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代三教合一思想对孙思邈道医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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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背景 本文分析孙思邈的道教医学思想,但并不单纯局限于道教思想对孙思邈医学思想的影响,也涉足儒释二教对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的多重影响。这并未脱离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的主线,因为道教本身亦受着儒释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多重的。另一方面,孙思邈本人知识广博,除了精通道教思想理论修行方法外亦不拘于儒释理论(他甚至曾手抄过华严宗经典《华严经》、写过《会三教论》),在医药方面更是不拘一格,“偶逢一言,岂惜千金”(《千金翼方.禁经上》)。何况当时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盛世,纵向上经由佛道之争导致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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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本文分析孙思邈的道教医学思想,但并不单纯局限于道教思想对孙思邈医学思想的影响,也涉足儒释二教对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的多重影响。这并未脱离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的主线,因为道教本身亦受着儒释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多重的。另一方面,孙思邈本人知识广博,除了精通道教思想理论修行方法外亦不拘于儒释理论(他甚至曾手抄过华严宗经典《华严经》、写过《会三教论》),在医药方面更是不拘一格,“偶逢一言,岂惜千金”(《千金翼方.禁经上》)。何况当时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盛世,纵向上经由佛道之争导致的佛道文化客观上的交流以及面对外来佛教的繁荣儒道更加紧密的团结(何况儒道本就有着天生的联系)所致的三教合流趋势背景,经历了魏晋隋唐的孙思邈本身成长于此环境下受到了必然的影响;横向上各种文化汇集长安而孙思邈受唐朝皇帝的邀请在长安逗留,期间有极有利和充分的条件接触多种的外来的文化尤其是医药文化……因此孙思邈的道教医学思想有着道教思想主导儒释兼容影响(道教思想作根本,儒释兼容取精华)的特点。

孙思邈生活在魏晋至隋唐时期,这不仅是道教成长繁荣的时期,也是佛教在我国吸收和融化的重要时期。封建统治者历来奉行“以儒治国,以道修身,以佛治心”的统治方针,尽管在不同朝代各有侧重,但“三教并重”仍可说是统治手段的根基和总体趋势。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尤其是佛道二教斗争尤为激烈(从北齐后主高洋令佛道相辩道教失利后道士们被强行剃发入佛教一事可见一斑),这种斗争也促进了二教相互影响加深,并客观上推动了合流。盛唐时期,统治者将道教置于国教地位的同时也尽力将三教势力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也为三教提供了发展的时机。,生活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孙思邈不可避免地受到三教不同程度的影响。何况孙思邈的家乡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东南)三教合流之风颇盛,并在全国有代表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载:“佛道像合雕多见于陕西耀县(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下同)。”(如现存于药王山碑林的“魏文朗造像碑”。)孙氏自幼在此环境下成长,难免耳濡目染受此熏陶。

孙思邈知识广博,不囿于一家之言,《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他年方弱冠即已“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卢照邻更曾评价孙思邈:“道合古今,学殚术数。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生之俦也。”可见孙氏涉猎之广。据记载,孙思邈曾写过《会三教论》,已佚,但即使仅从标题来看也不难推知三教合流对孙思邈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对孙思邈医学思想的影响

(一) 天人感应的病因说

封建统治者历来奉行“以儒治国,以道修身,以佛治心”的统治方针,李唐王朝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时代的巅峰,统治者必定是要重视儒学的。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一直影响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各个领域的思想意识。

同时,孙思邈作为医生,更是不可能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由中医的根基《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决定的。“汉代所出现的医学理论,是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以前积累的医学资料进行整理的结果。由于从董仲舒开始,阴阳五行说已经成了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所以儒和医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后世不少医家都认为,作为医,如果不懂得儒家那一番道理,就只能是个庸医。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的医学与哲学的关系至为密切。”(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B]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P398)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儒道佛三家都有此理论。早期儒生的方仙道本就是道教医学的重要源头之一,道教之学“杂而多端”,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教相互联系、融合、渗透,难免有相同之处。根据儒家的五行理论与天人观:“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就和道教天人观中人为天地中和之气的思想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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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月令”思想在《内经》中亦有体现。不同于道家“天道自然”思想对自然的顺应,“月令”思想尽管是要求顺时,但这却是近乎刻板的“制”……[“人的行为必须刻板地按照时令、甚至按照时日、时刻来安排。《内经》认为,人的生理、病理现象要受气候条件的影响,甚至一日之内的不同时刻,人的生理病理表现也不同。因而养生、防病、治病都应当因时制宜。这是合理的医学发现,以医学本身的问题。但在“月令”思想的影响下,内经作者把这种合理的发现进一步规范化、固定化,刻板地按照季节、月份,甚至时刻的区分去认识人体的变化,决定治疗的原则。这就把合理的思想变成僵化的教条。甚至为了教条的整齐而不惜牵强附会。这就不是医学本身的需要,而是“月令”思想的影响。”——李申,P404-405]因此,医家在受此影响时,如果本身又是道士,是否可以根据道教“法自然”思想对此“制”式作出改良?可分析孙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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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仁、善、慈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 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人皆有不忍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无伤也,是乃仁术”(《孟子•梁惠王上》)从儒家经典对“仁”的解释来看,“仁”与善、慈都是相通的。

