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2地震看台湾的善款高效率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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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留在四川工作一年多,台湾人陈大诚已经习惯川菜的麻辣味道。 去年5月16日,台湾红十字总会搜救队第一时间前往四川灾区参加救援时,陈大诚是搜救队的副领队。同样于第一时间赴川的还有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下称“慈济”)以及台湾各个NGO的志工们。 一年后,陈大诚和同事苏琼华依然留在四川,并担任台湾红十字会驻四川代表,监督和协理台湾红十字会的援建项目。 同样忙碌的还有台湾慈基会营建处主任林敏朝。慈济援建了13所学校,他是这13所援建学校工地上的大忙人,代表慈济同承建方、监理方一起调配工程资源,优化

留在四川工作一年多,台湾人陈大诚已经习惯川菜的麻辣味道。


去年5月16日,台湾红十字总会搜救队第一时间前往四川灾区参加救援时,陈大诚是搜救队的副领队。同样于第一时间赴川的还有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下称“慈济”)以及台湾各个NGO的志工们。


一年后,陈大诚和同事苏琼华依然留在四川,并担任台湾红十字会驻四川代表,监督和协理台湾红十字会的援建项目。


同样忙碌的还有台湾慈基会营建处主任林敏朝。慈济援建了13所学校,他是这13所援建学校工地上的大忙人,代表慈济同承建方、监理方一起调配工程资源,优化施工方案。


……


这是一群驻守在四川重建区的台湾人。川震已逾一年,除了陈大诚所在的红十字会在四川设立专案办公室外,台湾慈济基金会、台湾国际佛光会等NGO也有驻点。这些来自对岸的志工,除了继续提供医疗服务和心理抚慰外,还参与到灾区的援建工作,在提供协助的同时,更确保每一块新台币的爱心捐助都落实至看得到的地方。


事实上,高度关注赈灾善款流向,是台湾民众自“9·12”地震起就培养出的习惯动作。而在民众的监督下,台湾在慈善捐款的管理、志工服务等慈善事务方面,渐渐以高效有序闻名国际社会。


7月中旬,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份将率领海基会董监事赴大陆进行交流,主要目的之一即是前往四川探视地震重建情形,同样基于台湾当局需要对于民众的“爱心”有一个交代。




“57亿”的台湾爱心




四川地震发生后,还有6天就要下台的民进党扁政府当即做出承诺,表示要募集20亿元新台币的援助。募集善款的任务落在陆委会身上,该会开设了“中国大陆四川震灾捐款专户”,最后一共募集12亿多新台币。


除了交由陆委会转赠的善款之外,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底为止,台湾各界人士透过海陆两会、红十字会、宗教团体、企业集团等管道,赈济四川大地震的善款累计约达57亿元新台币。


其中,台湾红十字会募到约16亿新台币元,慈济面向全球一共募集到5亿人民币(约等于25亿元新台币)的善款。


也就是说,台湾民众的善款实际上主要交付给台湾红十字会、慈济和陆委会这三个机构了。其中,红十字会是具半官方背景的民间机构,慈济则是纯粹的民间组织,而陆委会成为官方的善款入口。


如同当年质疑“9·21”大地震时的善款管理一样,台湾民众在此次捐款的同时,不断“敲打”台湾政府和各大慈善团体,要将善款落实到四川灾区。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里氏7.6级的世纪大地震。台湾社会各界于灾后纷纷慷慨解囊,捐款纾难,但也普遍质疑政府对于善款使用的公正性。


该次地震最终成为台湾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一次大洗礼,尤其是善款管理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有序的曲折过程。直到政府成立“财团法人9·21震灾重建基金会”,以基金会形式运作官方所募资金,争议才告一段落。


这一次,高达57亿新台币的善款捐往对岸后,最终流向灾区的哪个地方?是否被合理运用?这些都成为台湾媒体和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正是在他们的关注和敦促下,“台湾经验”经由以上三个渠道——分别代表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力量,透过每一分钱、每一个人,一点点流进大陆。而三种不同形态的“慈善”,恰好互为映衬,成为在慈善事业方面后发达地区的参照。




