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浅析禅宗审美观对中国书法意境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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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禅宗的审美情趣对文人书法的需求 (一)文人援禅入书的心理归属 禅宗注重与传统儒家文化相接近、融合的伦常规范,这就使得士人在儒与释之间的选择和转换变得更加自然,“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得心灵的解放。” 于是以儒论佛,以佛处儒便成为士大夫们经常交流的话题,谈禅论道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一种雅兴。儒、禅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的思想在当时得到普遍的认可,佛禅因此获得了统


一、禅宗的审美情趣对文人书法的需求

(一)文人援禅入书的心理归属

禅宗注重与传统儒家文化相接近、融合的伦常规范,这就使得士人在儒与释之间的选择和转换变得更加自然,“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得心灵的解放。” 于是以儒论佛,以佛处儒便成为士大夫们经常交流的话题,谈禅论道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一种雅兴。儒、禅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的思想在当时得到普遍的认可,佛禅因此获得了统治者和士大夫的认可,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禅宗盛行的宋代文化中,多数文人士大夫以向禅者自居,以“居士”号称,但并非禅宗思想就统治了整个文人的心理,其中儒家文化始终是文人内心固有的传统学科。禅宗大师们也多大谈儒家学理,在宋代佛学儒化倾向十分明显。方立天先生说:“宋元明清时代,佛教哲学思想最可注意者有三:第一,心性问题是哲学理论的核心,第二,各宗的融通趋势,第三,调和儒道思想的鲜明倾向。” 所以,在这种儒佛思想混杂的文化中文人的思想在固有的传统思想中又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因素,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灿烂的内容。

宋代禅宗兴盛的原因和当时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文人多以书法来抒发胸襟也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宋代士人多对异族胆怯、视边事为畏途,缺乏远略的心理。因此使得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实践又表现出一种归于自我的内向追求,首先是宋代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金钱交换权力,使宋代有志之士被迫游离政治权利之外,不得已把自己的报复寄情于游山玩水、诗文书画。其次,宋代官僚机构庞大,冗官、闲官增多,人浮于事,职官制度中的官、职、差遣分离,使许多士大夫虽有官位而无职事,这样使士人内心有一种报国无门的遗憾,需求思想寄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最后,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进一步强化时期,士大夫生活虽比较安闲优越,但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和冲突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许多人在仕宦生涯中都经历了几起几落、升降沉浮,使士大夫有一种世事难料,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加上面对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时代氛围,宋代士大夫无不流露出十分明显的忧患意识。“且不说那些经历坎坷、情感脆弱的士大夫们,就连那些身逢所谓‘承平时世’的文人士大夫如宴殊、欧阳修,当他们沉醉娱宾遗兴、妙舞清歌的生活时,也轻吐出了‘无可奈何花落去’、‘浮世歌欢其易失’的唱叹。” 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表现出的为天下安危所忧的谋虑到苏轼的“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日何处看”所表现的对人生无常感伤和失意,最后不得已以皈依佛教来寻找心灵的归属。

“当仕途坎坷失意之时,儒、道、释融通而成的内在超越哲学就成了他们精神自救的良药,他们对于儒家的道德提升和文化自足、道家的相对思维和精神净化、禅宗的轻外物、重自我、泯灭欲求和瞬间顿悟,采取兼容并用的开放态度,从而形成了以随缘自足为核心的适应哲学” 于是许多名士或成为居士或皈依佛门,而大量的禅僧也频繁往来于士大夫之间,彼此往来交流,吟诗作书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生活追求,他们内心的需求是能解脱人生苦恼而又适宜自然的精神支柱。在唐五代,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还只是个别现象,进入宋代士大夫与禅僧建立起普遍的,多方面的联系。如对禅僧人生观的推崇、对各种神学形式的喜好,都无形地通过他们的书法作品反映出来,带有极大的抒写性情的意味。在这种内心与现实充满矛盾的社会里,随着禅宗声势的壮大及禅僧与士大夫密切关系,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禅宗审美形象下的文人“尚意”书风的时代,对整个有宋一代产生了全面而巨大的影响。

(二)禅僧对文人思想的改变

禅宗虽历经唐五代至宋,发展逐渐壮大,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经历了唐末、五代至宋初的反佛运动。以宗杲、契嵩、智圆、志磐为代表的宋代禅僧为保护佛教,相续著书立说,批斥儒家、道教对佛教的毁谤、歪曲和批评以回应各样的反佛思潮,维护了佛教的信仰和利益。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儒、佛、道三教并存的重要性,为佛教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尤其是禅宗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维护佛教的过程中他们与反佛势力展开激烈的辩论,与反佛文人就佛教与儒道家之关系展开论证,最终使反佛人士由反佛转变为崇佛,并逐渐建立起特殊的关系。