孙思邈在其著作中对“仁”这一儒家核心的伦理概念屡屡提及。《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五经》是世所公认的儒家经典,可见孙氏在医学伦理思想上对儒学之推崇。《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也说“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

医乃仁术。那么为医者就应当做到“爱人”, 要有“恻隐之心”,正与孙思邈的医德思想相合——孙思邈屡次强调医者当发“大慈恻隐之心”。而儒家对“仁”的另一重解释“无伤也”,“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既合乎孙氏“普救含灵之苦”的誓愿,亦合于道教功行双全之论。医生治病活人,也正合乎儒家“生生之仁”的要求。

孙思邈在《福寿论》中指出:“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这与儒家思想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周易》)的思想相得益彰。

(三)孝

孝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而通晓医术被认为是孝亲者应有的能力。[传统儒家思想认为为人子者当通晓医术。]《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亦有“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之论。《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可见忠孝作为一种传统道德标准对孙思邈的医学思想影响之深。


总之,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深刻影响,孙思邈所生活的时代亦是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儒家思想繁荣的时期。中医学来源之一的方仙道即是早期儒生的炼养之道,因此中医本身就带有深刻的儒家思想印记,孙思邈作为中医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加之孙思邈本身就精通百家之言,对儒家思想的造诣颇深,因此他的道教医药学思想中会融入儒家“天人感应”、“仁”、“孝”等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三、 佛教对孙思邈医药学思想的影响

(一)

据记载孙思邈本就善谈老庄,兼好释典。卢照邻更形容他“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可见孙思邈知识之广博。孙氏自己也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第一》中提出医者应“涉猎群书”,开阔眼界以使知识广博“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孙思邈十分推崇佛教经典《华严经》,据民间传说,唐太宗曾向孙思邈请教过佛经并问他佛经中何为大,孙思邈答“《华严经》佛所尊大。”此说法在《释氏类说》中亦见记载。孙氏既然对佛经颇有心得,自然为佛教思想对其医学思想产生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除了孙思邈本身的佛学造诣之外,他与名僧道宣的交往对他的医学思想亦有影响。 “大业八年(612年)孙氏71岁时,结识了道宣和尚。考道宣为律师三派之一南山宗创始人,佛教史学家,因常住终南山研究,宏传戒律,世称南山律师。后进京,一度主持长安西明寺,参加玄奘译场(专门翻译玄类常用的佛经机构),负责润文.当时道宣方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后。之后道宣与孙氏同进京畿,又得相聚,成为孙氏唯一的方外之交,忘年之友。”(《孙思邈评传》干祖望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11月第1版)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佛教典籍诸如《人天宝鉴》、《佛祖统纪》、《宋高僧传》等也都有记载,甚至有不少灵异附会之说。

孙思邈本就是“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之人,对各家学说兼容并好,与道宣的交往不仅使孙思邈在思想上受到更深的佛教影响,应该也接触到了不少关于佛教医学的相关知识。

(二)

在思想上孙思邈受到了佛教“慈悲喜舍,利乐有情”思想的影响,在《千金要方•序例•大医习业》中说道“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这里的《内经》应该就是指佛教经典而非《黄帝内经》,可见他将“慈悲喜舍之德”作为大医必须具有的品德。而孙思邈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应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思想也与大乘佛教济世救人、普度度众生脱离苦难的大悲心理念一致。大乘佛教主张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坐禅、智慧),不仅要通过修行达到“自渡”,而且要以大慈大悲之心“普渡众生”脱离苦海,孙思邈将佛教“慈悲喜舍,利乐有情”的思想看做大医应有的操行。

