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云南大理白族的观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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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观音信仰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历史背景 观音作为佛教密宗一位十分重要的菩萨,他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时间一定是与佛教密宗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时间相契合的。佛教密宗传入大理的时间缺乏明确的记载,大多数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及历史文物指出,在公元9世纪中期密宗已在云南大理流传,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说法的重要史料根据是《南诏图传》,它所反映的是南诏起源及密宗传入洱海区域(包括大理州全部、丽江南部及楚雄州西部)的神话故事,而《南诏图传》的成书年代是公元821年。此外崇圣寺铜钟作为南诏时期的著名文物,上面有六天王及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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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音信仰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历史背景

观音作为佛教密宗一位十分重要的菩萨,他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时间一定是与佛教密宗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时间相契合的。佛教密宗传入大理的时间缺乏明确的记载,大多数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及历史文物指出,在公元9世纪中期密宗已在云南大理流传,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说法的重要史料根据是《南诏图传》,它所反映的是南诏起源及密宗传入洱海区域(包括大理州全部、丽江南部及楚雄州西部)的神话故事,而《南诏图传》的成书年代是公元821年。此外崇圣寺铜钟作为南诏时期的著名文物,上面有六天王及六波罗蜜线雕造像及年款铭文,为“维建极十二年岁次辛卯三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建筑”,建极为南诏的年号,十二年即为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此钟已毁,其图像著录于地方志之中,从其造型上看具有浓厚的密宗造像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观音信仰正式传入大理白族地区时间大约是在南诏初期即公元8世纪初。那么公元8世纪前后,大理白族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究竟是怎样的?以下分别简要论述之:

(一)政治背景

“公元7世纪初,我国西部吐蕃奴隶政权兴起,南下侵入洱海的北部地区,与唐姚州都督府辖区相接。唐王朝为了抵御吐蕃势力南下,改变诸部落‘酋领星碎’无力抗御吐蕃的政治局面,扶持靠拢唐王朝的‘六诏’中的‘蒙舍诏’,统一了六诏;并于公元738年封其领袖皮罗阁为“云南王”。当其势力强大后进而统一云南,建立了号称‘南诏’的奴隶制政权”。

从以上引述我们不难看出,统一的新兴南诏政权要面对的政治局面是十分微妙的。南诏至少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各部族之间的关系。洱海地区众多的部族分别被分成“乌蛮”和“白蛮”。“乌蛮”是彝族的先民;“白蛮”是白族的先民。以地域言之,“乌蛮”大致分布于今天的洱源、剑川、鹤庆、漾濞、巍山一带,其中较大的部落有“六诏”。所谓“诏”,是当时洱海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既作为部落酋长的称呼,也指部落。六诏之中的蒙舍诏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征服了其他各诏,吞并了白蛮各部族,逐渐统一了洱海地区。南诏王室的族属是“乌蛮”,但其政府官员却多为“白蛮”,南诏政权实质上是一个以白蛮文化为基础的乌、白蛮贵族的政权联合体。这种格局的形成,是和它的统治中心建立在以白蛮为主的地区这一客观环境分不开的。调和“乌蛮”和“白蛮”的关系,对于新兴的南诏政权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其次,南诏要处理好与唐王朝和吐蕃的关系。南诏是在唐王朝的扶持之下建立的,却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之中不可避免的与唐王朝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面对唐朝几次的举兵镇压,南诏又不得不承服于吐蕃。但伴随着吐蕃势力的逐渐强大,唐朝又改变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战略,与南诏重修于好,来共同对付吐蕃。唐朝、吐蕃、南诏三者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始终伴随着南诏的建立与发展。

(二)经济背景

据考古和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白族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大理地区的农业,特别是水稻的栽培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唐南诏时期,白族就有先进的“犁田以一牛三夫”的先进耕作技术,国内居民“专于农、无贵贱皆耕” 南诏国的建立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南诏的统一又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政权的统一为土地的大面积开垦提供了保证,为保证农业的发展南诏境内又开始兴修水利,整治河流。与此同时,畜牧业、手工业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商品交换的繁荣。南诏时有数条交通路线可以通往唐朝内地,自大理向西,经腾冲北上,亦有道路通入吐蕃地区。与此同时,南诏亦与东南亚国家发生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三)信仰状况