禅僧们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这一主张有助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所谓“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誉。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耶?” 所以,在多方努力下,佛教在宋代又出现勃勃生机的景象。发展到宋代中后期,尤其是禅宗,已经有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包括极力排佛的大批理学名家也对禅宗思想有效地吸收、运用,如理学家张九成、程颢、程颐等后来也倾倒于禅宗的门下。从思想渊源上看,程朱理学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程朱借佛家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理”而产生其理学学派,吸收佛教文化而形成其理论精髓。可见宋代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关系密切。

随着禅宗的日益影响,佛教世俗化倾向也日益明显,僧人与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也成为当时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于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僧人普遍活跃于世俗社会,与文人士大夫广泛交往,并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禅僧在与士人交往中,禅僧人格与文人日益相趋一致,“士大夫和僧人结识交往,是世俗友谊的补充和世俗生活的点缀,积习所染,竞相效仿,成了十分时髦的事;反过来,僧人和士大夫接近,一方面能获得实际利益,一方面借赋诗抚琴邀得名声,无疑是一件高雅的事”。 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世俗的名利追逐中。宋代禅宗对文人居士十分重视,各派门下弟子多积极与士大夫交游,谈诗论道,并得到士大夫的认同和赞赏。如慧南门下弟子晦堂祖心、真净克文、常熟等,祖心门交流的士大夫有观文殿学士王韶、秘书吴恂、驸马都尉王诜、太史黄庭坚等;克文门下有宰相王安石、张商英等;常熟门下则有内翰苏轼等。在禅僧与士大夫交往过程中,禅师“克勤极其重视与士大夫的交往,凡士大夫请说法者均一一满足,或示以法语,或作书述解,未曾稍有懈怠。仅据《圆悟佛果禅师语录》所载统计,克勤于之结交的士大夫就有五、六十人之多。” 克勤在与士大夫交往的过程中一再告诫士大夫,要以历史上的著名居士如傅翕、庞蕴、裴休、杨亿为榜样,充分说明他和文人之间的交友关系。宗杲禅师受克勤禅师影响突破当时的文字禅的束缚,独创禅宗公案禅一派。不久名声大震,“贤士大夫往往争与之游”。宗杲的看话禅认为,禅宗不应刻意摆脱世俗的干扰,它可以与世事打成一片,认为“禅不在静处,不在闹市,不在思量分别,不在日用应缘处。虽然如是,第一不得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忽然眼开。都是自家屋里事。” 闹和静是相对的,世间与出世间也是相对的,所以他把禅宗与世俗的距离拉得更近,迎合了士大夫厌闹求静的心理,宗杲一生的佛教活动,与士大夫禅学及其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他的门下凝聚着大批文人士大夫。“宗杲门下庞大居士群体的形成,还与宗杲大力提倡‘忠义之心’说以及他身体力行的人格力量有关。由忠义之心说激发的民族感情和抗金热情,使意气相求的士大夫居士争相与他交游;因感佩和仰慕宗杲的人格力量,将大批道德高尚之士凝聚到了一处。” 通过禅宗高僧们的努力活动禅宗与文人之间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禅僧与士大夫之间以佛教为媒介展开火热的文化艺术交流。书法自然也成为他们交流的主题之一,并逐渐影响到书法的审美观念和表现形式。