对官方“苛刻”的台湾民众


2009年7月中旬,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领海基会董监事赴大陆进行交流,除了探视深圳台商外,率“关怀中西部台商与赈灾重建”访问前往四川关心地震重建情形是首要目的。


据悉,江丙坤此行原本定在6月中旬,但因参访地点重庆发生山体滑坡灾难,以及深圳市长许宗衡遭到“双规”,所以行程将延至7月底。台湾陆委会也将指派首席副主委刘德勋同行,这也是历来台方主管两岸事务官员赴大陆层级最高的一次。


如此高规格的到访,最重要的原因即是,陆委会与海基会再次成为台湾民众的质疑对象。


2008年7月,路透社一则消息称,由于担心大陆对四川地震捐款的管理“缺少透明度”,台湾官方将暂不捐献当时已经募集到的10多亿新台币的赈灾资金,正为这笔资金寻找“安全”的捐献渠道。


当时,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证实了这一信息。刘德勋说,大陆方面只是给出两个窗口——红十字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我们能做的只有转账而已”。在不少捐款者的“提醒”下,陆委会方面表示希望大陆能提供具体项目,才能放心把善款汇出。


但陆委会的谨慎引来非议。当年9月4日,台湾《壹周刊》题为《官僚无能,12亿川震捐款滞台》的报道,批评台湾政府政治作祟,迟迟不将善款送达对岸,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令马政府感受到来自民间的压力越来越大。


其后,陆委会遂将募得的约12亿元新台币由海基会转赠海协会,并指定用于“小区重建”及“校园重建”项目。


这次,捐款固然没有滞台,争议却没有结束,台湾民众更不满意官方最后选择了将捐款“一赠了之”的处理方式。“把钱一次性由海协会转交给灾区,台湾监管得到吗?怎么知道善款是不是被合理运用?”陆委会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对此,刘德勋向《凤凰周刊》解释:“台湾的援助属于外来援助,当然得以大陆重建规划为主……采取一次性转赠的方式,希望能让灾民集中体会到台湾人的情感。”


陆委会提供给本刊记者的图表《我方震灾捐款使用情形》显示,海协会告知海基会,善款一共要运用到45个项目,但在这个表格中,每个项目需要多少善款并没有标明清楚,只有各个省份所需的资金总额。以重庆为例,该市有三个项目,包括重建三所小学,一共需要约1073万人民币,但是具体每个小学需要多少善款,没有详细的说明。


面对舆论质疑,刘德勋认为,大陆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的监管体系,他们充分尊重对方。据了解,海协会向建设部建议,对海基会转赠的款项要特别认真对待,确保来自台湾的钱能用到实处。


面对如此“苛刻”的民间舆论,台湾官方目前唯一的能做的就是希望大陆方面能及时公开每一个项目的进度。“我们也希望能多了解这45个项目的工程进度,已有的资讯,我们在政府的网站里公开,包括工程进度和支出情况,让民众可以上网查询,接受民众的监督。我们台湾的审计单位也要求对这部分能了解到更多资讯,希望更加透明。”刘德勋告诉记者。




台湾红会的严格监管




台湾民众之所以对官方如此“苛刻”,还源于对比。有不少民众拿陆委会、海基会与慈济、红十字会等民间慈善组织对比,甚至有台湾网友列举数据称:“海基会转赠给海协会的12亿新台币善款一共只用于45个项目,而台湾红十字会募集到16亿新台币,仅比陆委会多出4亿,但单单硬件建设方面就有88个项目。”


台湾红十字会一共募集约16亿新台币,除5000万元新台币用于灾后捐款、派遣搜救队、医疗队、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等紧急期间用途外,其余15.5亿元新台币全数投入各项软硬件重建工作。


