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民党最后通牒所宣告的时间表,这时距离他们可能的进攻只有不到三周了。时间紧迫,而对策难产,令人极感焦虑。


就在去电批评周恩来等对形势估计与中央有所分歧的第二天,即11月2日,书记处开会时大家意见不一,毛泽东先发制人的想法又有所动摇。当天会毕,他就电告周恩来说:“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开会讨论你东日(即1日——引者注)来电,仍主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关于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不日开始调动,大的(准备调十五万)正在与老彭协商,亦宜慢慢办,不甚性急。此次蒋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能打得开局面的。”与此同时,他明确电告皖南新四军叶挺、项英: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当然,毛泽东仍然坚持他对形势的估计。11月2日周恩来转达苏联大使潘友新的意见,指出目前尚不能断定蒋已决心与日本妥协,蒋实际仍在三叉路口。毛当即要周恩来转告大使称:“潘友新的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唯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性小,靠德日的可能性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蒋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的后方,打几个大胜仗,那时苏联再出来调解一番,好转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打起来后,蒋介石也有做贝当的可能,“但彼既组织剿共军,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让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宁夏东至滨海的纵深重层封锁线(新的万里长城),让他把我们放在日蒋夹击消灭中而毫不动手动脚。”

既然肯定蒋介石“剿共”是必然的,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问题还是不能不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11月3日,他分别致电彭德怀和刘少奇,强调:“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至时机成熟时决从左右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他提议,将八路军编为三个纵队,各选五万精锐,准备出鄂豫陕边和陕甘川边;将新四军精锐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挺进军,趁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隙打到他后方去,然后以一小部(三千左右)配多数地方工作干部,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准备独立支持半年以上,以待华北主力之到达。


计划已至如此具体,可以想见毛泽东又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方案,了。只不过,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所以他还不能不万分谨慎小心。用他的话说,是“鲁莽不得,错误不得”。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决心已定。他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行动的时间;一方面断定蒋介石期限一到,必以大军进犯,“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为不致被迫“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在取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毛泽东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十五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一切已引弦待发。不过,面对这孤注一掷的重大步骤,他仍缺少决胜的把握。因此,他不能不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请求”给予“指示”。


11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电报,详细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步骤的必要性:蒋介石现在正压迫我们在华中与山东的三十万人退往旧黄河以北的华北三省,而那里我们已有五十万人,敌人扫荡异常激烈,根据地日益缩小,给养十分困难。“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毛泽东表示,我们决不能就范,准备举行自卫的反攻。拟以大部军队(约三十五万)坚持各抗日根据地,而以一部精锐(约十五万)打到国民党后方的河南与甘肃等地去,以期粉碎这一进攻。但此举必被蒋指责为破坏抗日,并“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因此,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并不是要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两党力量对比,事实上也都没有达到这样做的条件。采取这一重大步骤,完全是迫于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但问题是,只要有破裂国共关系以至影响中国抗战的任何可能,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所不愿见到的。


就在毛泽东准备寻求莫斯科支持之时,斯大林正在派遣新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到中国来帮助国民党。在与崔可夫的最后谈话当中,斯大林明确讲到对中共力量的看法,不同意采取与蒋介石为敌的作法。他说:中共“还显得太孱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因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了,那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


季米特洛夫对这时国共之间的严重局势也深感担忧。在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不止一次地表明了必欲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的立场。他强调: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还看不出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故在政治上应把矛头对准亲日派,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党的决定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




毛泽东接受莫斯科的意见,开始估计投降危险已被制止


毛泽东并不赞同莫斯科的意见,但没有莫斯科的支持,先发制人即不能实行,这一点很明显。况且,他也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不能不设法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目前的严重危机。


11月6日,他读到周恩来发来的“重要情报”,了解到英美正极力设法控制中国,国民党内高层亦强调“蒋本人受英美影响大过德日”,力主鼓动英美反对亲日派逼蒋投降阴谋,制止“剿共”战争。蒋本人也在3日下午将各地请求“剿共”的文电改为“缓发”,说是需要再作考虑。毛泽东当即一改前此方针,致电周称:“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人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当天,他还致电南方各地党的领导人,强调务必“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动员党与非党的多数人员四出活动,“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力求缓和局面。

11月7日,中央据此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把“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来,一方面“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一方面全党动员,挽救时局危机。指示强调:“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


距离蒋介石规定的最后时限越来越近,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多少还有些怀疑。他一面肯定新的对策已为蒋留有余地,一面仍不时地表示担心,称国共关系“好转前途很少”,“恐蒋不争气耳”。但新方针既已确定,各种情报也证明“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之决心”,毛泽东也就一再表示相信:“我方反投降反内战之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


注意到蒋介石对谣传八路军调动一事十分恐慌,毛泽东开始大打心理战,要求各地放出消息:“如彼方大举进攻新四军时,八路军决难坐视”,“以恐吓之”。他说“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与此同时,他要求各地不得擅自“开衅”。当他接到刘少奇来电,说国民党两个师进攻皖东新四军,新四军决心报复,消灭苏北韩德勤部,毛泽东立即回电称目前只能准备,不能动手。彭德怀来电提议调派主力援助华中新四军,先发制人,毛同样复电说:“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华北各部暂不调动。


11月15日,为劝阻党内军内急于转入攻势的强烈要求,毛亲拟电文指示各地,全面解释蒋介石目前进攻还有种种困难,与日本人也没有真正讲好条件,“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是可能打退的”。


但是,15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的答复何白皓电的“佳电”公开发表后,毛泽东从各方反应判断“大局有变动可能”,对形势的估计又有点过于乐观了。