二、禅僧书法对文人书法的影响

(一)文人书法审美观的改变

如果说唐人把书法的法度发挥到一定的境界。那么,宋人书法的成就应该是突出在神韵上。“…人的情感和书法艺术应该是对整个大自然的节律秩序的感受和同构。” 唐代书法以完备的法度将万象峥嵘的盛唐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书法被列为进身仕途的必修课,书学盛极一时,加上帝王的提倡,在书法艺术的表现功能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而宋代在经受晚唐五代的战火后无力再继续盛唐气象。文人们在面对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上一直苦苦思索,禅宗的兴盛给宋代文人对书法艺术素质的思考带来了新的转机。“书法是‘线的艺术’的最直接和最充分的展露。线的艺术是普遍性的情感形式的音乐艺术在造型领域内的呈现。自然界无纯粹的线,正如没有纯粹的音乐一样。” 文人通过笔墨的挥洒是否能表现出艺术生命的本真,最终达到身心合一的可能性。这就要取决于书写者的心之所想,心之所悟,是否能通过身心将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相对宋人“尚意”书风而言,唐人书法中的法度包含有标准、规范的意思,更多的是暗含技法、方法的要求。如张怀瓘的《论用笔十法》,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林蕴的《拨镫序》,卢携的《临池诀》等诸多书论著作都是以探讨笔法、字法的。唐人书法,尤其是楷书可以说是发展到了盛年时期,体严法备,气度雍容,是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后人学书必言“宗法晋唐”,唐代楷书树立了后人不可逾越的法度。而这种尊唐守法的风气在宋代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流,反而出现了求韵、忌俗、弃法的特点。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之一和禅宗审美观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唐人楷书在北宋前期影响很大,但北宋以后禅宗思想已在文人心中形成共同的审美观,宋人对书法的追求转向尚意抒情、张扬个性上来,遵循的是禅宗的“顿悟”、“自性”之说,这样唐代书法法度严谨规范的风格便在宋人眼里成了文人抨击的“俗书”。北宋后期,除颜真卿外,唐代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无不受到指责。宋代书家甚至将宋人书作中的俗气统统归咎于唐人的流毒。章停说:“李建中学书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气特甚,盖其初出于张从申而已。” 可见宋人眼中的书法标准已远离了法度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俗”的背后就是缺乏个性的张扬。

书法发展后北宋后期书坛出现了新的气象,宋代书家从北宋初期对唐人书的崇拜发展到批评这一观念的改变原因是由于禅宗审美风尚的兴起。随着以苏、黄、为代表的居士书家提倡的“尚意”书风成熟,宋代文人所追求的书法审美情趣开始走向了共同点。“中国古人喜欢用人的自然生命及其因素来阐释文艺,讲究‘骨法形体’、‘筋血肌肉’,以及讲究‘畅神’、‘游仙’等等,这些都既与人的生理、生命和身体状貌、先天气质相关,又超脱了具体的有限感性存在,而追求与宇宙天地的整个自然相交流、相沟通。” 宋朝文人在品评书法时,形式技巧不是衡量书法作品优劣的唯一尺度,书家的品行修养也成为品评书法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书品和人品紧密联系一起,以人论书,成为一种风气。苏轼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因此宋人在作书时讲究书法内在的意韵之美。

韵可理解为“风韵”、“神韵”、“气韵”、“清韵”,宋人品评人物习惯用“韵”,在书法批评上也将“韵”标榜为重要的标准。宋代文人论书法的神“韵”是与时代特征紧密相连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国人的文化心理也转向成熟、澹定。文人地位的提高使得他们有更多空间和精力进行文艺创作,而政治上的排挤压迫,市民文化的主流化趋势,更迫使文人退居到自己的内心深处,靠着艺术的言情达志聊以自慰。对书法神“韵”的推崇正是宋人由艺术反观自身的彻悟,是宋代文人自我意识高扬的风标,因此它不仅是艺术上的标准,还是生活上的追求。宋代文人追求的书法神韵“它不仅指一种艺术态度,而且指一种人生态度;它不仅是艺术,而且是生活,是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它既不是入世的,又不是出世的,而是审美的,是审美的艺术与审美的人生的有机统一”。 所以,宋代文人的这种人生哲学不能不说是禅宗审美观影响下的产物。

(二)禅僧书法的渗透

佛教禅宗一派的渗透带来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尤其是书法、山水画的革新,促成了宋代文人画和文人书法的形成。佛教重视形象宣传和教化功能,如佛教书法和绘画一开始就是作为佛教宣传工具出现的,绘画之于佛像,书法之于佛经,都是作为传播宗教信息的载体。禅僧作为佛教中坚力量自然在宣传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如禅僧们的抄经书法、壁画都是禅僧修持的重要功课。随着艺术形式的不断发展,僧侣与文人建立的密切关系,禅僧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潜移默化的带有文人气息的色彩。禅僧按照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行事又不断影响着文人的艺术思维,而禅宗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也在不同程度上渗入文人的审美思想。

