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也谈居士书法对中国宋以来书法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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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居士是指德才兼备而隐居不仕的人,《韩非子•外储说左》说“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这里所说“居学之士”即指文人也,所以,居士也就和文人有异语同意之嫌。但,在佛教传入之后,居士又增添了另一程含义,就是“它既可指一般隐居不仕之士,又可指佛教居家修行之士,还可指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 那么,有了居士当然就会有居士佛教,居士佛教也就是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各类修行、护法等活动。正因为有了居士佛教,所以佛教信仰、思想及修行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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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居士是指德才兼备而隐居不仕的人,《韩非子•外储说左》说“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这里所说“居学之士”即指文人也,所以,居士也就和文人有异语同意之嫌。但,在佛教传入之后,居士又增添了另一程含义,就是“它既可指一般隐居不仕之士,又可指佛教居家修行之士,还可指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 那么,有了居士当然就会有居士佛教,居士佛教也就是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各类修行、护法等活动。正因为有了居士佛教,所以佛教信仰、思想及修行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僧侣的和居士的,也即出家的和在家的。所以就佛教来说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居士团体在整个佛教信仰和活动中,具有相对的优势和影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佛教史上,居士不仅参与了佛道之争、三教辩论,对佛教的译经、刻经、撰述等弘法事业做了积极的宣传,而且,对于推动佛教事业,丰富佛教思想文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佛教的发展“正是得益于作为居士主体的贵族、官僚士大夫的佛教活动,尤其通过他们对经典的阐述、对教义的新解,使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不断中国化,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所以,居士在从事佛教的译经、刻经活动中无形发展了书法艺术,在对经典教义的阐述新解中影响了书法理论的创新,这点在宋代禅宗的盛行表现尤为突出。文人士大夫的参禅学佛成为这一时期的居士佛教的基本形态。所以,禅宗在宋代并不因理学的影响而缩小自己的范围,相反,理学却吸收了佛、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和修养方式,在理论上表现得细致入微。宋代居士佛教的全盛基于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官僚士大夫队伍的空前壮大和文官政治体制的逐渐完善,因文化思想方面的兴趣,促进他们在服膺理学的同时也归心佛学;第二,禅学取代佛教其他各宗学说地位而处于独盛时期,从而吸收大批文人学士参禅问道,接受禅家独特的心性之学;第三,禅僧适应客观社会环境,涌现出一批像契嵩那样的三教兼通学者,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品格,足以使官僚士大夫倾心向往。 有了居士佛教的繁荣就相应地有了佛学影响下的文化艺术,宋代出现的所谓禅画、禅书即禅宗思想的产物。

那么,宋代“尚意”书风的崛起相应地也是禅宗思想的融合,提倡援引禅学入书法的居士当属苏轼、黄庭坚二人,他们是著名文学家,又是杰出的官僚士大夫居士的代表,他们的文学造诣,书法意境深得参禅学佛之益。在《居士传》中,两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们二人作为文人的代表又是以向禅自居,其思想价值取向无处不受禅宗的影响。在书法风格上代表着宋代文人所追求的精神格调。

以禅学审美来主张书法的神韵之美也就是禅宗影响下居士书家的精神归属。

(二)居士书法的形成

禅宗的盛行对居士的人格形态、文化意趣、世俗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书法艺术的繁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书法的创作中,居士引进佛禅的“悟”讲求书法创作的“妙悟”通过主观内省的功夫对佛教“真谛”达到彻底的体认和把握,把“悟”看成一种非逻辑思辨的直觉观照,“此法惟内所证,非文字语言而能表达,超越一切语言境界”。 注重主体本身与终极真理融为一体的境界。自己体悟的真知世界非语言所能表达,所以禅宗所宣称的“悟”既是一种认识方式,又是一种审美体验,强调书法创作时审美体验的瞬间性、直觉性和自觉性。

这种思维方式对宋代居士书法的启示很大,居士不仅以禅论诗,而且充满禅意禅思的书法作品比比皆是。居士通常通过诗文来反映书法的悟境,如苏轼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用禅诗来表达对书法的审视,借禅宗思想来巧妙的表达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诗中境由心生、禅趣横溢,书自得其法。 文人居士的诗境反映了对人生哲学的态度,是内心思想的精炼,相应地书法的表现也和诗境的表达有相通之处,只不过二者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诗书并用是居士书家通常表达的方式之一。