佛教盛行以前,洱海地区的乌蛮和白蛮崇巫尚鬼,先是信仰原始宗教,然后逐渐又接受了原始道教天师道,天师道虽然是一种人为宗教,但并不排斥原始宗教,即使在天师道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洱海地区的原始宗教还照样存在,并且还很活跃。有关原始宗教的情况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有详细的论述:“南诏初期之宗教为巫教……当部落时代,政教杂糅,宗教领袖即政治领袖,宗教祭师即部落酋长。此种酋长,在西南者名曰耆老、鬼主,又曰兮皤。因各部落多彼此不相统属,故每一部落,皆有其鬼主,而较大部落之鬼主,则称大鬼主,或都鬼主,皆从氏族社会中之长老演变而来。”书中还概括了南诏初期宗教之特质:“1.政教不分,政治领袖即宗教领袖。2.宗教领袖,或名耆老,或名鬼主,或名朵兮皤。3.宗教法服,多为披毡,乃保留牧羊人之遗俗。4.以龙为图腾,乃夏民族之遗俗。5.以树枝象征神袛。6.以三白石代表神。7.以火为神圣之物。”

佛教传入之后,白族先民就从未放弃过对原始宗教的信仰,但是佛教的传入和盛行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从南诏中后期佛教盛行之后,本土固有的部分原始宗教发展成了本主崇拜。

二、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一)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传播

1.传入的时间及路线

如前所述,在公元8世纪左右,观音信仰就已传入大理白族地区。那么它又是从何处传入的呢?其实观音信仰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路线与佛教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路线是相符的。然而,佛教传入这一地区的途径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因为南诏的疆域与当时佛教比较发达的邻近的王朝和国家接壤,其东北部地接四川、贵州,西南与印度、缅甸相连,西北毗邻西藏。长期以来,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受到这些地区的影响很大。同时,佛教也从不同方面传入南诏、大理。根据史书记载和各种材料证明,佛教传入南诏、大理国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由印度、缅甸经蜀、身毒古道传入;二是由中原传入;三是经吐蕃(今西藏)传入。观音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路线也大致离不开这三个方向。

我认为观音信仰的前期主要由印度、缅甸,即由梵僧经印缅古道而来,中后期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和吐蕃观音信仰的影响。这主要是由观音信仰传入这一地区的方式、方法所决定的。

2.传入的方式与方法

观音信仰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在大理白族地区是如何传播开来的,笔者认为主要是早期来到此地传道的梵僧假借“梵僧观音”的名义传播的。

首先,这可以从流传在大理一带的民间神话传说中得到佐证。现存最早记录观音幻化传说的是《南诏图传》,它以文字及其画面的形式,记载了观音化为梵僧来到洱海地区,七次渡化众生的过程。第一化,南诏第二代主兴宗王罗晟的贤臣罗傍遇到梵僧,梵僧给其封氏之书,并遣天兵协助兴宗王开疆拓土。第二化,梵僧乞食于南诏开国君主奇王细奴罗家,细奴罗妻浔弥脚和其媳梦讳毫无吝啬,施食于梵僧。第三化, 浔弥脚与梦讳送饭到巍山的途中又遇梵僧, 浔弥脚和梦讳再度奉之与食,梵僧授记南诏将奕叶相承,代代为王。第四化,梵僧至澜沧江附近兽赕穷石村,村主王乐等偷食其犬并杀害梵僧。梵僧施展法术,死而复活。第五化,王乐等归心服罪,梵僧至和泥大首领宋林则之界。第六化,梵僧至忙道大首领李忙灵之界,腾空而起,现其阿嵯耶观音之形像,李忙灵惊喜不已,遂铸圣像。第七化,保和二年(825),西域和尚菩立陀诃至大理,问:“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从此,南诏始知阿嵯耶观音开化大理之事等等。此后的《白国因由》又把这七化变为观音十八化,其中《观音以神通化二苍人第十五》中写到:“观音化作梵僧,携白犬,至海东崆石村化斋。……”

其次,这可以从现存的大量的梵僧观音的遗迹中得到证明。考诸史籍和文献文物资料,一般说来流传在大理白族地区的梵僧观音的造像特征是:深目高鼻、羌髯丰颐,头戴莲花冠(或称为赤莲冠),身批袈裟、拄杖、托钵,脚着布履、牵一只白犬随身。这一造型曾见与剑川石钟山石窟以及四川凉山昭觉博什瓦黑南诏大理国时期石刻造像中。据李家瑞考证,剑川石窟中就有四个梵僧像。第一人在石钟寺区第9号窟……第二人在石钟寺区第8号窟旁……第三人在狮子关区第10号窟,后有佛光一轮,短须披罽,身旁有一只狗。第四人在沙登箐区“佛谷”里,身披袈裟,右手持柳杖,左手提净水瓶,头后也有一轮佛光,身前有一只狗,与上述三人相似。四川凉山昭觉博什瓦黑南诏大理石刻编号为81405.3刻石上有一人,也极有可能是梵僧。 除此之外,洱源东山石岩头村南悬崖上有一座小庙,名叫感应寺,俗称观音寺,佛龛中央有一尊木雕老人像,深目长鼻,身披袈裟,手持拐杖,穿耳跣足,旁有一只白狗,村中人称此老者为观音。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寺观志》说:“三圣寺在府城西,旧为南诏家庙,内有观音三像,世传自西天竺来者,南诏有七圣,此七圣之中三圣也。” 这里的“观音三像”,也很可能是梵僧像。此外,据说大理的中和寺与大石庵,以前供奉的也是也是梵僧。大理的感通寺,鹤庆的玄化寺和太平寺,洱源的标楞寺和护珠庵,相传也都是梵僧所建。

