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浪杯][原创] [班长征文]班长,我成长进步的领路人[蓝剑军团]

对越反击战幸存者 收藏 71 3419

[血浪杯][班长征文][原创] 班长,我成长进步的领路人

我军的班长,内部戏称为“兵头将尾”。所谓“兵头”,是因为他是士兵的最高级别,尽管带长,却不是官;所谓“将尾”,则指他为“长”字辈里最末尾的一级,却不享受干部待遇。但是,他们是部队条令条例的忠实执行者,是战士的兄长,是部队战备、训练、学习和生活四大秩序的最基层组织者,是作战的最基层指挥员。一句话,部队没有他们不行。

我当战士5周年,接受过四位班长的领导。尽管四人脾性各自不同,但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那就是甘当战士成长进步的阶梯。我的每一点成长进步,都与他们的接力培养分不开。


首任班长——新兵班长刘满堂,领我成为合格新兵。

1972年12月11日凌晨,我和108个同乡经过四天五夜的摩托化行军和铁路输送,安全抵达四川省峨眉县,我被分到新兵1连5排19班。全体新兵背着背包,提着各式各样装杂物的提包,在接兵排长的招呼下,站在汽车十三队的车场上,等待分兵。

连长廖昌勤点够我和魏遵礼、吴禾苗、胡志伟、程启洪、方社光、凌云、黄德祥、毛开清9人后,大喊一声:“19班班长刘满堂,出列!”只见班长队列里,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子应声“到”,随即一个利落的半面向右转体,两手抱拳于腰际,“刷刷刷……”地跑到我们9人面前,立定以后“啪”的一下敬了个礼。我的身心为之一振,两脚自然挺直起来,心想:还真看不出来耶,居然这么利索!

随着连长“各班带回,整理内务,准备开早饭”口令的下达,班长先按个子高矮让我们重新排队,再适当调整一下,然后下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接着跑到排头,带领我们前往宿舍。

我们住在与 13 队紧挨的粮库里。这个粮库除了瓦以外全是木结构,地板离地面将近 1 米高,是为了防潮。我们 5 排 41 个人,住在进大门左手这间仓房。仓房里两头各安了两盏电灯,也就各住两个班。进房门右手为 17 班,对面为 18 班,左手为 20 班(全是冕宁彝族人),对面就是我们 19 班。

班长教我们整理内务:被子在不打背包的平时,是要叠得四方四棱跟豆腐块一样的。先将被子纵向叠成三折,又从两头往中间各叠一折,中间要留20来公分以作“豆腐块”的“后墙”,再叠一次就成了四折,“豆腐块”的雏形就有了,然后就是“精雕细刻”,直到四方四棱为止;枕头当然不是正规的,而是用包袱皮将叠好的换洗衣服包在一起而成;洗脸毛巾也要叠成小方块后,同牙膏、牙刷一起放在漱口缸里,然后将漱口缸摆成一路,按照班里站队的顺序一个紧挨一个,而且缸把子一律朝向一边。就寝时,先将被子拉开铺好,然后各自将鞋子脚尖向外置于铺位的前边;裤子脱下来用裤腿包住被子的脚头;衣服最好是套在一起脱,不要一件一件地脱,免得穿起来耽误时间,脱下来后要盖在被头上;帽子和挎包要放在枕头的左边,大小背包带要放在枕头的右边。他边讲边演示,很快我们就都掌握了。他还说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一是紧急集合时相互之间不会穿错衣服和鞋子、抓错东西,二是能养成好习惯。

班长是广东省汕头人, 1970年度(1969年底入伍)的老兵,当兵一年就入了党,原是团警卫排的副班长。他虽然其貌不扬,却心肠特好,从点滴生活细节上,体现对我们的关怀与爱护。

我们从来到新兵连起,一直到 1973 年的 1 月中旬,由于45天的检疫期没结束,第二套服装还没发,就只能成天穿第一套军服和那唯一的一双胶底棉鞋。空气是湿漉漉的,地面是滑溜溜的,被褥是潮呼呼的,你倒是不用担心上火,却发愁那双棉鞋怎样弄干,好第二天再穿。我们班有一半人没带备用鞋子,班长就教我们怎么对付:一是晚上睡觉时,将鞋子敞开,臭就臭吧,反正大家都一样;二是休息日如果天气晴好,赶快到外面脱下来晒一晒,如果天气不好,就放在通风处吹一吹。

为了发挥骨干的作用,他专门选了三个人,就是党员程启洪、团员毛开清和青年的我。现在的人可能闹不清,大家不都是青年人么,怎么就你是“青年”?是的,那时,党团以外的年轻战士政治上被称作“青年”,属需要加强教育者。而我能被选为骨干,心里自然高兴,并下决心要做出好样来。因此,在学习、生活和训练中,我处处向党团员看齐,并发挥自己的长处,在手榴弹投掷、轻武器射击和宣传报道等方面,积极协助班长。