无论是以诗寓禅境也好,还是以书抒禅意也好,诗和书通常融合一起,不可了分。居士所吟之诗通常要用书法的形式表现在纸张上,使观者悟其境,读者领其味。自然长久以来,居士书法也就成为一种带有禅意格调的书法形式。

二、居士书家禅书的具体体现

(一)东坡禅书的旷达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佑年间通过“殿试”深得欧阳修、韩琦器重。《宋史》卷三三八《苏轼》载“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后异辞矣。今俱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达足以累之也。’” 其父苏洵初举不重,笃信禅学,后携二子轼、澈至京师,得翰林院大学士欧阳修提携,召试舍人院。其胞弟苏澈多于禅僧友好,后亦笃信禅宗。此外,苏轼继室王氏也十分信佛,家庭环境影响,加之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作诗“托讽”后被朝廷贬谪黄州,后多与禅僧联系,逐笃信禅宗成为居士。

苏轼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因其深受禅宗思想影响,在其人生道路和文艺创作上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苏轼学识渊博,才气豪迈,其诗题材广阔,清新雄健;其词清空豪放,以诗入词,开豪放词派;书法自由灵动,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形成深厚朴茂之风格。他主张“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开创“尚意”书风的创举奠定了他“尚意”新书风的领军地位。苏轼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行书最能体现他的“尚意”书风特色。在思想上,早年苏轼怀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并抱有“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情。中年后,仕途道路屡遭坎坷,此时苏轼年轻时的豪情壮志随之烟消云散,转而代替的是参禅问道、幽居默禅,成为一名文人居士。而禅宗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宣扬随缘任运即解脱的人生审美哲学对于苏轼来说无疑如一丸排遣愁苦、慰藉心灵忧伤的消愁丹。加之禅宗主张“呵佛骂祖”、蔑视权威、不为法缚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独特思想,不仅激发他在书法上敢于挑战和批评先贤,而且还帮助他在书法创作构思时越来越自由无羁地发挥其审美创作特征。

苏轼作为文人居士书法的艺术代表,又深研禅趣。从其作品中无不流露出禅的意境。他一生传世书迹颇多,楷书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行书有《赤壁赋》、《洞庭春色赋》、《黄州寒食诗》等。而《黄州寒食诗》尤为精彩,被誉为继王羲之兰亭序》和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此贴古意浑成、丰厚蕴藉、刚健内含、天趣横生。时正值他遭贬于黄州,愤懑沉郁的心情使他处在无意于佳的良好创作状态下,任情恣性地挥洒,笔触沉着均净、起伏跌宕、流走不羁,犹如神助。《东图玄览编》评其曰:“盖以之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笔,笔无其笔。” 正映照了青源惟信禅师的一段话“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反映了苏轼的审美思想中的一种朴质无花,平淡自然的禅趣韵味,点出了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以意代法的禅学思想。苏轼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作为文人士大夫知识阶层中的代表具有典型的审美特征。他在书论中提出“法无定法”,“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观点反映在他的人生哲学上是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携带有禅意玄思的人生感叹,这显然是受到禅宗“无往”思想的影响。“无往”即“不执著”、“不滞留”,“不主故常”而流动变化。他通过书法线条的“无往”的流动,纸墨间人生的“黑白”对比所表达出来的人生空漠之感,是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所表达的“退隐”、“归田”、“遁世”所不及的人生表达。禅宗是心灵的归属,书法是宣泄心灵世界的载体。通过书法意趣的表现来反映“本心”自我的人生审美是文人们“援禅入书”的原始动机。“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正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旷达,对书法美学的独到见解。他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创作思路,强调书法创作要进入一种“无我”、“无法”的精神状态。禅宗讲“心即是佛”的“心体”,强调的是自我意识本身,而书法的审美创作讲的是“韵”、“意”的表达,书法的这种“意”正是要通过自我“心体”的触动而表现在书法作品中的。苏轼认为作书不必刻意求工,而要任其自然,达到“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 的境界,突破前人的规矩法度不被法所局,把书法升华到禅宗的“顿悟成佛”、“见性成佛”的境界,指出书法创作作品审美的境界如同海上沙和空中雨一样自然浑成。他视书道为禅道,在追求“尚意”书法风格的创作中,他通过书写来展示个人的超逸洒脱的品性。把书体的形与神“相与为化”,“浑为一体”达到形神契合而产生的“神韵”的审美效果。他在《评草书》中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他这种自然萧散的书法意境,既是禅境,又是书法创作中的妙境。“只要不执着于人于字,是与非,以禅的眼光看自己、看字,让主体的生命灵性融入字中,进入禅的境界,自然‘万物皆禅’,字即是我,我在字的点画中” 他与禅融通一切,澄明朗照,达到了“无意于佳乃佳”的境地。