佛教的在传入中国时的佛经翻译活动,其实就是中国的佛教书法形式,佛教人物肖像其实就是中国的佛教绘画。包括后来演化的僧人诗词,石窟雕塑、壁画及僧侣山水画都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在佛教不断与中国传统儒道融合的过程中这些艺术形式起到很大的作用,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诗偈方面如支遁的‘八关斋诗’,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智闲的‘一击忘所知’等都是与中国传统诗歌形式的结合,用佛学的思想来抒发个人情怀。僧人绘画在当时亦很兴盛,魏晋南北朝时佛寺石窟壁画如此多彩,可想当时僧侣画家自然不再少数。仅南朝陈姚最所撰《续画品》中记有梁代西域画僧就有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等人,并评其曰:“既话戎殊体,无以定其差品。”、“光宅威公,雅耽好此法,下笔之妙,颇为京洛所知闻。” 可见这种西域佛画法对中土画家造成了很深的影响。然而,佛门弟子从事艺术与佛教教义并不违背,相反随着弘法积德动机的推动,相续涌向出许多佛门书法家,仅六朝时期就有释支遁、释康法识、释安慧则、释保志、释慧郎释安道壹等几十位较有影响的佛门书家。一些高僧法师既通艰深佛理,自然在学识修养上甚至艺术造诣上高于一般人,几乎历代高僧在书法上造诣都不会浅薄,陈隋间的释智勇、释智果、沙门释述、沙门释特、释辩才等都对书法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智永在中国佛教书法史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书家之一。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巅峰时期,自然佛门书家不在少数,最为突出者为怀仁、怀素二人。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大唐三藏圣教序》勒石刻碑,开后代集王书之风气。清代的刘熙载评怀仁说:“唐僧怀仁集《圣教序》,古雅有渊致。” 怀素可谓是僧侣书家最具影响力的书家了,他的狂草飞逸飘动,掺杂佛理禅机对后世影响很大,被誉为“草圣”。五代兵火频仍,社会动荡,佛寺、壁画大多被毁,仅释贯休有草书《千文贴》流传,《益州名画录》赞其曰“善草书,时人比诸怀素”,“善草书,得六法”。 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到了宋代,由于禅宗繁荣,禅僧中能书者也不再少数,影响颇深。杭州高僧道肯集三十二体篆书《金刚经》,书法清劲秀丽,端庄典雅,既不失法度又糅杂禅宗审美观的旷达自由,是一部很好的禅宗佛书代表作。释瑛公写《华严经》,精妙之韵出于颜柳,而作品之神则不受颜柳所拘。临济宗黄龙派创始人释慧南手写《四十二章经》,书风庄重沉稳清劲,飞动洒脱。另外还有释仁钦、释处严、释省言、释若逵、释行霆等佛门禅僧也有不同书体的佛书出手。其次,宋代禅僧书写佛寺碑志塔铭者如释道潜、释云胜、释善俊、释和公、释思齐、释怀则等人以各种书体表现书法之神韵也较有影响。除佛门僧侣运用不同的书法风格表现性灵外,他们与士大夫的频繁交往也汲取了世俗的审美主张为书法的艺术表现注入多方面的血液。同时他们的活动对文人书法的艺术审美取向也产生重大的影响。

整体来说,宋代禅僧在佛书上的不同表现深刻地影响着世俗书家的风格韵味,创作意境。禅僧们通过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往更加影响了士大夫们对书法创作的佛教精神。如北宋释佛印好禅寂,善言辩,工诗书,禅慧明睿,博学多才,与苏轼、黄庭坚等文人士大夫谈禅往还,对士人的书法意境影响很大。通过禅僧佛书的影响使宋朝文人书法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禅宗的熏陶下汲取禅宗精华,融会贯通,使文人书法在风格上追求意境之美。最终促进宋代“尚意”书法的形成。

(三)禅僧影响下“尚意”书风的形成

禅宗在佛教诸派中的日益兴盛引起了宋代士大夫的密切关注。他们甚至把儒家形式上的衰落与禅宗的兴盛做了对比。把当时有名的禅僧抬高到相当高的地位,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说:“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回答:“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王安石问:“何人?”张方平回答:“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王安石不解其意。张方平又解释:“儒门淡薄,收给不住,皆归释氏。”王安石欣然叹服。后以此对话对张商英说“至哉,此论也”。 文中提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可见宋代士大夫当时对儒家学说衰落及对佛教独揽的态度。文中列举的几位高僧都是生活在唐五代和宋初时期,都是统帅一方的有名禅师,宋代士大夫们如此推崇禅僧表明了他们与禅僧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对禅宗的笃信程度。

宋代是文人的时代,也是禅宗的时代,禅宗的盛行给宋代文人的审美心理增添了新的色彩,真于性情而又脱俗超逸的禅学意境为书法走向具有独特的表情艺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与禅僧交往的宋代士大夫中,既有象杨亿、苏氏兄弟、黄庭坚这样善文章、工诗词的文坛巨匠,又有象周敦颐、朱熹这样为理学奠基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而且像苏轼和黄庭坚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笃信禅宗,成为有名的居士,可知在这个时代综合压制下文人们借禅学来解脱自己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禅僧主张通过对感性世界的观察和体验来认识本性而提出有别于传统佛学理论的学说,它与中国本土文化巧妙的结合使禅宗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特色的烙印。它要求从人的内心世界中去寻求佛性,注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感悟,通过内心的自悟来认识人的本性。禅僧这一观点是对人性的解放,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强烈要求,也是人类自我力量的肯定。禅宗强调不仅要发现自我,而且必须充分地重视自我,确立自我在参禅学道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因此,禅宗在宋代这个乱世之秋吸引着各个阶层的人的心理。