最后,这可以从史籍中大量梵僧的记载中得到证明。石钟健先生对大理的古代碑文进行了统计,据碑文说,观音大士初到大理时,曾带领天竺七师同来。 此外,清释圆鼎的《滇释纪》中有不少梵僧的事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赞陀崛多。《滇释纪》曰:“赞陀崛多尊者又云室利达多,西域人,自摩迦陀国来,又号摩迦陀,游化诸国至鹤庆……阐瑜伽法,传阿叱力教。”万历《云南通志》卷13曰:“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40年)自西域摩迦陀国来。” 摩迦陀国的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大乘佛教中观、瑜伽两大宗派的中心。赞陀崛多的事迹在鹤庆广为流传,在很多的地方文献中均有记载。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早期进入大理白族地区弘扬印度佛教密宗的佛教徒多为天竺僧人(即梵僧),在大理白族地区早期出现的梵僧观音像均是以最初进入大理地区弘法的天竺僧人(即梵僧)的形象为摹本的,观音在大理白族地区最初是以梵僧观音的形象出现的。那么,梵僧是如何塑造出“梵僧观音”的形象的呢?主要是假借了“化身之说”。在印度化身之说非常流行,相传释迦牟尼就曾是毗湿奴的化身;毗湿奴也有其他许多化身;在《妙法莲花经》中观音菩萨也有三十三化身或现身,可化作观长者像、优婆夷像、王公大臣像等等。早期进入大理地区弘扬印度佛教密宗的梵僧从化身说之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为他们可以自称为观音化身,而又不会因此冒犯观音菩萨真身。梵僧应机说法,假借化身说把自己塑造成了梵僧观音的形象,以此提高自己的威信,于此同时观音菩萨在大理白族地区最初的形象经由梵僧观音的改造变得具体化、简单化,进而加快了观音信仰的传播。

(二)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发展

如果说观音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传播是以梵僧观音拉开序幕的,那么伴随着佛教密宗在这一地区的传布,观音信仰在这一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南诏中后期以来,大批梵僧进入南诏传布佛教密宗,此后佛教密宗在与原始宗教相互妥协、相互斗争中吸收了大批的白蛮大姓、名家等知识阶层为阿叱力(即指能为他人传法布道的上师),由于土著阿叱力所具有的独特文化背景,他们将原始宗教、原始道教的观念也带入了密宗,使梵僧所传的密宗从印密宗的母体中脱化出来,走上了民族化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阿叱力教派。佛教密宗从初传至洱海区域,到最终完成民族化与地方化的过程,形成颇具南诏文化特色的阿叱力教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之中,观音造像由“梵僧观音”演变为“阿嵯耶观音”,再由“阿嵯也观音”演变为白族长老形象的“观音老爹”,这都是与佛教密宗在这一地区的传布、发展紧密相连的。观音信仰的大力发展,与阿叱力教僧人的一些特点和阿叱力教对观音的崇信是密不可分的。

1. 阿叱力教僧人的特点

阿叱力教的僧人一般都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王室成员有出家为僧的传统。段氏二十二代主,有近一半要么禅让为僧,要么被废为僧。除王室成员外,大量的高级僧侣是白蛮贵族。到大理国时期,王朝上下选拔官员多从阿叱力僧中产生。阿叱力僧不仅参与朝政内务,而且在出兵作战时也常常随军而行,在阵前行法助战。《新唐书》及唐代樊绰的《蛮书》第10卷记载:“咸通四年(863年)正月初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众蛮扶舁归营幕。城内将士,无不鼓噪。”樊绰本人参与了这场战争,此事为他亲眼所见,其确凿性不可怀疑。

阿叱力教的僧人还可以娶妻生子,与当地的白蛮大姓通婚,在当地安家落户,生子繁衍代代相传,并将其衣钵传给子孙。僧人还擅长持咒作法、消灾祈福。

2.阿叱力教对观音的崇信

此外,阿叱力教源自印度密教,因而其传承的方式也与密宗其它宗派类似,多为秘密传承。其传承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仪式----灌顶(灌顶是印度古代帝王即位的一种仪式,国师以“四海之水”灌于国王头顶,表示祝福)。密宗仿效此法,在僧人修密时,或僧人嗣阿叱力师位时,都要设坛举行灌顶仪式。 据《故宝瓶长老墓志铭》所说,观音摄授了杨法律等七人为阿叱力灌顶僧;而《故老人段公墓志铭》说,观音摄授了段陀超等七人为阿叱力灌顶僧。 所以,在阿叱力教的信仰中,其僧人灌顶之权皆为观音授予。甚至,几乎所有的阿叱力世家在追溯先祖时,要么说是观音大士开化大理时率其祖先前来,要么说观音大士摄授其祖先为阿叱力灌顶僧。