苏轼书法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达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他的创作正是进入了“忘我”状态的真实写照,不为规矩所范,正是深受禅宗不受法矩的影响,揉进了禅学精华,作品表现出空灵、幽深之意境,对文人艺术表达影响很深。概言之,苏轼佛学属于上层士大夫居士佛学中相当有影响的一类。他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理性态度来看待佛教,又以佛家的无畏精神和超越理念面对人生,所以,苏轼无论在社会政治、人生修养,还是在诗文创作、艺术造诣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二)山谷禅书的洒脱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六》载“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 江西历来为古尊荟萃之地,禅学根基深厚,大师多出,这使得黄庭坚自幼耳濡目染,受禅学熏陶甚重。加之又长期游于苏轼门下,受苏轼居士佛学思想影响当在情理之中。又因政治上与苏同步,不苟同与新党,仕途屡受挫折,从而促使他广泛接触佛学、交游禅僧。其诗师承杜甫,书法师法颜真卿、怀素、张旭、杨凝式等,以行、草书见长。他早年曾任校书郎和著作佐郎,进而有机会得见内廷珍藏的古代名人墨迹。中年“入古出新”,探索出自己的一套书法创作道路,晚年书法独具风格。他的行书长撇大捺,四体开张,纵横开闇,奇崛中寓浩逸;草书雄放瑰奇,沉着痛快,笔锋苍劲飞动,以侧险为势,深得张旭、怀素笔意。苏轼在《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称赞他的书法说:“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清代康有为《广艺双舟楫》评其书法说:“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秾,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隶”。 我们由此可见黄庭坚的书法除博取众体之外,还深得秦篆、汉隶笔意。

黄庭坚除家境经历坎坷外,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感受不到世俗生活的幸福,而使他渴望归隐山林、独善其身,同时也需要一种哲学或宗教来平衡自己的心理。很显然儒家所宣扬的忠信孝悌、仁义礼智等规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庭坚面对社会现实的精神困惑。禅宗的兴起使他得以在宗教上安身立命。禅宗强调本心,认为一切从自我的本性出发,主张“我心即佛”、“见性成佛”,认为佛性即在众生心中,而不用向外寻求,大大地提高了“心”的地位,把“心”作为万事万物的本体。所谓参禅悟道的实质乃是解脱一切束缚,使自己的内心真正达到彻悟。反映到书法方面,黄庭坚把禅宗注重这种本体的内心感悟运用到书法中,用另一种审美视角来表现他的书法艺术。他说“万事同一机,多虑乃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经,莲花出淤泥,可见慎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 他又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象,如蚊纳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盖字中无笔,如禅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 。可见,黄庭坚书学思想是受禅宗影响极深的。

黄庭坚又是宋代“尚意”书法的倡导者,也是第一个自觉地援禅入书、以禅喻书的实践者。他的传世精品很多,如《牛口庄题名卷》、《黄州寒食诗跋》、《松风阁诗》、《诸上座贴》等,从他的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美学思想上我们可以窥见禅宗对其书法艺术的影响。

“汉字是书法表现的形式对象,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支架,在它被宣纸、碑版等载体所承载的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载体,它在被书写的同时也被寄托、灌注、附着了丰富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中国文化……文化的终极追求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解脱”。 黄庭坚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他从少年在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受佛教的熏陶。黄庭坚一生信佛参禅,佛教所提出的性空论给他在艺术实践创作上以很大的启发,加之儒道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他的艺术创作更趋于复杂化。这种思想体系的复杂性使他在对待艺术的审美上也包含着复杂的心理结构,这种复杂的审美思想使他对中国文化的追求逐渐超脱了现实社会的功利而转向精神世界。所以他的书法艺术实践无可厚非地也遵循着这种文化轨迹,遵循着对艺术境界的最高追求。显然,这种境界是难以比拟和不可言说的,这就需要一种“不立文字”、“不可言传”的表达方式,中国书法正是诠释这种艺术境界的绝好方式。

