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抄袭《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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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家都对莎翁的《哈姆雷特》耳熟能详,《西游记》更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这两部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著竟然有多处惊人相似!难道这是潜藏的古代“抄袭门”?或者真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吗? 全面对照揭出惊人结论 《西游记》中《乌鸡国》的故事,竟然与《哈姆雷特》惊人的相似。 且看二者的相似之处: 一、两故事都以宫廷权利之争为主线,都是名副其实的“王子复仇记”。 二、两故事都以已故国王鬼魂诉冤开头。 三、两故事中的国王,都为兄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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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对莎翁的《哈姆雷特》耳熟能详,《西游记》更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这两部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著竟然有多处惊人相似!难道这是潜藏的古代“抄袭门”?或者真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吗?




全面对照揭出惊人结论


西游记》中《乌鸡国》的故事,竟然与《哈姆雷特》惊人的相似。


且看二者的相似之处:


一、两故事都以宫廷权利之争为主线,都是名副其实的“王子复仇记”。


二、两故事都以已故国王鬼魂诉冤开头。


三、两故事中的国王,都为兄弟所害。在《哈姆雷特》中,毒死国王的是其胞弟克罗迪斯;乌鸡国中则是青毛狮子幻化的全真道人。他虽不是国王的一奶同胞,却与国王“八拜为交,以兄弟称之”。


四、两位国王的被害之地,都是御花园。


五、克罗迪斯杀害兄长后,不但夺取王位,而且乱伦娶嫂。而全真道士杀害国王后占据宫闱、取而代之,也是妻、禄两得。


六、在两个故事中,王子与母后都有一番重要的私下交谈。《哈姆雷特》的母子长谈发生在王后寝宫;乌鸡国中的母子谈话也发生在后宫。两番谈话在整个故事中都起着重要的结构作用。


七、揭穿奸王的形式也十分相似。哈姆雷特是借一伙外来伶人在御前搬演经过改编的“贡扎果谋杀案”,重现奸王谋害先王的情景,使奸王心惊肉跳,露出马脚。而在乌鸡国故事中,取代外来伶人的,是唐僧等一伙行脚僧。悟空在回答奸王盘诘时,唱了一首十韵歌行,客观叙说了奸王害主的真相,恰与《哈》剧中的“戏中戏”相似。而妖道听罢“心头撞小鹿”,导致败露,也与莎剧中奸王的表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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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相残、占妻夺位的故事素材,在财产私有的封建社会并不鲜见。兄弟之间在家庭财产及权力的继承分配上利害相关,最为痛切;而彼时妇女又因缺乏独立的人格地位,往往被视为财货、随人俯仰。东西方文学家身处异地、所见略同,发为文章戏剧,自会有类似的情节,相同的感慨。——然而如果两个文学故事不仅框架相近,连种种细节也都逼近到如镜鉴形的地步,那就值得注目了;此刻,一句“不谋而合”、大而化之,就很难说服人。


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思考:是否乌鸡国与丹麦王子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惮絮烦,再将“乌鸡国”、“哈姆雷特”进一步比较:




《哈姆雷特》

西游记》乌鸡国


被害者身份

国王

国王


害人者与被害者关系

亲兄弟

结拜兄弟


故事发生的地点

城堡上,宫廷朝朝会之所,御花园,后宫等处。

宝林禅寺,宫廷朝会之所,御花园,后宫等处。


案发缘起

国王鬼魂显现,由王子之友霍拉旭告知王子,鬼魂亲口向王子说了冤情

国王鬼魂托梦给唐僧述说冤情,由孙悟空告知王子。


被害者妻子的态度

对丈夫被害情形并不知情

对丈夫被害情形并不知情


揭穿奸贼的方式

王子命外来献艺的伶人在御前搬演戏剧,揭露奸王罪行,奸王恼羞退场,从而露出破绽。

悟空等外来僧人与王子取得联系后,借倒换关文之机当场揭露假王阴谋。假王见阴谋败露,驾云逃离。




种种迹象表明,乌鸡国与《哈姆雷特》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然而我们仍需花力气弄清两个问题:


一、中外两个王子复仇故事,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二、在十六世纪末叶,亦即世补本《西游记》问世之际,东西方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条足够通畅的文化交流渠道?




莎翁VS吴承恩到底谁“抄袭”谁?