阿叱力世家将其阿叱力教的灌顶仪式追溯至观音,南诏王室更把自己的统治权说成是观音所授,南诏王隆舜甚至用“嵯耶”(大理地区观音的别称)为年号,祈求阿嵯耶观音的保佑。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观音神话和观音造像,这其中更以“阿嵯耶观音”为代表。海伦•查平博士最早对阿嵯耶观音的形态作了详细的描述:“观音像是欣长纤细,宽肩细腰、身着印度菩萨式衣服的男性。他穿着一条薄裙,一种透明的丝织物缠绕在身体上。一块围巾环绕着他的腰肢,在前面打了一个装饰结,上面缀有珠玉珍宝;另一块围巾则披在前面,环两股打结,第一块围巾的末端悬垂于身前,第二块则分挂两侧。第一块围巾之上,是一条饰有花样、缀有珠玉的腰带系在他的腰间,除了披有装饰的下部外,其上身全是裸露的。他戴着一个精心制作的珠玉项圈,一对臂钏(每一个钏的带圈上都附有三角形的花饰)分戴在双臂,一个手镯很合适地戴在右手上。仅只有波斯顿的观音像是两只手腕都戴着镯子。发髻做得高高隆起,很可能是用一种印度绕发的材料将发高盘于头顶象一个王冠,而且用一个珠玉的带子将头发束住,另一些头发则曲卷下垂,披在肩上。一条装饰华丽的带子环绕于额头,在这些带子的中央突起三角花形的装饰,其式样与臂钏上的三角形花饰相似。在他的头上,也就是在头饰上方,坐着一尊阿弥陀佛,其尺寸与手上的神像略为大一些。另一些花饰做成佛像头上的光环。菩萨的耳垂被很重的耳环向下拉。在他的前额正中,有一个红点。” 这种被海伦•查平成为“云南福星”的阿嵯耶观音像为阿叱力教所独有,开云南观音造像的先河。


第三章 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地区流传的原因

一、南诏统一的社会需要

南诏统一政权的出现,结束了当时各部族长期分散的局面,但与政权的统一极不协调的是,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内,却分别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各有不同,各有自己的语言,各民族各部落各有自己的信仰及崇拜对象,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有各自的特点,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即宗教信仰。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原始宗教都难以让其他所有民族都接受。南诏政权内各民族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宗教意识,来与政权的统一相匹配。此时的白蛮贵族抓住了这一契机,使佛教在南诏成为人们普遍尊崇的信仰。而与此同时,各部落酋长在南诏统一之前都只尊崇各自的神袛,南诏崛起后,如果各部落还依然是像以前那样各行其是,各祀各的部落神,部落内部的民众势必也只会尊崇本部落酋长为统帅,南诏王对于他们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对于这个多民族组成的统一体而言,如果要保持稳定和不断地发展,必须要形成一个以南诏王为中心的宗教权威,形成一套全民信仰的神袛系统。观音信仰应运而生,传说是观音点化了南诏始祖细奴罗,辅助南诏立国,而伴随着以“阿嵯耶”为偶像的阿叱力教的兴起,逐渐统一了当地杂乱的宗教信仰,使南诏通过佛教巩固其统治。这样,观音利用君权佛授的思想,一方面强化了观音信仰的神圣地位,另一方面顺应了南诏统一政权发展的需要。

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南诏统一之后,其生产力得到了有力的发展,社会得到了进步,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生产力的提高为建造寺庙、铸造铜像提供了物质条件。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用品的极大丰富加快了对外文化、贸易交流的步伐。而此时的原始宗教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宗教观念,观音信仰应运而生了。说到底,观音信仰是南诏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梵僧艰苦布道的结果

如前所述,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发展最早是假借“梵僧观音”的名义传播开来的,因此观音信仰在这一地区的流传自然与梵僧紧密相联。梵僧来到大理白族地区之时 ,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挑战,但他们不气馁,总是深入民间,关心百姓的疾苦。史籍上多载有梵僧为民除害、兴利除弊的事迹,从而感化了许多的民众。梵僧初到大理,艰苦布道的过程在《白国因由》中《观音化白夷反邪归正第十四》中有充分的体现.

