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状元基本为贫寒之士。其实,单就科举成绩而言,并非科届科场都出身贫寒的举子独占鳌头,只是因为宋朝政府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官宦子弟,才使贫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

宋朝先是禁止宗室参加科举考试(宋神宗以后方充许远房赵氏宗亲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规定凡是官宦子弟考中科举后都要经过复试方能录取,后来在这方面的限制越来越严,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宦子弟不仅要单独进行考试,以便考察其学业之优劣,而且即使考中进士后,也还要另行组织测试,以防舞弊行为。后来朝廷逐渐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宦子弟均无资格得到状元的头衔,即使考试成绩最好,也要降低名次,然后依次递补其他举子为状元——以上内容来源于智品《中国通史》第六卷宋•辽•西夏•金•元卷

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考试制度了,也许有些人看了之后,会赞叹不已,甚至生出身不逢时的感慨。

但是,当我们站在人权、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反思时,却发现,这个制度背后的不公平。这个貌似对百姓很公平的制度,却违背了“举贤不避亲”的原则。

试想,对一个国家来说,是给平民更多的、优厚的机会更重要,还是让更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更重要。当然就人才基数来说,宗室及官宦子弟中的人才数一定小于贫寒子弟。但是,另一方面,从人才概率来说,一定是宗室和官宦子弟更大于贫寒子弟。从小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从接受的教育、训练,甚至平时的日常谈论中都无时无刻不感受着为官之道,虽然我们并不排除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把这为官之道更多地理解为对于财富及权利的掠夺上,但依旧有一部分会发心为国为民。而从另一方面看,将宗室官宦子弟拒之考场之外,难道就能将其拒于政治之外嘛。立志于财产和权利掠夺的人,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找到欲望的发泄出口的。

其实,避免舞弊,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面来解决,虽然站在考试这一件事上来考查,舞弊似乎是亘古就有且永远无法完全遏制的。宋朝其实也想了很多好的方法。如对试卷实行弥封(糊名)、誊录制度。即考生交卷后,先由弥封人员将考生的姓名密封起来,再由誊录人员将试卷内容原封不动地誊录出来,将誊录的试卷交给阅卷人评阅。这样,阅卷人就无从知道试卷是何人所作,判卷也就比较客观了。我想相比禁考这个制度,要更加有人情味,对国,对人,皆有益。

宋朝的科举制度是给历史思索最多的考试制度,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让人惆怅、慨叹,下面列举几个观点:

政治苟且,成亡国之因:宋代官员出身多是白衣书生,怀牒自进,既无门第训之染,且对传统政治亦无一定认识。故从政以后,对实政不免生疏,加上取士只求经义,一但及第,便可为官,不论才干人品,故使宋代少出贤才,而政治苟且,造成亡国。

造成党争:北宋如唐一样,仕子常赖通关节,藉座主门生之关系以结党派,广立势力。北宋之新旧党争中,王安石司马光亦借考试之名,以行其学说,扩其势力,致互不相容,又成朋党之局面,而使人才凋谢。

冗官与财政压力:宋初每届取士人数与唐代大体相同,不过二三十人。宋太宗即位后,开始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殿试,进士及第109人,诸科及第207人,此后,每届大体维持在三四百名的录取规模上。而及弟及做官,这样庞大的官员体系,给本已担负国家苛捐杂税及对个贡银贡绢的百姓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及官员工资的开支大了,军队的开支一定要压缩,这可能也是宋朝军队没有战斗力的一个原因了。

如此严格的科举考试、如此严酷的官员斗争,与如此无力的对外军事所形成的反差,不由得人不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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