A、B 两个影响相接的故事,其关联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发生直接的影响,如A影响B或B影响A;又可以发生间接的联系,如A、B同宗于C或A宗于C,B宗于D,A、B通过C、D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发生间接关联。在漫长的文学演变进程中,这种传承影响甚至是多重的,交叉往复的,源流莫辨的。


那么《哈姆雷特》和乌鸡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以为,二者直接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可以从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上看出。由《西游记》世德堂本及杨闽斋本二书的序言署年可知,乌鸡国故事的插入,当在1592年以后、1603年之前。而莎氏创作《哈姆雷特》,则是迟至 1602 年的事。可见乌鸡国的补入,很可能尚在《哈》剧问世之前。乌鸡国不可能抄袭一部晚出的西方戏剧,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相反的结论,即莎翁抄袭乌鸡国,就一定正确吗?当然也不是。丹麦王子的传奇故事,在西方自有其一套流脉清晰的传承谱系。这位复仇王子的最早身影,应到十二世纪丹麦学者萨克斯的《丹麦史》中去寻觅。而这个宫廷故事再度引起欧洲文坛的兴趣,已是十六世纪的事。法国作家贝尔福莱的《悲剧故事集》(1570)就收入了这个古老传说。其后,英国剧作家基德又创作了以《哈姆莱特》为题的舞台剧本。据考证,在这个已佚剧本中,“鬼魂诉冤”和“戏中戏”等情节已经出现。而学者认为,莎剧的创作,正是以基德此剧为蓝本的。由此可知,莎氏笔下的《哈姆莱特》渊源有自,是无须从一部中国小说中获得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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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莎氏也无从得知有关《西游记》的任何消息。彼时的欧洲与中国尚处于十分隔膜的状态。十六世纪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中华帝国与《马可波罗游记》所提及的契丹,尚被视为两个国家。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的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也是直到 1601 年才从北京四夷馆的穆斯林口中得知:中华帝国的京师,原来就是当年马可波罗息肩饮马的汗八里城(即元大都)。而整个欧洲认识这一事实,更在六年之后。我们无法想象,在1602年,一个连中国疆界、首都都搞不清的欧洲戏剧家,会对一部中国的新版小说知之甚悉。


总之,乌鸡国与《哈姆雷特》之间不可能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即不可能构成A影响B或B影响A的关系。


那么间接的关联又如何?例如,早在公元九世纪,“陈义郎”这个中国的“子报父仇”故事即已进入文人笔记;而《哈姆莱特》的祖本“丹麦王子”故事,在公元十二世纪也已记录成文。这两个早期复仇故事若在九至十二世纪时已有某种形式的交流,而这种“通家之谊”又在不同的文化坐标中延续数百年后,分别影响到乌鸡国和哈姆莱特,也并非全无可能。借助图形,此种关系可表示为:


中国《乾馔子》之陈义郎(C)——————世补本“乌鸡国”(A)



欧洲《丹麦史》之丹麦王子(D)—————莎氏《哈姆莱特》(B)


显而易见,这正是 A、B 分别宗于 C、D 的关联模式。——然而推理的结果显示,这一结论仍不能成立。


传播学有一个著名试验:将相同的口令分别告知两支被试队伍的排头,俾其口耳相传,播至队尾;传送的结果,无不是积小非以成大误,始于“差之毫厘”,终于“失之千里”。同样道理,即使陈义郎与《丹麦史》真的有过此呼彼应,这一“口令”在风景各殊的文化原野上分道扬镳了数百年后,只会变得面目全非,决没有“队尾”(A、B)较之“排头”(C、D)更为贴近的道理。


由此反推,乌鸡国与《哈姆莱特》中间,是不会有过多的媒介层次的。 A、B同宗于C的模式,恐怕是它们唯一的关系选择,亦即:


┌─ 世补本“乌鸡国”(A)


?(C)——┤


└─ 莎氏《哈姆莱特》(B)


那么这个C又是谁?


我以为,应当就是丹麦王子传说。因为在东方,我们实在找不出一件素材,在故事细节和流行时间上,比“丹麦王子传说”更加逼近乌鸡国与《哈姆雷特》。


由于文献无征,这个古老传说“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已无从稽考。不过它的近代流播史,还是脉络清晰的。当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初,此传说在欧洲引起普遍关注之时,也正是《西游记》早期刊本在中国杀青之日、《哈姆雷特》在英国问世之年。从时间上看,一位佚名的东方作者与一位声名籍籍的英国戏剧大师,几乎是同时对这一题材发生兴趣,并分别将其摄入东西方两部文学经典中。也只有这种时间切近(哪怕地理距离遥远)的摹写,才会产生迹近孪生的效果。


剩下的问题则是,时当十六世纪下半叶,地域及文化传统都相去甚远的东西方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条足够通畅的文化交流渠道?


乌鸡国的作者又是何由得悉一个欧洲传说的?