观音山西南界,有夷人一种,身穿白衣,腰系红褡包,手执竹枪,相习为党。观音化作老人,手持拄杖,从彼群党傍过。众云:“这老者自何而来?将他杀了!”老人曰:“你们杀我不好,成你们身上罪过。”众曰:“这老者极可恶!”群起将老者杀了,分为三四段而掷之。方行半里,老人又邀路傍。对众人说:“人上不可杀,杀人要还命!”众曰:“这东西古怪,杀了如何又复生?须用火烧之。”上前要将老人抬在火中,抬不动;将火拿来烧,火不着老人,反将众人须发烧尽。众人上前揪老人须,割老人耳,老人微笑不动。众云:“你不怕么?”老人曰:“怕什么!我只恐怕你们坠火坑地狱。”众白夷大怒,着力砍,又将老人砍死,又恐复生,仍取火将老人烧为灰烬,入于竹筒中掷在大江心。少顷,老人披着袈裟,在云端曰:“你众人可能再来杀我了”众视之惊慌,皆叩头忏悔。内有年老的说:“今日错矣。此老人是上界佛祖,我等妄为,焉得无罪!从今要悔心向善。”此观音化白夷归善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密教初传到云南民间,根本不为民众所信仰。他们杀了梵僧,并支解其身体,砍为三段,烧成骨灰,盛入竹筒,扔到水中,由此可见梵僧初传密教之艰辛。观音化身为梵僧形象在尚未归依佛法的少数民族地区去艰辛地宣扬佛理,经过种种磨难,终于使之敬佛向善,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记录了佛教初传大理时的情形。

四、与原始宗教的斗争与融合

根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一种新的文化的传播和被接受,期间都要经历一番与本土固有文化相撞击、磨合和适应的过程,如同佛教传入西藏时,遇到西藏苯教的顽强抵抗一样,印度佛教密宗也同样遇到了大理地区原始宗教的抵抗。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是大理白族地区宗教生活的渊源和基础,不论佛教还是其中的观音信仰,要在这里生存发展,就必然要与这里的原始宗教相互融合、相互斗争,并互为消长。

这个过程集中地反映在观音斗罗刹的故事之中。在白族中广为流传着观音斗罗刹的传说,各种地方文献多有记载,尤以《白国因由》一书的记载最为详尽。其大意是:古时候大理坝子是一个水乡泽国,这里居住着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父子,人民不堪其苦。观音来到此地决心为名除害。观音设计向罗刹借“袈裟一铺,白犬四跳之地”,罗刹欣然应允,并立券为凭。后来观音施展法术,袈裟一铺,白犬四跳,占尽了大理坝子。罗刹父子被囚禁在上阳溪石洞之内,永世不能见天日,至今大理喜洲上阳溪箐口,仍有罗刹阁遗迹,当地白族认为这就是当年观音收服罗刹的所在。 罗刹,又称“罗刹婆”、“阿落刹娑”、“罗叉娑”等,是印度神话中的恶魔。观音斗罗刹的传说,借用罗刹之名代表了白族巫师中的“鬼主”、“耆老”,从本质上反映了以观音菩萨为代表的佛教传入之初,与大理地区原有的原始宗教的斗争过程。 观音信仰也正是在与原始宗教的激烈碰撞中得以迅速地传播。