检疫期满后,第二套服装终于发下来了。但是,帽徽才一个,领章只有一副,每次换洗衣服都得取下来,很不方便,我就请班长帮忙找一套来换着用。他真的利用休息日,跑回团部找来旧帽徽和旧领章,悄悄送我一套。那时的帽徽是红五角星,佩带时用铁丝穿在帽墙上,容易磨损;领章是两片红布板,要用红线订缀在衣领上,换洗时如不取下,洗几次后就变白了。他决不会找那些磨损了的帽徽和洗白了的领章糊弄我,肯定找了很多人,才找来这么一套稍好一些的。

我有说话结巴的毛病,开班务会发言是我的最怕。班长非常善解人意,提前通知我做准备,暗示我可以先写在本子上,到时对着念,练几次就会自如一些的。按照他提示的办法,念了几次,真的很有效果。尽管每次发言时都憋得脸红脖子粗,毕竟都能通得过。渐渐的有了自信心,后来发言就积极一些了。哎呀,当时对那些张口就来、侃侃而谈的战友羡慕得不得了,真恨自己早年为什么要学结巴说话,弄的如今畏畏缩缩的。

班上有个结婚三天来部队的新兵,既写不来信,也看不懂新婚妻子的来信。班长很为他着想,见别人都埋汰那个新兵,惟有我静静地看着,就招呼我去帮那位战友,并且叫我不要大声张扬,免得人家难堪。我当然不会违背他的指示,就与那位战友结成了对子,每次来信由我读给他听,再根据他的意愿回信,令他对我感佩不已。

新兵连的生活是紧张的,班长就时不时地利用课余时间,带我们到驻地周围转转,向我们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周围地形,讲解峨眉山的风景佳处,以缓释我们身心的压力。每周还带领我们到高桥磷肥厂去洗澡,清除浑身的污垢,消除疲劳。

紧急集合大都安排在深夜,那个仓房里密不透光,全靠手摸脑子想。好在班长早就告诉我们“一定要记住你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基本没出过错。而有些战友就不同了,由于睡得迷迷瞪瞪的,一时记不起东西放在哪里,就胡乱抓,满屋子带着哭腔的疑问声和骂声,“我的背包带呢?”“哪个鬼儿子把我的衣裳扯跑喽?”每当这时,班长都低声告诉大家不要慌张,仔细想一下,找到后就动作快一点。不象别的班长,一急起来,就熊巴巴地训人。

如果说新兵学习与训练是硬任务,班长们都必须认真做好的话,那么,上面提到的这些,无疑要有善心才想得到,要动真情才做得到。因此,刘满堂是我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接触到的第一个好班长,为我以后的军旅生涯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我努力象他那样:善解人意,善待别人,择善而行,善始善终。


二任班长——侦察班长王军申,领我成为侦察兵

1973年3月底,新兵连结业,我被分配到加农炮1连指挥排侦察班,当了一名计算员。班长王军申,是河南省渑池县人,也是1970年度兵。由于他主要精力放在侦察员的训练上,而我则由老计算员带训,因而感情上不是很密切。

尽管如此,王班长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是个不轻易相信人的人,我1973年那次“打半工”(发疟疾病),病得实在不能继续施工了,他还瞪着疑惑的眼睛,在我的额头上探了探,发现真的发高烧,才允许我回宿舍休息。我走在回连队的路上时,心中好憋屈呦。回到宿舍,见班上已经有一个新兵躺在那里了,还朝我挤眉弄眼,我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有个装病的,难怪班长对我那个态度呢。

王班长吃苦耐劳,不论是野外训练,还是生产劳动,他都带头干,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1975年初,他已经被定为退伍人选,还和我们一起修建沼气池,挖土,抬土,干劲十足。

王班长操作观测器材的能力超群。我虽然是计算员,专业分训时不跟他在一起。但是,共同基础训练时却都在一起。你看他架设方向盘、炮队镜时的动作,那是相当的麻利,用时都在优秀成绩以内,而且精度也相当好,水准气泡稳居正中小圈,令我们几个新兵敬佩不已。

基本运算训练,由于他是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对三角函数不很懂,就教我们各种运算的口诀。比如利用《五位对数表》进行“三角边长”计算的口诀:基线对数加顶角的余割(对数),再加对角的正弦(对数),反查真数,就是所求边长。然后叫我们死记硬背。我倒不怎么依他讲的做,但也不得罪他。他见我每次成绩都很好,也就不批评我。