黄庭坚书学理论中的核心思想是“韵”、“俗”、“意”。重“韵”、忌“俗”、尚“意”构建了他书法的整个审美理论体系,这也是代表宋代尚“意”书法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他首先抓住了书法艺术的美学本质,把“韵”看作书法美的本质属性,强调书法的气韵、神采之美。其中,“韵”是黄庭坚书论中的核心之核心,刘熙载《艺概•书概》评其云:“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 黄庭坚注重的“韵”是直接根源于他的绘画观念的,他把绘画中的“六法”引申为书法的“韵”。他认为“凡书画当观韵”认为书法和绘画都应讲究其内在的韵味才能显示它的不俗。他在《笔法记》中说:“韵者,隐迹之形,备仪不俗” 。“书法的‘韵’,基本上可用‘不俗’来诠释,而俗与不俗,则决定书者的人格、修养、文化等的高低”。 因此,他教导他的弟子时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学字既成,且养于胸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 。他在注重书法审美的同时也注重个人学识、内在修养,他在《山谷题跋》中说“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扰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 可见他的审美思想体系已不局限于某个领域,更延伸到个人的品评修养上,而禅宗“梵我合一”的美学思想恰是迎合了他的审美情趣。

黄庭坚所提出书法的“韵”的审美观念也是深受禅宗的“佛性论”思想影响的,“禅宗主张以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自称能‘传佛心印’,觉悟众生本有的佛性……禅宗认为佛教的终极真理是不可言说的,要么以不落言诠的‘默’来表达,要么以遮诠来表达,……禅宗提倡‘不道之道’,宣扬直觉体味、忽然默契的‘无修之修’。” 禅宗所说的“本心”、“本性”、“自性”等就是指的佛性,也被认为是成佛解脱的内在依据。黄庭坚的“韵”论寄托了他希望超越俗世的审美理想,具有浓厚的出世情怀。如他说:“盖字中无笔 ,如禅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 ,末易及此”、“余尝评近世三家书,杨少师如散僧入圣,李西台如法师参禅,王著如小僧缚律 ……”、“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等书论中都充满了顿悟式的机锋妙语。黄庭坚不仅把“韵”扩张到书、画领域甚至还渗入到他的诗词领域。他的整个人生观、艺术观都受禅宗思想影响很深,反映在书法作品中也喜欢用禅句、偈语为书写内容,如:“自是钓鱼船上客,偶除须鬓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中嘴”等。正是由于黄庭坚这种重韵忌俗的书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他的审美意识无时不带有禅宗的美学思想。我们通过他的书法作品都能感受到他那不受拘束的大撇大奈的笔画,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烂漫的人生体验,是一种率直的、超越现实约束的审美感悟。

黄庭坚在诗词和书画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他不仅在宋代,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所主张的书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有宋一代,甚至以后的元、明、清及近现代都在受他禅书思想的影响。他在文艺方面的创新精神及审美特点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书法遗产。

三、居士书家与文人书家之渊源

(一)居士与文人之区别

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对居士做了初步的探索,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说明居士在文人中产生影响的原因。那么居士到底和文人有如何区别呢?居士一词在我国由来已久,在古代文献中指德才兼备而隐居不仕之人。但在大乘佛教的经论中则称之为“居舍之士”也即是居于里巷之中的白衣(布衣、平民)。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概念的涵义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变化,“它既可指一般隐居不仕之士,又可指佛教居家修行人士,还可指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 可见居士在中国是介于佛与儒之间的一种过渡性人士。

