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做秀,《扬州十日记》是伪书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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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钧孙。明思宗堂弟,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杀以后,他世袭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在位2年,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将田维乘出卖,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弘光帝是一个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当清军南下之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钧孙。明思宗堂弟,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杀以后,他世袭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在位2年,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将田维乘出卖,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弘光帝是一个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败,内讧不断发生,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一些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灭亡。而弘光帝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人(今河南开封),溧阳侯史崇第49世裔孙。崇祯年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9年),随卢象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十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兵入关后,曾主张与之议和,共讨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于是督师淮扬,竭力协调江北四镇将领,以抵御清兵。 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良玉呕血死,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兵。

清朝将领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直趋扬州,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三月间,多铎奏报: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马抵达河南,“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同月二十五日又报:“三月初七日,臣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三路兵同趋归德。” 四月初五日,多铎统大军从归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三日清军至泗州(今安徽泗县),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遂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严词拒绝。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说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棲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

扬州战役,史可法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关于史可法,有几个奇怪的地方,他指挥错乱,无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制止,他身为一个武将自刎怎么会不死?难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么?如果是这样,他的目的达到了。后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会做秀,亲自给史可法题词,以拉拢儒教信徒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继续作秀,历史就象是一个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高杰部官军在其子兴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总兵李成栋等带领下先后降清;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东平侯刘泽清在清军南下时,“将原管淮阳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留交总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东总督王永吉、总漕都御史田仰等带着一批文武官员乘船逃往海上。这时南京已经陷落,清固山额真准塔统偏师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领徐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迁、睢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抚赵福星派人持书信往海上招降刘泽清等人。刘泽清即在闰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

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何况还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弘光五大藩镇这样望风而降,并不是兵将不堪一战,而是他们凭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有挟制朝廷之心,无忠贞报国之志。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后来展开的历史场面表明这五藩下的总兵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李国英、田雄、马得功、徐勇等人都拥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为清廷征战时往往发挥出超越满军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实在很五奈,如果崇祯当年不顾儒教大臣的反对,如南宋的高宗一样南下,明朝不会败亡的如此之快。

也因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将,明清易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个,所谓满族入关的屠杀,说来说去就扬州,江阴,嘉定,这些屠杀大部分是汉人自己干的。至于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上说的杀80万,完全是谎言,因为扬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张德芳的“《扬州十日记》辨误 ”等书驳斥,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清朝修的正史和著名明朝遗民私人写的手抄本历史,比如谈迁的《国榷》,都没有提到“扬州十日”。《明季北略 》记载的多为明末市井传闻的野史,并非当日官方说法,只是民间流传之言。扬州根本没有什么顽强的抵抗,大批军兵投降,一天不到就破城,而且,清朝军队还有下一个更最重要的进攻目标南京,为了一统中国,清朝根本没理由没必要搞所谓的大屠杀。此外,有人说,因为顽强抵抗而清朝军队屠城,也是谎言,江阴县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怎么没有所谓的屠城?

明清换代,死了多少人呢?明末的人口已不可确知了,农民军把这些东西都烧了。清朝刚建立时顺治八年一千四百万人丁,那时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还没完全确立,到了顺治十八年达到了一千九百万人丁(据《清实录》)。这些数字是人丁数,即为成年男子数。而全国实际人口数应为此数的三倍以上。一些地方志中如《获鹿县志》,康、乾、雍时期全县人口有五万人丁,但在嘉庆以后丁税取消,县志中始载全县三万户,十七万人。也就是说清初时的人口有3-4千万。也就是说明清换代死亡人数为几百万人。比起以前的换代的死亡人数,在人口比例上算小的了。这些死亡人口中多少死于当时流行的瘟疫,多少是满人干的,多少是农民军干的,还有明军干的,已不可分了。康熙掌权后很多汉人进入了权力中心,而且很多是江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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