佛教认为“无缘同慈,同体大悲”,就是说慈和悲都应该是不计得失、对众生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对病人“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对病患的苦痛要感同身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志存救济”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这种思想不仅是老子“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思想的体现,亦与佛教“不存分别心”的“平常心”思想吻合,与佛教“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的思想一致,因此要 “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佛教“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三世轮回”的观念也被孙思邈吸收到了对医德以及养生等的相关论述之中:《要方•大医精诚》中提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中说:“为善为恶,天皆鉴之”,“人有修善积德而遭凶祸者,先世之余殃也;为恶犯禁而遇吉祥者,先世之余福也”。 “这些明显带有佛教上天意志、阴阳报施的迷信色彩的观念被他用做督促医生履行医德规范的依据,虽然是缺乏科学性的,但在当时封建迷信及有神论流行的条件下对医生的道德行为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警戒作用”。(《试论儒佛道思想对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陈明华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2年12月第15卷第6期P61-62)


(三)

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医学也和番僧们一起进入了中国。虽然外来医学的传播范围并不广,但孙思邈曾被唐朝皇帝请入京师,当时的长安城可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外来医学必定在此汇集,而孙思邈作为被皇帝延请来的贵宾无疑有了接触外来医学资料和思想的便利条件。“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二节 孙思邈)

道教医家吸收印度医学思想并非始于孙思邈,南北朝陶弘景增补《肘后方》序已有“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论,无疑是在南北朝佛教盛行背景下受到了印度医学“四大”理论的影响。然而孙真人确实是将印度医药学大量引入中医并顺利将之与中医汇通、“洋为中用”的第一人。无怪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对其倍加推崇不吝赞美之辞:“倘学者荷重细致说而会通,以道于致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则君嚆矢之功,其寿人寿世,讵可量欤。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九月,合肥李鸿章序。”(李鸿章《万国药方》序。1898年美华书馆发行,第三版。转引自干祖望《孙思邈是中西医结合工作第一人》,《中华医药文化研究》P223-226)

孙思邈的医书中有关于佛教“医方明”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佛教的“医方明”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来源于印度医学。“医方,即医治之方法也。谓世间种种病患或癫痫蛊毒,四大不调,鬼神咒诅,寒热诸病,皆悉晓了其因,通达对治,故曰医方明。”(四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也。)”(《三藏法数》明•一如等 撰)医方明的基础理论就是“四大”,这一理论认为人和宇宙一切万物都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元素组成的,人会生病是由于“四大不调”造成的。在《千金要方•序例•诊候篇》中就有一段内容涉及了印度医学中的“四大”(地、火、风、水)成病的理论:“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难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这是佛教医学对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影响的表现。这一“四大”理论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五行”理论,然而孙思邈却很好地将四大理论吸收融合进了自己的医学思想体系之中。

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于“五行”——木、火、土、金、水,而印度医学的基础则是“四大”——地、水、火、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作中多处有受印度医学影响的痕迹,例如:《千金要方 养性 调气》中就有“计成四百四病”,“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病。病有四种,一冷痹、二气疾、三邪风、四热毒。”《千金要方 序例 诊候》亦有“四气合德,四种安和”等说法……这些说法无疑与传统中医的五行学说有差异,而与印度医学的“四大”关系甚密。这些记载证明了孙思邈确实受过印度医学深刻影响并将其引入了祖国传统医学为我所用。

孙思邈将基础理论完全不同的中医五行说与外来传入的印度四大说接轨的方法可谓至妙:先从中医入手:“百病皆有五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中医中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着“五行”—— 木、火、土、金、水。“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五与八十一相乘,积数为四百零五,与印度医学所讲“四百四病”相当接近。这就使风格迥异的中医与印度医学的理论基础相接轨。值得一提的是,“八十一”这个数字的选择并非信手捏造,而是极符合中医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八十一是九乘以九的积,这个数字在中国被认为是天数,许多中医著作如《素问》、《灵枢》、《难经》都是八十一篇。孙思邈用极贴合中国文化的方式将印度医学引入并结合加以应用,这在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上是极富创建和前瞻的。

孙思邈相当推崇古代印度医学家耆婆,尤其对耆婆“天下所有,无非是药。”(《佛说奈女耆婆经》)的用药理论倍加推崇。他在《千金翼方》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曰: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非药者,斯大医也。”这种理论丰富了中药的来源取材范围。