历代佛教信仰者中,出家人总是少数,而绝大部分是居士。居士之所以有别于僧侣,是因为他们多受儒、道两家影响太深,难以与世间彻底决裂,不忍逃避社会人生的义务。他们多标榜隐居或不仕,实际上内心多不平静,所以视书画山水为精神寄托,又以佛理来陶冶情操。 这似乎和文人的生活情调有些类似之处,但文人并不等于居士,而居士却一定是文人。文人我们通常理解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人生品格,有一定的思想情操,文艺表现。而通常居士也具有这类素质。文人不一定笃信佛教,而居士则一定是佛教的信仰者。比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王维,理学家朱熹、程颢、程颐等是文人的代表但都反对佛教,而另一类文人如苏轼、黄庭坚、张商英等则笃信佛教且身为居士,尤其苏、黄二人是人所公知的著名文学大家,又都是杰出的官僚士大夫居士代表,他们的文学艺术造诣,深得参禅学佛之益。二人对禅宗的信仰可谓诗文书画皆有表现,而且倡导宋代“尚意”书风都是禅宗审美影响下的结果。

有了居士,也就有了居士佛教,居士佛教通过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及各类修行、护法活动等参与佛事活动,所以他们的活动自然也与文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了。在这种士大夫频繁崇佛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说居士的影响起到很大的作用。身为居士的文人,以诗书结俗缘与士大夫吟诗唱和,所以他们在生活习性和文艺审美创作思想诸方面有甚多相同之处。佛教发展到唐宋之际居士仅《五灯会元》列名者即有:杨亿、苏轼、苏辙、黄庭坚、王韵、张商英、胡国安、范冲、张九成等许多著名文人学士。另外尚有不知名的达官贵人,更多的文人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却精通佛理者。

由此,文人和居士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了,我们在研究佛门居士的同时不得不牵涉到文人群体。

(二)居士书家对文人书家的反渗

宋代文化繁荣,书家倍出。以文人主导的书法走向自然打上了文人的烙印。然而,庞大的文人群体中也包含着大部分居士群体,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当然是文人倡导下的产物。但倡导“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却兼具文人大儒和佛门居士双重身份。我姑且简单把书法家划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主张排佛的文人如欧阳修、蔡襄、二程等人,另一个则是以居士自居的文人代表如苏轼、黄庭坚等人。在从事书法活动中对宋代起主导作用而又能形成主流的则是苏黄一派。因此,文人书法与居士书法的界限便显得难以区分,两大阵营的书学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溶的现象。最终,在禅宗审美的影响下以苏、黄倡导的“尚意”书风成为时代的主导。排佛阵营的书家并没有起到支配地位反而到最后受禅宗影响倾向“尚意”一派。

居士多游佛寺、读经文、与禅僧吟诗作画、谈禅论道始终贯穿着文人的一生,这种修禅崇佛的经历逐渐影响着整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体现在书法方面也多融入禅境进行创作,居士书家在经历人生的坎坷风雨,步入晚年之后,更把禅境化入自己的灵魂,用禅心来观照整个世界,体味人生的真谛。这种禅境下的书法作品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主导着整个时代的书法格调。就连一生排佛的欧阳修到了晚年也曾在《集古录跋尾》中感叹:“比见当世知名士,方少壮时力排异说,及老病畏死,则归心释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胜叹哉!” 生活到了老年也被佛禅所折服。

禅宗宣扬“人人即佛”、“见性成佛”、“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在客观上降低了出家为僧的心理难度,不少文人逐成为在家居士。他们乐于为禅师的语录、集子撰言写序,甚至自己作碑铭、集语录,如黄庭坚学佛后,不忘外护责任,不仅为菩萨、罗汉作赞颂,还为许多僧侣撰写赞文、塔铭,为不少禅师语录作序,以扩大佛教及其思想的社会影响。 “唐代以后渐盛的居士佛教生活,便是士大夫们在与禅僧的交往中,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的改变。” 宋代著名的佛学大师也大多与文人居士交往甚密。他们多才多艺,与文人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并且还游历名山大川,生活安逸恬静,高雅淡泊而又风流倜傥。文人居士人在进行书法艺术创作时,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的禅学审美观书法作品的表现多带有禅的意境,而这种情感宣泄正是文人们巧妙地以书法为载体来反映其人生哲学。居士之于文人,书法之于居士。相互之间存在互溶互渗的微妙变化,但这一切都基于禅宗的审美观。

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会决定一个时代文人的审美价值取向。唐宋禅宗的兴盛也决定了文人的价值取向要受其影响。“援禅入书”决定了一大批文人书法风格从之前的“尚法”转向“尚意”,从受条框约束的“法”中解脱出来转向自由挥洒的“意”。这期间通过书法风格的转变我们不难看出禅宗审美思想影响下的文人们人生哲学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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