能渡炮呢?”于是严下令把火炮沉入江底,当他宣布这一决定时,有的炮长流泪了。

沉炮后,一个排长建议向上走,“这里这么多人,有什么渡江器材早被拿走了。如果能到芜湖,那就好办了”。于是他们集合全连剩下的30多个人沿江而上。走了一段后,他们发现前往芜湖的人也很多,而这么多人被日军的火力封锁住了,一时路边牺牲的人非常多。

这时严的身边只有4个人了,他们顺着地形向低洼的地方运动,通过一个池塘边缘时,一个受伤的军官躺在那里,突然拉住严的衣角,发出悲切而壮烈的哀求:“请你做个好事,补我一火吧。免得我留下来受罪。”站在严旁边的传达班长戴勋举起驳壳枪,严向他狠狠瞪了一眼,示意“不许打”,戴才放下枪。严说了一个谎:“后面有担架来了,你等等,我们要向前冲。”伤员于是放开了手。

走过一段以后,戴勋以责怪的口吻问严:“刚才为什么不许我打那个伤员?”严说:“你忍心吗?”戴说:“好,你不忍心,你把他留给日本鬼子,让他受罪。”严没有吭声。

严开运和他的战友最后在一个地方发现很多人用一只由几块木板结成的小筏摆渡,他们同意带着严等到江心洲。严开运他们本来以为江心洲四面环水,一定有不少划子。但他们没有发现,据说本来不少,但是两三天前就被某些部队用光了,门板、水缸等等工具也被用光了。他们发现一个战士骑着一头牛想渡江,游了一二十米,牛就回头了,战士拼命扭打,毫无效果,人愈急,牛愈犟,突然一发力,竟将战士抛到长江里去了。

最后还是戴勋想到了用粪桶渡江的办法。他们把桶的口部向下,当作浮囊,四个角用一些树枝连在一起,解下绑腿捆得牢牢的,再铺上江边的枯芦苇,他们的渡筏就做成了。他们登上了这“一叶扁舟”,用碗做桨,向江北划去。划到一半的时候,有的桶开始浸水,筏身慢慢下沉,严开运他们紧张起来,加劲向前划,希望下沉以前赶到北岸。日军的飞机在天亮时已经赶到,开始在江面上轰炸、扫射。这个时候的严开运一行,对江面上空来回扫射的日军飞机,只好听之任之。危急时刻,北岸一条小船驶向他们,船上一个50多岁的老汉,说是来接应他们的,严开运多年以后还感叹:“多么难得的好人啊!”

上了老汉的船,他们很快到了江北,这时已是13日黄昏。在岸上他们找到一条装着面粉的船,吃了船民做的饼后,他们连夜向滁州赶路了。

就在这一天,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本版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吉陆


“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日军目标”

飞机在3000多米的高空中被气流冲刷得摇摇摆摆,四周是青藏高原白雪皑皑的高山。

这是1943年的一天,在被视为死亡之旅的“驼峰航线”上。滇缅公路已经被日军截断,物资极其匮乏,这条运输航线,是当时中国接受外援的惟一“血管”。

刚刚20岁的龙启明年轻得不像是能够承受如此重任,然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雷鸟基地接受过3个月高级训练的他,已经是中国军队中的天之骄子。

那时的飞机没有空气增压设备,机舱里寒气彻骨并缺氧,然而极度紧张的飞行使汗水湿透内衣,脸上的汗水霎间结成冰霜。

突然间,正前方闪出一座高山。龙启明猛拉操纵杆,飞机就是爬不上去。龙启明叫机长瑞恩斯和他一起拉,但飞机还是上不去,眼看就要撞山了!

飞机离前面的山坡最多还有600米,但瑞恩斯还在笑,龙启明绝望地说,你笑什么,我们都快完蛋了。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刻,瑞恩斯猛抬操纵杆,靠着气流的力量,飞机哗的一下爬上去了,迅即冲出山口。

“真是命不该绝啊!”62年后,在重庆大渡口革新村小游园旁的家里,提起往事,龙启明还心有余悸。

这位已从重庆钢铁厂退休的老人,是国内目前健在的惟一参加过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的中国飞行员(当年共6名中国人参加过“飞虎队”)。

逃难踏上从军之旅

香港沦陷逃往桂林,闲逛考上“留美空军学员

祖籍广东顺德的龙启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父亲龙朝杰,是香港电讯司副司长、香港华员会(在港华人组织,相当于大陆的工会)会长。

在龙启明的幼年记忆中,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总是低人一等的。13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去父亲办公室,刚要迈进大门,洋人司长Kay忽然出现在他面前,Kay对着他恶狠狠地喝道:“Get out!Chinses go back door!(滚,中国人从后门进去)”龙启明只能屈辱地从后门进,见到父亲后忍不住痛哭起来。虽然父亲的地位仅次于Kay,但作为中国人对此只能忍气吞声。