同时,受佛教“众生平等”、“不杀生”思想的影响,孙思邈在用药上又主张不用动物生命入药,孙氏在《大医精诚》中写道:“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只有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之所不及也。”这种重视动物生命的观念,明显是受到了佛教“众生平等”、“不杀生”思想的影响。孙氏在《千金翼方》中,收集了比《要方》更多的古印度医方,比如“阿加陀药”、“耆婆治恶庐方”等,可见佛教医学丰富了孙思邈的用药理论和治疗方法。

印度医学当时在眼科方面成就斐然,国内眼科学多受印度影响,孙思邈有眼科专著《银海精微》《太清丹经要诀》中也有用于眼科的“造玉泉眼药方”。此外,《备急千金要方》卷6中的“治目赤及翳方”、《千金翼方》卷11中“赤眼方”也是眼科方,孙氏对眼科的精通当与佛教医学的影响关系很大。

另,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对针灸亦很看重,主张针灸药三者并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而孙氏对针灸的看重(而同是唐朝的医家对针灸仍有顾虑,例如《外台秘要》的作者王焘就认为“针法古来以为深奥,进人卒不可解,经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而对《千金方》中的内容只取灸法,不录针法。)与印度医学亦应有联系。印度医方明包括“禁咒辟邪,药石针艾”。孙思邈看重针灸,而在《千金翼方》中又设《禁经》两卷,对于“禁咒”也很重视,虽不排除唐时禁咒本就被列入医科予以看重的原因,但其本人与佛教及印度医学的密切接触也应是原因之一。

印度按摩法亦为孙思邈所推崇和借鉴,孙氏将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按摩法和中国道教中的按摩术都收录在《千金要方》中,并评价“天竺国按摩”具有“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乏。”的养生功效。


总之,佛教慈悲喜舍、利乐有情的思想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德思想,佛教带来的印度医学更是扩展了孙思邈的病因说、药理学以及其它医药学思想内容,这使得孙思邈的道教医药学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科学。然而,尽管孙思邈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吠陀医学内容,但我们依旧能很明显地看出孙氏是在“变夷为夏”,它把佛教医学引入以更好的完善中医的体系,促进中医的发展。

第五章 结论

一、本文的主要观点

(一)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具有强烈的道教色彩

尽管孙思邈学识广博,但不能否认的是孙真人本身是一个道士,从他的著作来分析不难看出道教思想对其世界观人生观起了根本的支配作用,因而孙真人的医学思想在根本上也是受着道教的影响和支配的。

道教“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神仙之道可致”的神仙观,“贵人重生”的人生哲学为孙思邈的道教医药学思想奠定了 基础;道教重人贵生的价值观、清净淡泊的处世观、功行双全的修行观则深刻地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德思想;道教的众多修行方式和修行理论也对孙思邈道教医药学的养生思想和治疗思想提供了方法和依据。



(二)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具有兼容性特点

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兼受了儒释的影响。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孙思邈自身……的影响,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深刻影响,孙思邈所生活的时代亦是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儒家思想繁荣的时期。中医学来源之一的方仙道即是早期儒生的炼养之道,因此中医本身就带有深刻的儒家思想印记,孙思邈作为中医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加之孙思邈本身就精通百家之言,对儒家思想的造诣颇深,因此他的道教医药学思想中会融入儒家“天人感应”、“仁”、“孝”等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佛教发展的社会环境、孙思邈本人的“兼好佛典”及佛学造诣、道教固有的吸收佛教内容再加上与高僧结交论辩交流思想的经历使得孙思邈的道教医药学思想不可避免的带有佛教思想影响碰撞的印记。佛教慈悲喜舍、利乐有情的思想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德思想,佛教带来的印度医学更是扩展了孙思邈的病因说、药理学以及其它医药学思想内容,这使得孙思邈的道教医药学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科学。然而尽管孙思邈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吠陀医学内容,但我们依旧能很明显地看出孙氏是在“变夷为夏”,它把佛教医学引入以更好的完善中医的体系,促进中医的发展。


(三)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对道教发展的重要意义

孙思邈被后人奉为“药王”,在医学界也被尊为“苍生大医”,可见其在医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不可动摇的地位。宋徽宗将孙思邈封为“妙应真人”则标志着孙思邈正式被纳入官方道教的神仙系统。《道藏》以及被称为小道藏的《云笈七笺》中都收录了大量孙思邈的著作,而其他著作中关于孙氏著作的节录不胜枚举,甚至托名制作亦不在少数,这些无疑都说明了孙思邈在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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