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揭秘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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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蒋介石拒绝中共建议,称不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他死也不安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开幕。但会议刚刚召开,周恩来就奉命带着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赶回武汉,去会见蒋介石。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向蒋介石转达经过季米特洛夫批准的毛泽东的建议,即恢复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形式或组织民族革命联盟,同时保证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发展组织,以此表明中共中央愿意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诚意。   10月4日,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周恩来。周首先递交了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

蒋介石拒绝中共建议,称不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他死也不安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开幕。但会议刚刚召开,周恩来就奉命带着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赶回武汉,去会见蒋介石。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向蒋介石转达经过季米特洛夫批准的毛泽东的建议,即恢复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形式或组织民族革命联盟,同时保证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发展组织,以此表明中共中央愿意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诚意。



10月4日,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周恩来。周首先递交了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然后详细介绍了刚刚举行过的政治局会议对坚持抗战和发展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在听到周恩来谈抗战问题时,蒋显得有些不以为然,插言说:坚持抗战,这没有问题。但当周恩来介绍会议关于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设想时,蒋介石听得聚精会神。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将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发展组织的决定,蒋不住地点头,似乎觉得很入耳。他当即提出,请周恩来尽快把这些意见写成一个材料,他好研究一下。



8日,周恩来写好书面意见,递交给蒋介石。蒋当天就召集陈立夫、朱家骅、康泽、贺衷寒等,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要他们研究后提出意见。14日,蒋再约周恩来谈话,告诉他说,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问题,怕是还需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才行。他的意见是,三青团章程修改一下共产党同志就可加入。他要周立即与三青团的干部商谈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恰值武汉、广州失陷前后,形势严峻。因此,蒋介石对周恩来显得很亲热,并且还见了朱德总司令,谈了八路军在敌后发展的问题。蒋还鼓励周恩来与叶剑英协助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愿意听取中共方面关于军事工作的意见。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前景似乎真的出现了。周恩来电告中央:蒋介石对我们态度相当转好,机密事也渐不回避,限制与束缚虽未放松,但可徐图冲破。



然而,随着日军攻势渐渐停顿下来,国民党内部那种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又陡然加剧起来了。



12月6日晚,周恩来再见蒋介石。尽管周已听到不少国民党高层人士反对中共六中全会“跨党”主张的议论,但蒋介石的说法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蒋介石说,跨党的办法大家不赞成,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这样力量可加倍发展。如果这个办法可以讨论,他愿意约毛泽东面谈。



周当即解释说,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为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必都如此认识,故国共两党终究还是两个党。跨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互信。



蒋提到当年合作破裂的情况,说还是合并好,因为大家都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



周见谈不拢,就表示合作方式问题不必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也可考虑其他办法。



蒋提出,如果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不到,可不可以一部分党员转入到国民党中来,而不跨党呢?



周明确:表示: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行不通。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这种既失气节又失信仰的人,对国民党怕也是有害无益的。



12日,已到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参政会的王明,会同周恩来等再度与蒋介石谈组织合作问题。这次谈得更糟,蒋的态度更趋极端。他断然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



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根本上是由于自身在战争中的削弱和共产党在战争中的壮大这种强烈反差所引起的。抗战开始时,共产党只有三四万军队,地盘仅陕北一隅之地。如今,国民党不断丧城失地,共产党却利用敌后空虚全力发展,迅速扩展到华北大部分地区,军队人数也扩充到近20万人之多。抗战爆发不过一年多时间,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数倍增长,并开始要求重新划分华北战区,这不能不让众多国民党人深感不安,恐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开始制定各种严“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迅速白热化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还行得通吗?