五、易为下层百姓所接受

如前所述,古代观音信仰的基本特征就是要救苦救难,对于现实苦恼的解脱正是观音以救苦救难菩萨形像出现的重要基础。而南诏下层百姓在经过长期的部落征战之后被南诏以武力统一在一起,但他们并未摆脱统治者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只是统治者由原来的酋长及特权阶层变为南诏王室。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摆脱自然界对他们的束缚,而佛教主张容忍、慈悲、因果报应等,比较容易地为下层百姓所接受。但在佛教的世界中,佛作为众生向往的最高境界,他超凡脱俗,独立于芸芸众生之上。虽然大乘佛教宣扬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但只要芸芸众生为无明烦恼所遮蔽,那么佛与众生的距离永远都会存在。相对于佛高高在上的地位而言,菩萨与芸芸众生的距离是很近的。甚至按居士佛学的理论,菩萨为教化众生而化身市井,随机说法,菩萨与众生之间毫无距离。因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百姓总是与观音特别的亲近,因为他们需要以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作为精神的寄托。人们相信观音会庇护自己,认为观音是和平的使者,人民的保护神。这在大理白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观音负石阻兵的传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很久以前,大理边界有一股敌军。这些家伙专靠烧杀抢掠过活。人们把他们恨得几乎把牙齿都咬碎了。敌军对大理城早就想得淌口水了,只因大理地势险要,一直不敢轻易进攻。这次,他们集结了几千人马,蜂拥般地向大理扑来,当敌军到达城南七里桥时,天已渐渐转黑了。大小头目和喽啰们都走得筋疲力尽,一个个横七竖八地倒下休息,准备等到天黑后攻城。正在这时,山坡上缓缓地走下一个老妇人,背着一大捆茅草,敌军们正要抓个人问问大理城的底细。见了老妇人,大头目就迎了上去,叫道:“喂!老大妈,你知道大理城在哪里吗?”……老妇人用手里的木杖,指指远处闪烁着几点灯光的大理城说:“那里就是。”大头目又问:“有几里路?”老妇人接着说:“我也不晓得有几里,我们这里俗话说:‘望见城,走死人’呢!”大头目想再问什么,可是老妇人不高兴地说:“大哥,你莫拉我问长问短,等我把石头歇下你再问。”这时,头目才猛然看到老妇人背的是一块大石头。说着,老人把石头放下。石头落地,轰的一声,把地都震动了几下,头目惊呆了。老妇人接着说:“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要进城做什么?”大头目清醒过来,问:“老大妈!你咋个背得动这么大的石头啊!”老夫人说:“啊!这算什么,我老了,背不起了,我儿子背的比这大得多呢!”大头目吓得直哆嗦,连连问:“大理人都有这么大的功力吗?”老妇人说:“没这样大的力气,从前唐兵十万一回,九万一回地来打大理,那怎么受得了呀!”这时,很多贼兵也都跑来看,听得清清楚楚。一个个面面相觑,显出失望和恐惧的神色。老妇人说:“时候不早了,我明天再来背算了。”说着,拄着拐杖一步步地走了。敌军商议了一番,在七里河住下来。这天河水很小,河底正好扎帐篷,埋锅造饭。三更时候,疲惫不堪的贼兵睡得正香甜,忽然风雨大作,山洪暴发。贼兵从梦中醒来,也辨不清东南西北,来不及收拾家伙,全被洪水卷走了。敌军就这样被消灭了。大理城南的七里桥,却从此留下了老妇人背来得大石头。后来有人说,那老夫人是观音老母,石头是她背来得。于是,人们在大石头上建立了一座石阁,供奉观音菩萨。这就是现在的“大石庵”也叫“观音堂”。

这则神话传说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连的,洱海区域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从唐代至清代,这一地区频繁的战争给当地居民社会生产和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威胁。人们希望观音能用他的神力化解纷争,赐予人们幸福与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观音信仰之所以能在大理白族地区得到广泛的流行,不仅因为它适应了南诏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且佛教宣扬观音菩萨具有仁慈的心怀和无穷的威力,故而能够满足普通民众的心理需要。人们通过对佛、菩萨的崇信,相信只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祈祷致敬,观音菩萨就会下凡来解救世人的苦难。观音信仰使下层百姓苦难的心灵得到了宽慰和寄托,因而比较容易为他们所接受。

一、大理白族地区观音信仰的特点

大理白族地区的观音信仰是在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政治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必然形成自己的特点,简要概述如下:

(一)地位的重要性

中国宗教的特点之一就是皇权始终支配教权。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之下,一切宗教组织都必须依附于皇权,为皇权服务,决不允许出现教权高于皇权的局面。历史上也曾出现一些宗教领袖被朝廷封官晋爵,但即使是在最得势的时候,也未能进入到最高决策层的核心权利之中,在政治上仅是起到了政治参谋的作用。但在大理白族地区,佛教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却是非同一般的,大理国传世的二十二代皇帝中八位禅让为僧;国王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梵僧;很多阿叱力僧人直接担任政府要职。王室成员不仅崇佛巍然成风,而且特别崇信观音。

作于中兴二年的《南诏图传》文字卷清晰地记录了阿嵯耶观音与王权之间特殊的关系:南诏国系观音授记而成,是受观音菩萨福佑的,即所谓“君权佛授”,“观音建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观音的地位是多么的显赫,以至于王室要将自己建国的理由建立在观音幻化的基础之上,这与中原佛教“正统”的佛学不同,在那里供奉释迦牟尼,观音的地位只是弥勒佛的胁士。

(二)造像的独特性

在印度大乘佛教中一直有鼓励信徒制造、供养佛像的传统。在佛教传入大理白族地区之后,又得到了王室成员的崇信,因此社会上普遍兴起了佛教造像之风,特别是数量众多的观音造像,其源流复杂、种类繁多,并且有大量的观音造像是大理白族地区观音信仰所独有的。李玉珉女士对张胜温《梵像卷》中的观音造像作了很好的研究,她指出《梵像卷》的58梵僧观世音菩萨、86建国观世音菩萨、99真身观世音菩萨和100易长观世音菩萨极具大理地方特色,为大理特有的观音图像。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被海伦•查平称为 “云南福星”的阿嵯耶观音。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傅云仙先生在他的专著《阿嵯耶观音》一书中,运用大量详实的资料详尽论述了阿嵯耶观音造像的特点,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身份的双重性