台湾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林秀芬向记者介绍,整个款项运用到三个部分:硬件建设,总共88个项目,包括43所学校、44个卫生院、1个残障人士康复中心,这部分款项约占总额的90﹪;软件建设,包括在援建地点建立社区重建中心和“寒梅计划”,约占款项的6﹪,其中“寒梅计划”是一项助学计划,每个学期都会有800多名灾区学生受益。而综合计划部分,占善款比例最小,主要是用于研究和心理咨询工作。


作为有半官方背景的机构,台湾红十字会的做法既不同于官方的陆委会、海基会,也不同于纯民间的慈济。


同样要把善款先交由大陆红十字会转拨至地方,再进入建设规划,但两岸红十字组织特别签订了援建项目合约、协议书。大陆红十字会根据合约,要将援建工程的进度、财务状况,定期向台湾红十字会通报。而15.5亿元新台币的善款也不是一次性转交大陆红十字会,而是分成四期,严格按援建进度转赠。


对援建地点的选择、援建项目的确定、工程的实施,台湾红十字会更是全程参与,以此对善款流向一清二楚。除了在成都设立专案办公室,由陈大诚等出任常驻代表外,台湾红十字会还聘请了台湾营建研究院负责重建工程的专业营建管理。


从选择援建地点开始,陈大诚便会认真记录每个地区的人口、受灾程度等各项指标,做出科学评估。待援建项目开始启动,他便经常奔赴援建县市,与当地政府部门、承建单位实时沟通。


比大诚更辛苦的是援建项目工地上的台湾营建院“工地经理”,这些经理们都是资深工程师。从设计施工图阶段,营建院就开始与大陆承建方密切合作。在援建项目已开工的地区,营建院会派出人员驻地,除协助解决工程问题外,还不定期进行施工查核,同时要求监造单位每月提送完整的施工监理记录供审查,确保施工符合设计标准及施工规范。


如果大诚和工地经理们与当地政府、援建方沟通出现问题,还可汇报至台湾红十字会,再由总会透过大陆红十字管道协商解决。如此严格的流程,被林秀芬称为“三管齐下”。




强势动员、独立运作的慈济




慈济作为台湾乃至世界知名的NGO,其资源调度和动员能力一向令人惊叹。此次,除在全球募集到5亿多人民币、超过其他各方捐款数额外,慈济启动了“安心、安身、安生”的赈灾计划,善款也均匀运用在这三个阶段。而在赈灾及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慈济几乎全程不假手他人,尽可能在自己主导下完成。


慈济新闻发言人何日生向记者介绍,“安心”是指“心灵抚慰、热食供应、医疗服务”。灾后第一时间,慈济先后在绵竹市遵道镇、汉旺镇,什邡市洛水镇和罗江县的金山镇建立了四处热食供应站,3个月中就提供了81.8万份热食;慈济有自己的医院,在上述地区也建立了医疗站,3个月中,1374人次的医护人员为4.6万人次提供义务的医疗诊治和心理抚慰;此外,慈济还让两万户灾民“告别帐棚入住板房”,还为每户灾民赠送了米、油、锅碗瓢盆、洗洁用品、毛毯等31项日用品和100元现金组成的应急物资礼包。


震后3个月,则属于“安身”阶段。“安身”主要是建立临时的抗震学校。慈济在第一时间援建了6所抗震学校,让4300多名学生尽速回到校园,同时还建立了9所寺院简易房。


“安生”则是灾后重建,即援建学校、为灾民重建屋舍。在这些援建项目上,“营建处”都是慈济的“自有单位”,不似红十字会外聘而来。一年来,慈济的专业工程师营建志工团队坚守工地,进行工程质量监督。


在慈济的网站上,几乎每一笔善款的运用都会公示,甚至细致到发放了多少条毛毯、多少个环保碗筷、多少人受益,整个善款流向接受所有捐赠人的监督。


最难得的是,台湾红十字会等NGO没有收取任何的“捐款管理费”,行政费用也尽量控制到最低,令“9·21”的良好传统得到延续。


“9·21”大地震时期,所有台湾的慈善机构一共收集高达103亿新台币的捐款,而行政费用只占捐款额的0.007%,其间未有爆出一宗侵吞捐款丑闻。台湾NGO的行善效率之高,令本港NGO也不禁汗颜。自去年“5·12”至今,本港媒体即多次对比台湾NGO仅0.007%的行政费用,检讨本土NGO:“为什么本土的民间组织,常有占善款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逾20%的行政费用?!”