共产国际一纸电报,毛泽东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中国这时明明在军事上已处于严重困境,蒋介石为什么还要搞这种可能进一步危害整个抗日大局的“防共”、“限共”行动呢?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一向习惯于把国内阶级斗争动向与国际阶级斗争动向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怀疑蒋介石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妥协阴谋。



1938年9月29日,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来换取欧洲的和平。这意味着,共产党人此前为应付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而提出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设想很可能落空。慕尼黑协定再度使中共领导人想起列宁对资产阶级妥协本质的论断,在他们看来,不论是英、法、美等国政府,还是蒋介石国民党,自然都脱不出列宁论断的范围。



1939年春,在一次讨论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从各方面进行了分析,而毛泽东的看法很明确:“蒋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赖英美”的,因此,“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得到的情报说,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只要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战争即可停止,而英美也在积极促成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意味着蒋介石想搞“东方慕尼黑会议”,“依赖英法”,“把日本迫到卢沟桥去”,并以割让东北和内蒙作为交换。既然如此,主张抗战反对妥协的共产党自然就成了他的最大障碍,他当然要加紧反共了。



国民党要“限制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办?注意到这时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叛变投降,而蒋介石坚决反对,毛泽东一时还没有改变对国民党进步趋势的肯定态度。在他这时的谈话当中,对国民党还经常强调“要亲爱,要团结”的方针。



不过,与此前有所区别的是,毛泽东开始特别强调“反磨擦这一条”了。他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占我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捉我二个,我们捉他四个”,用加倍的惩罚打击那些国民党反共势力。他的逻辑很简单:“天下的鱼本来没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两条试试看,因为鱼没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鱼来,因此天下之鱼可捉也。”换言之,对国民党“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



既然国共磨擦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本质在起作用,两党之间真的还有“长期合作”的可能吗?


1939年3月18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责英法等国搞“渔人政策”,第一次公开把原来视为和平力量和联合对象的英法等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国际自七大以来实行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也明显开始转向。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



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到斯大林这一讲话的具体内容的,但是,5月30日共产国际的一份指示电,已促使中共中央开始按照斯大林的新思路来考虑问题;指示电明确认为:目前中国党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一种新的慕尼黑协定的必然反映,其中包含着重大阴谋,因为反共很可能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



还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就强调过资产阶级的本性问题,断言“防人之心不可无”。王明回来强调抗日和团结以后,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抗日这个大局上,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不再有根本性区别了。然而,如果蒋介石真的决心抗战到底,又怎么会突然加紧反共了呢?这个问题如今终于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反共多半是准备投降的前奏。



6月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估计都开始发生变化了。他以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大力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估计及对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帝国主义的反共反苏的阶级本性;他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方针改变了,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






毛泽东断言:在蒋介石当政之时,国共关系就不可能根本好转



共产国际的指示使毛泽东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局面,看到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人民“望共如望岁”的激动人心的远景。但是,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呢?



1939年8月23日,苏联在对英法等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与它一向视为“战争贩子”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紧接着,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历来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革命浪潮。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列宁关于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是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铭记在心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大战刚一开始,莫斯科就明确肯定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非正义战争。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声称:应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隐隐浮现,中国怎么办?



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显然已不适宜了。如果说一年之前提出那样的目标,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那么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国民党的抗日与否正在成为疑问,就是它的“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也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正在发生着变化。



根据中共1939年秋对外公开宣传中的说法,它的军事力量仅八路军一部就已经发展到22万人。半年之后,据不公开的统计,它的军队总数已经达到50万之众,相当于国民党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而且,这数十万军队主要集中在华北以及华中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华北敌后,国民党军队即使还有少部分存在,事实上也已失去与八路军抗衡的能力。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公开抨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断言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这其实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断定,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绝不可能“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了,就是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责任,也将“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既然如此,今后的中国当然不会是“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只能是“变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当然,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不等于否定统一战线的政策。国共力量的对比毕竟还比较悬殊,再加上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敌人日本,简单地提出“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难免会重犯内战时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何况,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无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续范亭也不同于鹿钟麟。