王班长虽然在四川待了好多年,却中原人的习性没改,尤其偏好面食。连里每次吃包子、馒头、花卷、饺子,他不但要当时吃得撑起,还要背着领导再闹几个带回宿舍,留着下顿吃。我那次“打半工”,提前回宿舍休息了,他收工回来后,见我真的病得不行,就立马去要病号饭。老炊不知我南方人生病要喝很稀很稀的稀饭,给我闹来老大一碗面条,还煨了俩荷包蛋在里面,我哪吃得下。看他的眼神知道他想吃,便说“你吃吧,我不喜欢吃;我想吃稀饭”。班长见我不愿吃,就又跑去讨稀饭。回来跟我讲:等一会啊,稀饭在烧。说完,端起面条,稀里哗啦几大口就干光了。呵呵,看他吃得那个香,我的病都似乎好了一些。

王班长1975年初退伍了,据说回家乡后,由于五年的退伍兵可以安排就业,他被安置到一个煤矿做了矿工。今年初,从其他河南战友处得知,他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安度晚年,全家情况不错,我也就放心了。


三任班长——我的师傅曾启学,领我进入计算“乐园”。

王班长退伍后,接任的是我的师傅曾启学。他是四川省黔江县人,1971年度兵。他多才多艺,是连队的文艺尖子,又是老计算员,向来被连里领导所看重。

炮兵连侦察班编制5人。其中,班长1人,主观侦察员1人,侧观侦察员1人,阵地侦察员1人,计算员1人。而实际上,都要超编一两个。那时,由于退伍老兵走后,新兵才补下连队,新老兵之间没有衔接过程,很不利于连队建设。所以,哪怕炮手班少几个人,也要给侦察班多配两个。这样,我们班1973年就有7人之多。王龙圣身板好,年纪大些,就跟吴文金跑侧观,学习使用炮队镜;凌云来自上海闸北,体力稍差,就跟任俊成跑主观,学习使用方向盘;我么,由于十道数学题得满分,被确定为新计算员,跟曾启学学计算。

那年营建施工期间,由于住在团首长家属院,连队领导要求休息时间严格控制外出,没事就在宿舍里进行基本运算及辅助训练,也就是“三角边长计算”、“坐标正运算”、“坐标逆运算”。这个时候,都是曾启学带着我们三个新兵练习。

他先教我们使用《五位对数表》进行基本运算,再教我们使用计算盘进行练习。看到我们心算能力不强,写阿拉伯数字不很利索,就让我们练习五位数字的连加和连减,以及十位数字的快写,并且要求数字不能连在一起,要上下对齐,横要平,竖要直。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我们仨提高很快。

1974年那次团里集训,我跟曾启学一起参训。集训期间,他既要完成自己的作业,还要辅导我做作业。而有些内容,比如“精密法”准备射击开始诸元,他也是第一次接触。毕竟他是初中文化程度,我相比理解能力要强一些,他也能谦虚地与我交流学习心得,共同讨论怎样学好“精密法”,并认真练习。结业考核时,我俩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接任班长后,曾启学主要精力放到侦察兵的训练与对全班的管理上,计算这一摊就交给了我。

当时,正是中央军委关注军政训练的关键时期,炮兵部分队掀起了“打运动坦克群”的练兵活动。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尽快提高战斗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许多炮兵部队搞起了技术革新。

我们当时的加农炮还是76.2毫米口径的,而使用的作业器材却是85毫米加农炮的。放着现成的、能提高作业速度的器材用不到位,我心里很焦急,就想学着人家那样进行革新。我把意图向班长汇报后,他当即表示支持,并为我联系找有关材料,使我的小革新很快取得好成果:作业速度大幅提高,精度也有绝对保证。后来,又推荐我参加团里组织的技术革新小组,对全团三种火炮的作业器材进行革新。

从团技术革新小组回连时,我带回了几块有机玻璃边角料,利用休息时间,刻制诸元尺游标和打运动坦克的专用卡尺。每当这时,不管班里事情多忙,他都满足我的需要,让我精心刻制。当过计算员的战友肯定清楚,那些刻线很细的,稍微颤动一下就会走形,作业时就会出差错,不精心刻制不行啊!

为了直接瞄准打运动坦克连长给我下达任务,要求给炮手班提供直瞄射击时火炮的方向提前量。我就同班长商量,他说他确实不懂,但可以帮我找资料。于是,他从连长的旧书堆里找来了《炮兵数学》教材,让我自己找相关内容。

哈哈,这本书里还真有对付运动坦克的数学知识,也就是如何根据坦克运动速度、进入角度(航路角)和火炮位置,计算方向提前量。在当时来说,能够不用图解而用计算就能得出方向提前量的,还真的没有,起码我们团没有。

通过这些事情,我领会了班长的良苦用心,他是要把我领进计算的“乐园”呀!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深深地爱上了计算这一行。不仅把全部技术传给了我的“徒弟”赵锡坤,还萌发了编写一本《炮兵计算员数学基础教材》的念头,只不过拖到1977年底才动手而已。

曾启学还是我们连多年的团支部副书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在政治上,对我要求很严,容不得我有一点毛病。每次团支部发展团员,指挥排团小组推荐我时,他都要指出我的毛病,使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直到1975年5月,才作为我的介绍人,认为“基本符合入团条件”,通过了我的《入团志愿书》。说真的,我当时好恨他呀!怎么这样不给面子,我还是你的徒弟呢,太过分了!