1941年12月8日早晨,珍珠港事件的同时,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

那时龙启明在香港政府工学院刚就读了一年。父亲的工作没有了,他的大学生涯也到此结束。1942年6月,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到了澳门。后来他们听说在大后方桂林,广西大学接收华侨生免费上学,于是决定去桂林。

当时桂林被称为“小香港”,到处是逃难过来的香港人。广西大学正好放假,更让他们失望的是,学校根本不接收免费的华侨生。龙启明只好和伙伴们漫无目的地在桂林城里闲逛。

然而,龙启明的命运正是在不经意的闲逛中发生了改变。

“我们看到了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的广告,要求是大学,不一定大学毕业,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每人交了400块的报名费。”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数理化、英语,龙启明觉得很轻松,但是最后一门“党义”却把他难住了。“党义相当于现在政治,考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这些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根本答不出来。监考官当场就将我赶出了考场。”

本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双十节”那天公布录取名单,3个香港学生都录取了。第二天,龙启明就去报到,6天后,飞机把他们这群留美航空学生接到了重庆,降落在珊瑚坝机场。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

飞越“驼峰航线”2100小时

飞行线路起伏,有如驼峰。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1942年开辟的“驼峰航线”是盟军在中国的一条主要的空中运输通道,沿途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龙启明的空军生涯就从这里起步。

1943年6月,由于战事紧张,盟军飞行员非常紧缺。龙启明仅在美国接受高级训练3个月,就和另外的21名队员一起,回国投入了实战。

在此之前,曾经是香港田径冠军的龙启明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在昆明的初级班,训练计划是20小时飞行,但他只飞了5小时06分钟,教练就马上签字让他毕业了。在印度的中级班,规定飞行时间是50个小时,但这次龙启明又提前毕业了,成绩是30小时。

支持龙启明出色成绩的还有家仇。他的父母在往昆明逃难途中,在贵阳不幸被日军炸死。他当时最迫切的心愿,就是直接驾驶歼击机和日军面对面作战。

但回国后,龙启明并没有如愿进入歼击机队,而被编入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编队执行中国-印度空中飞行任务,穿越“驼峰航线”。

那时,龙启明和1~3名不同的美军飞行员编成一组,每天从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起飞,穿过“驼峰”到达印度亚山姆省的DINJAN或KEBRUKA ASSAM,装满物资后再经“驼峰”返回,往返一次约6个小时。

在这条航线上,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线路起伏,有如驼峰。此外,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因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

很多美国飞行员把这条线称为“死亡之旅”、“寡妇之旅”。“每次飞行前,他们都在胸前庄重地画十字作祈祷,然后非常认真仔细地对飞机进行检查,并反复查验机组成员的准备工作。他们都知道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他们决不允许让自己的生命搭在无谓的工作失误上。”

几乎每次航行都在‘驼峰’发生撞机事件。起飞前,在饭堂看到的战友,晚上很可能就不在了。一天前大家还在一起喝酒聚会,谈笑风生,第二天就有人永远地离开了,人天两隔。

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一滴汽油一滴血”

一次去印度装油,正碰上日军轰炸,触地的刹那间,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

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一年,由于外援通道基本断绝,国内的物资到了极其匮乏的地步。

“所有的汽油都是我们带回来的,一架飞机带20多桶汽油。飞过去的时候装人,回来主要就是装汽油。一架飞机按规定载重3750公斤,但往往超载一些,要装到4吨。汽油在当时绝对是稀缺品,重庆和昆明的很多汽车,因为没有汽油,都是烧木炭的,车全部被木炭熏黑了。只有一些军用车才烧汽油和酒精。所以那时候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龙启明说。

由于汽油实在紧张,连运输机的用油,都量入为出。龙启明驾驶的运输机一共有8个油箱,总装油量是880加仑,正常情况下,每小时的耗油量是80加仑,满油后可以飞行11小时。而每次从昆明巫家坝返回印度的时候,都把路上的用油算得正好,多余的油就被抽走了。

“每次装满油从印度回来,路上用了300加仑,剩下580加仑;从昆明返回的时候,只留400加仑。天气好的时候,2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每次运气都这么好,“有一次在昆明把飞机的油抽了好多。但快到印度机场的时候,塔台说机场正遭到日军轰炸,发出指令不让我降落。运输机没有抵抗能力,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逃避。印度北部阿萨姆省都是茶园,地势平坦,飞机在茶园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越飞越低,眼看着油用光了!我就准备冒险迫降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塔台传来消息,解除警报。

龙启明一拉操纵杆,但是飞机已经没有油了,起不来。

最后,飞机晃晃悠悠地滑翔降落在机场。

触地的刹那间,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飞机靠惯性滑动了一段距离后,地面部队用车把飞机拖到了停机坪。

“飞机很宝贵啊,一般情况下不选择跳伞。那次死里逃生后,我们反对抽油,闹得很厉害!”