因此,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如何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使这个“资产阶级”能够有所区别,以便在资产阶级这个范畴内的那些并不反共的力量能够继续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最初,毛泽东沿袭以往的说法,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面性。但按照这种区分的办法,蒋介石及其领导集团算什么呢?显而易见,既不能将其归人应当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据实际情况,又不能将其纳入到应当打倒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买办阶级”之中。



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在1940年7月以后“才正确认识清楚”如何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1940年3月,毛泽东从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开始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毫无疑问,蒋介石集团属于必须“反对和孤立”的“顽固势力”。何谓“顽固势力”?按照毛的解释,就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7月13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明确表示,他确信:“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而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



既然肯定国民党现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么,区别资产阶级的问题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重要观点。他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即是。”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即是。”


毛泽东警告:蒋介石正在与日本搞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



强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联系,不是没有来由的。



二战开始后,在欧洲战场上,德、意很快就占尽上风。按道理,一向指望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应当收敛自己的反共行动了。但事实上,正是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国民党在华北和西北的磨擦行动也随之大规模展开,甚至发展到陕甘宁边区周围来了。这一度让毛泽东很难理解。



进入1940年2月,八路军在华北的反磨擦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共中央已经毫不客气地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彭德怀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明确主张下一步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八路军、新四军在五十万的基础上再扩军三十万,争取尽快达到一百万。让毛泽东不解的是,尽管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了惨重失败,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大部丧失,但他的态度仍非常强硬。



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英、美、法仍旧有干预东方事务的相当能力。他估计蒋介石一定是在执行“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目的多半还是要“对日妥协”,“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组织英美法日华五国的反苏反共集团”。



然而,1940年5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希望尽力保持国共合作局面的意见。6月,法国战败,英国本土开始受到进攻,英、法失去了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估计蒋介石将“被迫让步”,“在不妨碍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因此,他同意为减少军事磨擦,与国民党进行划界谈判。他明确表示:“争取划界,我们不超出界外,避免同国民党引起大的冲突,以减少国民党的恐惧情绪,争取抗战时间的延长”。



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靠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存在的,这是毛泽东在英法两国失去东顾能力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然而,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并且只允许八路军编六个师,新四军编两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再度深感困惑。



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局势,会上已经开始提到蒋介石有没有转向日本寻求和平可能的问题。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并没有什么可靠的凭证。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划界,但强调必须以新黄河为线,并且新四军实际上不能向北集中。殊不料条件提出后,国民党竟毫无商量余地。当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援助下,反击韩德勤八十九军的压迫大获成功,歼敌三旅之众,在华中形成了大片根据地,国民党方面老羞成怒,一面发布密令监视周恩来等,并准备密捕四川所有中共人员,一面于10月19日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形式,干脆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按《中央提示案》要求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



在共产党已经强大到有50余万军队、60万党员、控制着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部分地区的情况下,蒋介石到底有什么资本能够向共产党下最后通牒呢?难道是因为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蒋介石想步汪精卫的后尘?但是,毛泽东还是怀疑,作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是否真的会那么轻易地离开英美集团去加入德意日集团。



10月中旬,中共中央相继得到消息,美国已经提供给蒋介石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也开放了一度因受日本压迫而关闭的滇缅路,以便利向中国运送抗战物资。周恩来亦多次来电强调蒋介石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可能,并判断,如英美集团战胜,则国内形势将更形逆转。南方局20日发回的政治情报也断定:蒋介石还是英美派,其加紧反共反苏,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


毛泽东早就赞同这一判断,并在10月12日就有电报说明:“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但进至10月下旬,注意到蒋介石确有动武可能,他又不能不对前此的判断有所疑惑,而认为大资产阶级未必会马上加入英美集团。



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估计“德不攻英伦,必向非洲、印度,英国快到手忙脚乱之时。日本将取先占南洋,后扫中国政策,香港、新加坡、仰光、荷属四地一旦落入日本之手,中国英美派又将手忙脚乱”。美国准备未周,不一定很快作战。只要日美战争迟迟不爆发,大资产阶级就只能动摇于英美路线与法国投降派贝当路线之间,“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只是,万一美国参战,并打败日本,“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



但这后一种情况是不是马上就会发生呢?何况美国也未必就一定能够迅速战胜日本。如果蒋介石还在犹豫,他又怎么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向中共发出“哀的美顿书”呢?