慈济与红十字会的善款流向如此公开透明、合理运用,难怪引来台湾民众对比。甚至在去年11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时,主动要求新增行程,在会面马英九之前先造访慈济,以答谢慈济在四川震中的协助。


不过这种对比对陆委会、海基会来说可能并不公平,海基会综合服务处相关负责人即向记者抱屈:“我们一次性转赠给海协会后,肯定要尊重对方,不可能随时要求查账。我们不像红十字会、慈济那样可以亲赴第一线,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慈善机构,没有重建的人才。”而且,两会也为众多台湾慈善组织承担了许多“后勤工作”,包括协调包机事宜、与大陆官方协商等等。




来自另一场地震的“财富”




因为汶川地震,2008年被称为“中国的NGO元年”。据大陆媒体报道,参与汶川地震紧急救援的国内NGO达到170多家。但无论是大陆官方的红十字会还是民间的NGO组织,都受到民间的质疑。与参加川震救灾和重建的台湾相比,大陆红十字会的善款管理不够科学,也不够公开透明,而民间NGO则缺乏救灾经验。


因此,台湾留给川震的除了57亿新台币巨额善款外,这些活跃在震区中的台湾人以及“台湾项目”同样令人震撼。


从选择援助地点开始,这些台湾的慈善团体就开始借鉴“9·21”的经验。他们没有选择“明星灾区”,而是选择川甘陕的偏远灾区,如四川的广元市、甘肃的西和县、陕西的勉县等。这些地区虽然受灾程度比不上汶川等地,但由于道路崎岖,受援助机会少,同样损失严重。以甘肃的西和县为例,到省会兰州车程约6小时,而从县城到各援建学校及卫生院需要2至4小时,容易成为援助的“空白区”。


经历过地震磨难的台湾志工,也相对更多一份细心、一份经验。比如提供热食服务,台湾“9.12”大地震的赈灾经验,让慈济志工认识到“热食”是支持灾民最直接的动力,故以此作为服务四川乡亲的起点。“热食不仅仅是一顿饭,捧在手上,会让人情温暖直达心底。” 慈济志工何日生说。


慈济和台湾红十字会还不约而同在灾区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经验还是来自“9·21”。林秀芬介绍,台湾红十字会与台湾多个专长于社工、小区营造及心理重建等非营利组织合组了“5.12川震台湾服务联盟”,联盟里的每个NGO都有自己的长处,他们根据自己的考察确定项目后向红十字会申请资金。比如,伊甸基金会是台湾著名的协助残障人士的NGO,他们的任务是开设残疾人复健服务培训班;儿童福利联盟则承接绵竹市天河社区重建中心,因为那里是城市社区,儿童人数很多……联盟成员都可以找到发挥自己“强项”的地方。


台湾红十字会聘请的台湾营建院,在“9.21”地震时就曾协助办理“筑巢项目”之小区大楼修缮补强审查工作,对于工程鉴定及建筑质量管理研究的经验相当丰富。“四川灾区以前建筑的混泥土强度可能连C20都不到,这也是地震以后造成很大损伤的原因之一,我们设计的学校,混凝土强度在C30以上。”营建院的“工地经理”钟伟说。


当57亿新台币的“台湾爱心”全部用完后,留给灾区的“台湾项目”和“台湾经验”或许意义更重大。


陈大诚估计自己还会在灾区呆两三年,在他“管辖”的各个社区重建中心,刚刚聘用了3~5个大陆社工系毕业的大学生,大诚最喜欢与他们交流,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除了那些大学生外,我们还透过开办相关专业训练,培训当地学校、NGO、政府相关单位或其他有关专业组织人士,使其对灾民之服务能够永续经营。等他们都成熟的时候,也就是我离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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