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

数次执行轰炸日军基地任务,赤身裸体跳上飞机上战场

1944年4月,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龙启明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被调入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

“轰炸队有6名中国飞行员,但整个大队包括地勤的有好几百中国人。后来每架飞机上都配备了中国人,因为以前飞机掉下来的时候,老百姓不明白情况,会把美国人当敌人打死。‘飞虎队’就在每个飞行员的衣服后面挂一面小旗子,写着‘来华作战洋人,请军民救护’。”这块被飞行员们称为“血幅”的绸布,帮助许多因迷路、事故和被日军击落而迫降、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得到中国军民的救护。

加入飞虎队后的龙启明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当时日军空军力量已经很薄弱,关岛等太平洋岛屿都已经被美国占领了。腊戍、密芝那、仰光的日军基地,已经没有多少反击力量。

尽管如此,惊险的战斗还是时有发生。

“我们的飞机飞到3000米高度后,直接俯冲到200~300米,日本的高射炮根本来不及瞄准,所以他们都是用机枪打的。那天我驾驶着B25轰炸机,看准了日军基地就俯冲下去,分两次把携带的12个炸弹都投了下去。飞机飞得太低了,我都可以听到敌人的机枪发出”啪啪啪啪“的射击声。回到基地后,我发现机尾上中了14枪,要是打中油箱,就完蛋了!”

龙启明说,和日军相比,美军的飞机比较大,火力猛,但是转身掉头不灵活。飞机机身是三夹板的,座位后面和两侧还有钢板,美国人的技术比较先进,油箱外面都有保护层,子弹一般打不穿。对飞行员的保护,都是和美国人崇尚人为贵分不开的,美国人经常说“10架飞机才值一个飞行员”。

飞虎队员的生活,是充实而紧张的。一天,队员们正在洗澡,警报突然响起。龙启明他们立马向外冲——不是逃命,而是去背降落伞,力争第一个跳上飞机,与日军交手。那一刻,大家来不及穿衣服,全是赤身裸体就上了战场。

龙启明说,对每一个飞虎队员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日军目标。每次成功时,那些率真的美国战友都会兴奋地大叫“Hit target!Hit target!(击中目标了)”他们都会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然后,把飞机开得飘飘忽忽。

1945年8月25日的“辉煌顶点”

和“飞虎队”队长驾驶第一架飞机降落武汉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和美国战友们离开生活战斗了8年的中国回美国,重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前来为陈纳德和飞虎队员送行,人群抬轿子般地抬起轿车,经过几个小时将车一直抬到中心广场。一位多年来跟随飞虎队的中国地勤人员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心。

龙启明永远也忘不了在“飞虎队”那几百个异常惨烈而充满战斗豪情的日日夜夜。他把这段经历珍视为人生的“第一次辉煌”。而这一次辉煌,又在1945年8月25日达到了顶点。那天,龙启明和“飞虎队”队长希尔少校驾驶着第一架飞机,从四川梁山起飞,降落在武汉,接受日军投降。

“当时日本人虽然已经投降了,但是武汉的日军还不承认,日本兵拿枪把我们11个人包围了。日军说,他们不向美国投降,只向中国投降。”

龙启明告诉日本人,盟军包括中、英、美、苏四国,盟军是接到总司令的命令过来接受日军投降的。这时,日本人才蔫了,打电话请示后表示投降。

9月底,龙启明和战友们把日本人抓起来游街,就像当年日军将中国人游街一样。这一刻,龙启明的心情感到很舒畅、痛快。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当了民航飞行员。1949年11月9日,龙启明参加了“两航起义”,他与战友们驾驶着12架飞机,从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

1952年,龙启明转业去了重庆钢铁厂。在重钢,他一干就是28年,先后在计划科、耐火厂、运输部工作,在“夜大”当英语教师。“十年浩劫”中,他更是厄运不断,被打成“英美特务”、“伪军官”;他被抄过家,被关押过,被办过“学习班”……

这一切,龙启明都挺过来了。“历史如过眼烟云,我不抱怨。”

但对日本,龙启明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个人仇恨。

年轻的时候,香港被日军占领,路过每个街口都要给日本人鞠躬,龙启明为了不鞠躬,宁可绕道走很远的路。

年老以后,每次去香港,龙启明都不进日本餐馆,有一次侄女婿不知情,把他带到了一家日本餐厅,龙启明没有吃饭,当场就离开了。

如今在重庆,他又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的声援活动,日本律师问他会不会讲日语,龙启明说:“我不说日语,你要么和我讲中国话,要么讲英语。”其实他的日语也不错。

他有许多朋友后来去了日本,邀请了他很多次,龙启明每次都回绝了。“日本我坚决不去!”

“作为军人,我干了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一辈子都爱国。”龙启明说。(采写:本报特派记者陶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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