反复研究陆续得到的外电后,毛泽东当天又发出电报,认为“德国仍在准备攻英伦,即使不攻英伦,但埃及、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必落人德军之手,日本必攻香港、新加坡、仰光及荷印,总之英国倒霉时期快到了,不论美国是否迅速参战,英国倒霉是定了的,美国迅速参战也无救于英国倒霉,因此中国英美派也是要倒霉的”。据此,他估计:“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其目的在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



自10月19日何白皓电之后,国共关系高度紧张。共产党既然不能答应国民党关于一个月内将全部军队撤过旧黄河以北的“最后通牒”,就必须迅速准备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举进攻。因此,正确判断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及其背景,显得异常重要。毛泽东一连许多天夜以继日地分析局势,判断动向,深感关系重大,有点拿不定主意。



29日,毛泽东转而认定:“美国现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目前还不可能立即打败日本。”而“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蒋介石“是愿做贝当的”,而且“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他告诉周恩来等:“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为要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均将给我党以大的打击,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



他指出,要看到蒋介石已准备局部“讨伐”,直至取消新四军番号,而我们决不能退到旧黄河以北,非在华中或华西划出几个较大的省区给我们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而要达此目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必然是一场严重斗争,甚至闹到天翻地覆也难说”。



如果说毛泽东29日还在疑惑蒋介石是否已最后下定了投降决心,那么两天后,即31日,毛已不再相信蒋有当戴高乐的任何可能了。根据苏联大使的秘密通报,毛声称:“据我们判断,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时局将急转直下”。



11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从重庆发来电报,一面表示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一面仍强调蒋举棋未定。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这种看法,回电称:“你们电报中似乎表示与中央有分歧,当此严重时机是不相宜的。”“目前时局很显然是直接准备投降,抄贝当老路,所谓联合英美抗日,只是蒋的烟幕弹,日本已准备了对蒋让步与日蒋联合剿共计划,我们应做此种判断。”



为什么判断蒋介石会“直接准备投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十分怀疑蒋介石要中共军队退至旧黄河以北的命令实际上是一个阴谋。在此之前,毛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共冲突比较严重而国民党势力相对较强的华中,特别是皖南地区,估计蒋若加入英美集团,将会取缔新四军,整个南方将陷入黑暗局面。但显而易见的是,蒋介石这样做不可能取得多少收获。以华中现有的兵力以及与华北敌后的联系;新四军江北部队现在就可以战胜国民党军队。一旦按照预定方案将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其结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蒋指望谁来帮助他实现那个命令呢?总不会愚蠢到指望英美会马上帮助他反共吧?因此,毛泽东不能不渐渐怀疑蒋介石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与日本合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



所以,在11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应估计日蒋夹击消灭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



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寻求对先发制人方案的支持



注意到八路军、新四军有受“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险”,这使整个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和严重。



从10月20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接连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分析局势,但始终得不出确定的结果。到31日,毛泽东既已作出决断,马上就面临着一个采取何种对策的问题。既然断定蒋“直接准备投降”,就不可避免要提出一个要不要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问题。周恩来提议表面上服从并做某些实际的让步,比如新四军退出皖南,以求减少损失并拖延内战,而毛泽东却要首先考虑“根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表面文章和局部让步的策略问题,而是如何顺利地完成此次决裂,不受大的损失的问题,因为“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



当然,要决裂,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政治上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延安的领导人反复研究后,确信当前只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政治进攻,军事防御;一是政治与军事同时进攻。在毛泽东看来,按照前者,“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不但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军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边区的封锁线是五道),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按照后者,“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人彼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他表面上说“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但内心深处是主张先发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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