《西游记》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仿佛是机缘凑巧,恰是在《西游记》改版与《哈姆莱特》问世前后,隔绝了数百年之久的东西方文化,突然迎来了一次交流碰撞的机会。1583年,随着明朝海禁的松弛,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获准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这一年,刚好是吴承恩去世的第二年;距世本《西游记》的序文署年尚有九年;而《西游记》的改版、乌鸡国的插入,则在十数年之后。


英国学者赫德逊曾指出:“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天主教士……成为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往来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显然,一个欧洲文学话题随着***的东传而被带入中国,是完全有此可能的。


利玛窦(1552—1610)是***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自愿到远东传教,于1578年离开欧洲,在印度居留四年,于1582年到达澳门,翌年进入广州。此后,他一直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直至1610年逝世。


利玛窦更像是位文化使者。他以他渊博的西学知识,吸引了大批来访者。在利氏来华之前,丹麦王子故事已在欧洲家传户诵,是不争的实事。利氏曾在欧洲研习宗教、文化,长达十五年之久,他完全有机会接触这一古老传说。——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行文可知,利氏对希腊、罗马神话烂熟于胸、时有提及。这说明他对文学的兴趣;他压根是位学识淹博的学者,而非窒隘褊狭的苦行僧。


退一步讲,即使利玛窦本人没能接触这个传说,他的追随者也还有着足够的机会。继利氏与罗明坚之后,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孟三德、麦安东,他们是1585年到达广东的。意大利人石方西约在1588年进入中国……任何一位后来者都有可能把这个正在欧洲文坛上走红的热闹故事带入中国。而利氏与欧洲的通信联系,也从未间断过。何况频繁出入中国国境的欧洲商人,也始终与传教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西洋文学信息当然也不妨以此为跳板,随着欧洲的商船在此登陆,又由传教士带往内地。总之,在《西游记》改版的年代,我们不必为东西方文化渠道的通畅而担心。时当十六世纪下半叶,随着明代海禁的松弛、***的东渐,这种信息沟通正无烦另觅途径。


我们推断丹麦王子传说是由传教士携来,并非毫无根据。在乌鸡国故事中,就残存着宗教宣传的斑驳色彩,那显然就是传教士把“世俗性谈话”转化为“宣传信仰”所留下的痕迹。当这位乌鸡国插增者在现实中受到“西域”雕塑艺术的感官冲击,对东土佛教造像技术产生失望,以致征于辞色,发为小说,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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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文头绪较繁,试着对所论述的问题作一简略回顾:


吴承恩《西游记》中的乌鸡国故事,与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的情节极为相近。二者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是谁影响了谁?首先,吴承恩不会乞灵于莎氏。因为莎氏创作《哈》剧时,吴承恩墓木已拱。此外,吴承恩生活于海禁甚严、中外隔绝的时代,彼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几乎一无所知;那个《哈》剧所据以创作的古老欧洲传说,在吴氏有生之年也不可能传入中国。反之,亦非《哈姆莱特》抄袭《西游记》。《哈》剧源渊有自,谱系昭然;且莎翁同样不可能得知一部东方小说的情节内容。——“乌鸡国”与“丹麦王子”的联系,至此陷入观其形迹必有、按其逻辑必无的矛盾之中。


打破僵局的,是《西游记》“世补本”身份的认定。种种证据表明,以前一直被看作吴承恩原著的金陵世德堂本,其实是经过修补、改版的本子。而“乌鸡国”一节,恰恰被证明是后来插入的。其插入时间约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时期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至关重要:由于海禁的松弛、欧洲传教士的进入,中国文化开启了它久已关闭的大门,东西文化终于获得了千载难逢的交流机会。


利玛窦在华传教三十年,创造了寓宗教宣传于文化交流的模式,使一个欧洲古老传说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必要的途径和载体。丹麦王子故事恰恰又是十六世纪后半叶欧洲最走红的文学题材之一,其能传入中国,并非偶然。而中国传统的“西游”故事,又始终表现着对“西域”素材的浓厚兴趣,其吸纳丹麦王子传说,也带有某种必然性。


1599年,利玛窦在南京的文化交流活动引发了一场“利旋风”;几乎是在同时同地,增插了乌鸡国的世补本《西游记》呱呱落草。了断一件四百年前的文学史公案,能在时间上精确到十年之内、地域上锁定于一城之中,这或许已堪称精确。何况在中国化了的丹麦王子故事——乌鸡国中,***文化的遗痕宛然可辨。救世主的译名及其“圣龄”约数,西洋风格的雕像给人留下的鲜明印象,都能在故事文本中找到确证。


至此,我们得出乌鸡国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论,也许不能算是冒昧之言、无根之论了。


中华文化向来不是封闭的文化体系,在其五千年发展的漫长岁月,以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容纳并融铸了大量外来文化的精华,才有了今天的渊博与浩瀚。由这个角度来看,《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正可看作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对乌鸡国的考证,其真正意义也要比追寻某一情节的来龙去脉大得多。只是对其深层内涵的探讨,又非单篇文章所能负载的了。




以上文字摘自侯会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探源——与德堂古典小说研究丛稿》,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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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8/11/2009 9:00:03 AM 被qu12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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