在这种心理趋势的影响下文人对书法的审视自然也就有另一番风味了,从欧阳修提出书法应“不泥古人”那刻起,文人书法在禅宗审美风尚的影响下大刀阔斧的变革便一发不可收拾,以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文人居士提倡禅学,讲求意韵,以具体实践来表现自己的书法变革,并逐渐形成了具宋代特色的“尚意”书法风格,影响后世。

书法发展到宋代就书法本身而言其艺术素质和法度已被晋唐书家们探索的几乎完备,尤其是隶书和楷书的本身的艺术素质。但草书和行书本身固有的伸缩特点决定了这两个书体在今后的发展中还有其巨大的开拓空间。一个时代之特征决定这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心态也给时代艺术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记载:“宋人书取意。” “意”也既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宋代“尚意”书风。徐利明先生总结:“宋代尚意书风之‘意’,以‘逸’为基调,表现出或朴拙、或奇巧、或奔放、或端雅,各有变化。其中,不仅有禅风内涵,还有画意。” 意有意韵,意境之意。“意”的审美呈现出来的意象,是重视个人品藻、人格精神的澄怀,是要求审美主体保持虚静空灵的心灵,以一种超功力的心态去参与审美活动,强调抛开一切伦理是非,进入轻松、淡泊的精神状态,是进入审美创作活动的重要前提。这种心灵超然的反应正是宋代文人参禅悟道下的玄妙体验,是禅宗影响下文人对宇宙大地、自然环境生生无穷、运作不息的大道感悟。这种审美观念与之其他时代相比有着特殊的地位。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 曹宝麟先生认为:“与唐人‘尚法’的主流相比,宋人则注重意趣的抒发和个人情感的宣泄”。意是“任情适性”、“‘意’就是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尚意”特别注重作者的主观情感作用,格外追求创作心态的自由。”

宋代文人反映在书法上的审美品格,追求创作心态的自由是以一种超功力的心态去参与审美活动,强调抛开一切伦理是非,进入轻松、淡漠的精神状态,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强调书法的意境和韵味,偏重于自然审美观与禅悟思想的相一致。在书法审美上偏重于自然性、精神性、抒情性的主客体合一的人性化特点。这种风格的体现苏轼、黄庭坚最能代表时代的主流。“尚意”思想是苏轼书学思想的主要部分,在整个宋代尚意思想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苏轼在沿着前人的发展道路又参予禅学审美思想为后人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使得这一理论在宋代得到完备。如他的作品《赤壁赋》,字的大小参差错落,线条的粗细变化,章法或局促,或开张,或拙涩顿挫,或流走不羁,线条和空间的节奏变化刚柔相济,自首至尾,率然天放,无呆板笨拙之弊,给人以清新悦目之感,显出其追求自然超越的思想意识。正是禅宗审美所追求的审美品格。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仰慕遗民和隐士高洁的人格魅力,重视禅宗的顿悟自性。他们通常在闲暇时寄情于书画诗文,将主体的人生感悟、哲学体验所得内敛地、抒情地表现与传达出来,追求艺术的意境、风骨、韵味等。不去刻意模仿现实,书法作品也无须考虑现实的实用性,因此,所作书法作品多表现为自我陶醉、欣赏、抒发胸中的意气。由此,宋代文人多以禅来标榜自己的书法品格,士人也多以禅学来评比宋代书法的格调。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代表黄庭坚提出“文字禅”来定位自己的书法形式。黄庭坚笃信禅学尤深,曾经自嘲“似僧有发,似俗无尘” 其书法也是完全遵循禅宗审美思想下的形式。注重对书法的感悟。士大夫参禅学佛,禅僧勤于俗学,书法与禅的结合实际上是文人士大夫与禅僧结合的外化形式,书法当人也是连接禅僧与文人士大夫的纽带。这种文人与禅僧的结合造就了宋代书法禅意十足的意境之美。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自然也就是自然的事。

宋代“尚意”书风在禅宗审美的驱使下加之文人与僧侣之间的广泛交往,文人居士书法家代表的倡导作用,形成这种风格应该是禅宗潮流风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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