21日,他开始断言:“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而我们是不吃这一套的。即使皖南须“一点点让步”,我也“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如果他敢叫胡宗南在边区挑衅,“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突然攻占淮阴宝应间一块地方”。“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


据此,他指示叶挺、项英:皖南新四军北移“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并批准了苏北新四军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风谷村、车桥、平桥、阳念、黄浦、安丰等地的局部战斗计划,以打通皖东与苏北的联系。


24日,日军开始向鄂西、鄂北发动进攻。30日,日本同盟社消息,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反其道行之,宜布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巨额贷款;英国政府随后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甚至斯大林这时也宣布将进一步支持中国抗战。这种情况说明,关于蒋介石要投降日本的估计已经不能成立了。


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很快得出结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无办法”,“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他从而确信:“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甚至坦率承认,过去一段对英美的政策是不妥当的。

但这时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苏联大使就特别告诫说,从目前国民党方面的态度看,新四军不退出华中,蒋是不会罢手的。冯玉祥也特别提醒中共说,蒋对苏北问题十分恼火,惹急了是会撕破脸皮乱打的。对此,毛都表示不可信。他对周恩来说: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不过,要说这时陈毅部打通皖东与苏北通道的战斗对蒋介石毫无刺激,恐怕也不正确。这边毛泽东颇为自信地向叶挺、项英许诺:蒋介石已下令各军协助我军转移,因而新四军军部北移不会遇阻;那边蒋介石却秘密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剿灭黄河以北匪军作战计划”,并于9日下达手令,限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于12月31日移至长江以北,一个月后移至黄河以北,决心要不顾一切肃清江南乃至黄河以南的新四军。


显然,毛泽东不了解蒋介石的这一部署,对皖南部队所处的危险形势这时也还有些估计不足。他确信,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的强调反投降了”。“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他反复讲:“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大吹小打而已”。


12月26日,蒋约见周恩来,态度强硬,话里有话。他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周恩来已经听出蒋介石的某些话外音,估计蒋是“半打半拖”,打的可能仍然存在。从敌我态势分析,他相信,最危险的是皖南。顾祝同固然未必有先动手之意,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恐均有此意。其目的在企图消灭我新四军一部,以逼我北上。”当然,他也认为:“整个破裂尚不至于”。


蒋介石真的会对皖南下手吗?一直怀疑国民党会把局部进攻重点放在华中的毛泽东,这时多少还有些怀疑。直到12月31日,他还估计:“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不过,他还是接连去电提醒项英:“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由于实在无法确定蒋介石究竟打算怎么做,他甚至干脆表示:“他们要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


皖南事变暴露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政策分歧,双方关系发生变化


皖南事变暴露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政策分歧,双方关系发生变化


项英不是没有估计到新四军军部北移“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他所以选择了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的南下茂林而后兜一个大圈子去苏北的道路,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乘敌不备,避免损失。结果,早有准备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还是抢先一步,构筑了一道道封锁线,最终一举吃掉了这支将近万人的队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再也没有比这种打击更沉重的了。毛泽东不是没有看破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不是没有预见到可能到来的反共战争,也不是没有提醒过新四军领导人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但是,在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即将到来的一瞬间,他相信了共产国际!他甚至并不是没有过怀疑,但没想到季米特洛夫1月4日刚来电报批评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破裂就来了!


如今,蒋介石的进攻开始了,而共产党却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毛泽东愤然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刚刚上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


同前此的情况一样,毛泽东丝毫不会把蒋介石的这种进攻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进攻刚一发生,他立刻就意识到应当马上“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举反攻”。蒋介石1941年1月17日刚一发布取缔新四军的命令,毛立即指出蒋“有与我党破裂决心”,说蒋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日”,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其“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


进而,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认定:“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因此,现在再也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他明确告诫全党: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对此“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


苏联大使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这时也急忙出面,一面向蒋表示不满,一面则劝告中共中央不要采取破裂步骤。对此,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这些苏联人:“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


然而,中共这时有没有在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立即转入全面进攻的可能呢?在接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大家显然注意到军事上的反攻目前尚缺乏必要的准备。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争取时间长些过到更有利的时机”。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也不是不了解。他指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而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他因此对莫斯科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他说:“问题是远方(按指苏联——引者)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


1941年1月25日,毛泽东再度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突出强调了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不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时对中共的政策仍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毛泽东告诉叶剑英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因此,他这时强烈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连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八路军“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没有能够说服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反复来电要求毛泽东考虑日蒋矛盾问题。终于,在蒋介石多少有些示弱,而日本军队又在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起进攻之后,毛泽东的怒气才平息了一些。他开始强调:“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日蒋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国共合作还可以延长时间,共产党有必要“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而根本问题在于,军事上未来进攻的主动性,必须“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时才能完全到我手中”。这里所说的国际条件,仍旧是指苏联。因此,他仍希望莫斯科能够明白:“蒋介石反革命是定了的”。


自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策略思想之后,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争夺实力领导地位,已经成为中共的一种必然选择了。至于何时明白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以及将以何种方式来提出,其实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如今,这样的时机似乎出现了。


1月29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指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采取的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尽管,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


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针起,到1941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在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尽管,由于总体上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限制,由于莫斯科的不理解,特别是由于事实证明蒋介石仍在抗日等原因,中共中央不久之后又逐渐恢复了国共合作的政策。但是,撤消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幻想,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这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是抗战中的共产党迈向它的1949年的一个关键性步骤。


面对这样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近乎公开的意见分歧乃至政策冲突,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迅速改变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关系的严重必要性。于是,毛泽东与莫斯科、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