由于佛教在大理传布的过程中,逐渐与当地的本主文化相互妥协、相生相长。白族先民既信仰佛教又不想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民族信仰,于是就把原始宗教发展成了本主崇拜。在大理白族多元性文化的大背景下,白族的本主崇拜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和创新的方法,即“拿来主义”,摘取佛教中对己有用的部分,进行再创造,把观音从佛教那里“移植”到本主文化之中。杨政业先生在《白族本主文化》一书中这样描述到:“在许多本主庙中,主要供奉男身观音——观音老爹,其形象按《南诏图传》的画卷、文字卷和《白国因由》中所描述的形象为白胡须老翁,身批袈裟,手执拐杖,携一黄犬,为本主庙中的重要祀神之一。” 于是观音菩萨在大理白族地区并不仅仅是以佛教神袛的身份出现,而同时也被纳入到白族本主崇拜神系中,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观音老爹”、“观音老妈”、“观音公”。

(四)内容的复杂性

大理白族先民自古就有一种开放的观念,这种多元开放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宗教文化,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对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都相当宽容,人们甚至崇信两教或多教;各种宗教及其各种教派都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发展,而且相互之间能够和平共处。再加上大理白族地区自古是滇西陆路交通枢纽和重要物资集散地,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通商贸易的重要门户。因此,大理佛教文化呈现多源多流的态势,观音信仰亦融摄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中的观音信仰,同时又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出与当地本主崇拜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互生长的特征。观音文化深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内容上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浓厚地方特色——阿嵯耶观音信仰,又有深厚的中原佛教色彩——雨铜观音信仰,还有佛教密宗的色彩——十一面观音崇拜,同时还有民族传统信仰的成分——观音老爹(本主神崇拜)等等。

(五)功能的多样性

古代印度中的观音慈悲为怀,主要的功能是“寻声救苦”。而观音在白族人民的心目中不仅是“救苦救难”的保护神,连大理、鹤庆坝子的开发,百姓的农田、生活用水,妇女的生育,疾病的治疗,甚至连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中下关风的形成等等,都是拜观音所赐。人们把自然气候的好坏,谷物的丰收,疾病的有无,都看成是观音保佑与否的结果,他们把观音塑造成了一位法力无边、神秘莫测的人物,他有移山填海的本领,有呼风唤雨的本领。

从这里可以看出,观音信仰融合了白族先民的多种心理因素,上层统治阶层希望借用观音的神力来维护统治,下层民众通过对观音的信仰使其苦难的的心灵得到慰寄。因此,民众更愿意赋予观音多种神职功能,而不同于财神、门神等单一型的神灵。

(六)信众的多层性

牟钟鉴先生和张践先生在《中国宗教通史》中概括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时写到:“中国人的信仰形成三重结构:官方信仰、学者信仰、民间信仰,三大群体的信仰彼此贯通,各自相对独立,甚至出现脱节,因此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来概括全体中国人的信仰特征。” 与这些情况不同的是,佛教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传布,体现得更多的是三个层次之间的衔接与融合。

观音信仰作为佛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植于白族民众心中,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素质,不同生活经历的社会成员均对其十分崇信,只不过外化的形式不同而已。在学者信仰中,观音信仰在白蛮贵族的知识份子中广为流传。在官方信仰中,南诏王隆舜时期,王室的观音信仰已蔚然成风,隆舜甚至改年号为“嵯耶”(观音的别称)。末代南诏王舜化贞作《南诏图传》将其统治的合法地位与“观音授记”相结合,抬高王室在广大信徒中的地位。在民间信仰中,历史上流传下来很多崇拜观音的民间组织,如莲池会、洞经会、方广会等,拥有着众多的信徒。因此,不同于中国人信仰三重结构的脱节,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社会中受到各层次信徒的普遍推崇。

二、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影响

我们从宗教学的角度分析不难得出,观音信仰毕竟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是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未能征服自然、认识自我时而产生的对偶像的崇拜和依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观音信仰必将逐渐淡化、消亡,但是,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宗教将在未来社会中长期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宗教的重要结论。因此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实的社会中,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地区仍有大批的信众,观音的寺庙有增无减,观音信仰得到了该地区白族人民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我们把观音信仰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探讨它对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努力挖掘其中所包含的那些正面有益的文化因素,使之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建设。

(一)观音与文学艺术

有关宗教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吕大吉先生在《宗教学纲要》中说道:“在人类文化史上,宗教对于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反过来,艺术的想象也激发和升华宗教的想象,宗教艺术的创造更加深化和扩大了宗教的影响。” 宗教与艺术之间这种伴生共长的关系表现在大理白族地区的观音信仰与相关的神话传说和石刻、绘画与造像艺术等方面。

1.神话传说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典中大量的文学故事逐渐在白族人民中流传开来,并为白族神话传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摹本和借鉴。围绕着观音信仰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传播,产生了大量关于观音显灵的神迹传说。大理白族地区流传的观音故事数量众多,题材广泛。观音神话不仅在民间口头流传,文献古籍中也多有记载。