如今想想,还真要感谢他。要不是他对我的严格要求,我可能就会沾沾自喜,不但毛病得不到改正,很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长此以往,我就不会有今天。


末任班长——老乡王龙圣,领我进入“转运”之年。

1976年初,曾启学光荣退伍,由我的同年兵、同乡战友王龙圣接任班长。他是太平县谭家桥人,老家在浙江淳安县,属于新安江水库移民。他比我年长两岁,入伍前已在农村务农几年,农活相当熟练,体力很好,为人处事非常老练,却从不耍滑头。他对我就象对自己的弟弟一样,时时处处帮着我,迁就我,却从不背后打小报告、说坏话。

同为战士期间,他象哥哥一样保护我。营建施工和修建沼气池时,我俩配对抬砖、抬土,他都尽量把绳套往他那边拉,以减轻我的承重;挑粪种菜时,他抢着挑大桶,让我挑小桶;我生病时,他每餐为我打饭打菜;……真的可说是无微不至。而我那时因为太年轻,竟不懂得感谢他,真浑呀!

当班长以后,他没有怀疑我会拆他的台,从而防范我,反而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帮助我。我那时已经是当兵第四年了,应该说是老兵了。追求政治上的进步,是我们那时的第一生命。而我此时还是一个刚入团一年的团员,要想早日加入党组织,希望渺茫啊。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经常给我创造机会,让我得以在党团组织周围表现自己,他则恰到好处地予以点拨,使我不至于过分而引起别人的反感。

我没有理由不积极支持他的工作。班里新兵基础训练的计算部分,我几乎完全包了;他探亲或出差时,我就是临时“班长”,我会学他的样子管理好班务;……

1976年底,连队拉练期间,当那位对我不善的排长手枪被盗认定是我害的时候,他坚持继续查找,最后查出是排长自己偏护的新兵偷的,证明了我的清白。

1977年全年,他深知我已到提干的最末一年。当时拟提干的必须是党员,而我却还是团员。党员这道坎过不去,就没有提干的可能。自己倒没有怎么着急,因为我已经满了23周岁,过了提干年龄,加上还没入党,内心就没指望能提干。可他还是不断为我争取机遇:一是经常汇报我的工作如何如何好,抵消大家对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清高”看法;二是推荐我参加营团的计算专业竞赛,以好成绩为连队争得荣誉;三是看到我当兵第五年了还没探过家,悄悄向领导帮我请假,还借我路费,为我指点旅途注意事项;……这一年的7月底以前,我就得了4个连嘉奖,是我前4年得嘉奖的总和。

这一年的9月,团里首次组织大型的“班长骨干集训”,为期半年。他极力推荐我参加,为我在全团超龄老兵中崭露头角奠定了基础。

1978年初,老兵即将退伍时,他作为指挥排党小组长,联合全排党员,为我争取了入党机会,并当我入党的第一介绍人。他全面公正地指出我的优缺点,优点是主流,缺点是枝节,加入党组织后还可以教育纠正。这样,连队党支部顺利地通过了我的党表,我终于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为后来的提干铺垫了很好的平台。否则,我的命运又将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我的党表一通过,他就和其余退伍老兵一起,踏上了归乡的路途,而我却没能抽出时间去送他们。现在想起来,真的好自责呦。

1986年我调回家乡后,曾试图到太平县去找他。却从其他战友处得知:他于1980年代有一次为公社整修变压器时,被突然接通的强大电流夺去了生命。得此噩耗,我的心都要碎了,……

龙圣啊,我的好哥哥!我对不起你呀,你离队前我都没去送一下你,我真混蛋呀!

龙圣啊,我的好战友!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却没有得到我一点回报,就匆匆离开了爱你的家人和想你的我!

我也几次了解他家属近况,却因事隔多年,没有人能提供。甚至连他葬在什么地方,都问不清。我只好默默地祝福他在天堂一切安好!等我有那一天来天堂陪他,畅叙兄弟情、战友谊!

愿生者健康长寿!

盼逝者早日再生!



本文内容于 2009-8-6 21:36:05 被对越反击战幸存者编辑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50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7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