作于南诏中兴二年的《南诏图传》分“图”和“传”两部分,“图”以画卷的形式绘制了观音幻化(巍山起因)、祭天和祭西洱河神三个主题;“传”即文字卷,是对“图”的文字说明。此外记述观音幻化故事的还有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元张道宗《纪古滇说》、明谢肇制《滇略》、各本《南诏野史》、清释文果《洱海丛谈》等。

2.石刻

剑川石钟山十六窟石刻造像中,有十窟造像与观音有关。据《云南风物志》的描述:“第五窟的愁面观音,诚朴厚重。第七窟的甘露观音,赤足正坐,双耳戴环,左手端钵,右手持柳枝微扬,似将甘露洒向人间。她面容俊美而端庄,唇虽闭但有笑意,神在两目,情在笑容,处处流溢着女性的青春光彩。身著薄纱短袖衫,左手戴镯,搭上一条长丝带。沙登箐二号窟的细腰观音,是一座立像,面对东方,旁有浮图,她体态苗条,面容秀美。”

3.绘画

在绘画方面,除了前文提到的《南诏图传》以外,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绘制于盛德五年,公元1180年)绘有观音像16种以上,名目繁多。“第58开,梵僧观世音菩萨。第87开,普门品观世音菩萨。第88-90开,除怨报观世音菩萨。第91开,南无寻声就难观世音菩萨。第92开,救苦疾病观世音。第97开,普陀落山观世音。第98开,南无孤绝海岸观世音菩萨。第99开,真身观世音菩萨。第100开,易长观世音菩萨。第101开,救苦观世音菩萨。第102开,大悲观世音菩萨。第103开,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第105开,六臂观世音。第112开,南无□愚梨观音。” 《张胜温画卷》分为《法界源流图》和《蛮王礼佛图》两部分。前者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后者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台湾著名学者李林霖灿称赞画卷的“描工”张胜温是一位才华非凡的艺术大师,说画卷既是艺术的珍品,又是内涵极其丰富、极有学术价值的传世文物,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名画中的镇院之宝,亦是世界佛教图像画中的瑰宝。

4.出土文物

千寻塔先后出土各类菩萨像76尊,其中,58尊为观音像。据傅永寿先生的描述:“这些观音像中,部分面作女像,身躯瘦削扭曲,右手托瓶,左手下垂挽裙,胸佩双重璎珞,中系腰巾,为普门品观音。有一玉石雕像,背光为银质,依坐,身配璎珞,披巾,右手执巾,左手按坐,为如意轮观音。千寻塔塔藏观音像中,面作男像的立像计18尊,头戴化佛冠,袒上身,胸佩花蔓璎珞,下著裙,与《张胜温画卷》第100开‘易长观世音菩萨’一样。另有一金质立像,高发髻,戴化佛冠,髻上饶有丝束,分多段垂于两侧,面作天女像,袒上身,手结妙音天印,胸戴璎珞,著臂钏、手镯,下著裙,作连波纹紧贴于腿,腰饰花结,两侧飘带曳地,与《图传观音》第6化和第7化所绘‘阿嵯耶观音像’、《张胜温画卷》第99开‘真身观世音’相同”。 这些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为我们研究观音保留了珍贵的资料。

大理白族地区的观音信仰之所以如此深刻而广泛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观音在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上总是居于至高无上、万流归宗的神圣地位,这就迫使各种文学和艺术附属于它;同时,观音信仰在这一地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加容易地为当地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必然要采取一些感性化、具体化、通俗化、形象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必然也要作用于艺术。

(二)观音与民间习俗

由于宗教文化具有扩散性和群众性,所以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不仅直接表现在信众思想的皈依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广大不信教的民众风俗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上。与汉族社会长期以来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不同,大理白族地区的佛教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佛教不仅成为白族民众的精神支柱,而且普遍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这其中观音信仰更是渗透到了岁时节日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特色鲜明的习俗风尚,成为当地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理坝区内的观音塘,也叫大石庵,寺内有一块巨石,即为《观音负石阻兵》的传说遗物,石头的下部有观音太子,是白族妇女求子之处;洱海中的“观音阁”,是渔民祈求“风调雨顺”的地方;白族利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口头世代传承的观音经文;当地流传着一种非常独特的取名字的习俗,即在姓与名的中间加进“观音”二字,以示吉祥如意和得到观音的保护,如李观音得、高观音明,赵观音仙等;在大理、洱源、巍山、鹤庆等县市,还盛行着许多崇信观音的民间组织,如莲池会、洞经会和方广会等;二月十九是观音诞生日,人们会在大理南城的观音塘举行盛会,祝寿,拜佛;著名的“三月街”又叫“观音市”,据传最早是观音来大理向教徒们讲经说法的场所,后来逐渐从早期的佛教庙会演化为民族节日和贸易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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