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也谈中国禅宗与宋代文人书法内在联系


在中华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远承汉唐,近启明清的重要转型及变革时期。其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学术思想、文化意识诸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品格,呈现出与宋前社会不同的时代特征。

“宋代文人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最深厚的一代文化人。他们对前代文化遗产具有非常优良的接受和选择能力。” 宋代文化完成了从唐代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释、道三家的融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潮,使宋代文化呈现新的特征和新的内容。在这种诸教并重的时代,不仅产生了受禅宗思想影响的佛教居士文化(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而且产生了受儒、道两家文化影响的禅宗大师(以昭觉真勤、大慧宗杲、宏智正觉为代表)。在这个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僧侣士大夫化和文人普遍居士化交互并观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以禅喻诗、引禅入画、援禅入书”成为社会普遍的文化风尚,“悟”、“参”、“活法”等禅宗用语成为宋代美学思想频繁出现的范畴,书法自然也是他们常常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

宋代“国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馆、集贤院于禁中,昭文、集贤大学士,史馆置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昭文亦置直馆,集贤又有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赐诸路印本《九经》,令长史与众官共阅之。” 在这种文官主政的环境下,大批寒门、庶族上升为官僚士大夫群体,成为宋代权利核心的主体,并兼具政治家、学者、文学家的三重身份。作为平民文化的士大夫群体其文学艺术基本没有出现华丽、绮靡的美学风尚,同时“以俗为雅”也形成了对美学的俗化倾向,“尚雅、尚清、尚逸、尚韵”的美学追求成为文人审美的主流。

而此时的佛教文化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逐渐表现出他的自律性。“自六朝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 佛教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佛教文化也几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艺术、哲学、道德及民众的生活方式无不受佛教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

佛教在遵循着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附。中国士大夫阶层及佛门弟子对佛教的研究也与日俱增,随着他们对经律论的深入研究,对佛学观点也开始分化,因此导致许多学派相续建立。“南北朝以来长期的政治分裂,造成了佛教文化的地区差异,南方僧人重义理探讨,北方僧人重修持实践。” 唐朝政治的统一为佛教不同学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佛教相续出现了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及密宗等各大宗派。然而相比之下禅宗的发展却表现出了它的与众不同。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僧尼人数的逐渐增多,安史之乱后,唐帝国逐渐衰颓,国家财政拮据。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与国家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继位,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加之轻信道教谗言于会昌年间(841—846)采取了灭佛措施。从武宗的灭佛到五代时期,中国政治一直处于动荡分裂阶段,大量寺院被毁,僧尼被驱散,佛经被烧焚。在这动荡的年代很不利于佛教的恢复,佛教各宗派也相续没落,甚至有些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此时散住于南方各地的禅宗以道信和弘忍为主,他们放弃统治阶级的资助,长期聚居一地,开山建屋,自耕自作。既不游方乞食,也不依靠寺院经济存活,过着农禅并举的生活。

“由于他们极少依赖朝廷的资助,并不乞求官僚的布施,所以他们就有能力游离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受****的影响较小。” 由于其散住各地山林,自己解决生活资料,不依靠寺院经济存活,因而武宗灭佛及接踵而来的动乱对它们影响较小。加之禅宗能接近平民、不重经典,吸引了五代战乱中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禅宗势力进一步发展,佛教的中心也从北方转移到以禅宗为中心的南方,禅宗思潮从此代表了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

(二)宋代以前的佛教书法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伴随而来的有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还是舞蹈、音乐、诗歌、文学等诸多领域无不有佛教的痕迹。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使中国的书法艺术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唐代,中国的一大批著名书法家,大多都与佛教有关。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凡是保留至今的,也大多与佛教有关。

在早期的佛教传播中,佛经的抄写与译写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佛教思想的流通,只能靠手工译写经文的谱写,佛经写本才得以流传各大寺院和民间,佛教与书法的关系由此开始。写经抄经是抄写者对佛经所表达的虔诚,是一种积累功德的行为,修习书写佛经,被认为有无上功德。“若有受持读泳,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是人则见释迩牟尼佛。” 所以基于这种虔诚对抄经书法的要求很严格,除字迹整洁清晰外,还要求其美观大方,以利于普传佛法。所以我们很少能见到以草书来抄写经文的,写经书法大多是用楷书抄写。早期的抄经者多以实用目的而作,字迹工整清晰即可,其主观上并无过多的艺术追求,所以时人并不会将其视为艺术。关于写经人的具体情况,沃兴华先生认为:“魏晋的佛经传播主要借助于写经抄经手段,北朝时期出现的摩崖刻经新形式,作为佛经传播渠道的重要补充,不仅反映了佛教深入人心的事实,同时也开拓了书法表现的新形式。” 可见北碑之书法风格多以佛教内容为主。

南朝至隋朝佛教对书法的影响大抵是以智永为代表了。南朝沿袭东晋旧制禁止立碑,士人书法成就虽大,但受道教玄学影响颇深,多数书法作品佛教痕迹不大。隋朝虽历时短暂,但在书法上融合南北书风,为唐代书法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智永作为佛门书家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第一位被大书特书的一位书坛巨匠。他的书法近承家法,远涉张芝,工于楷而善于草,历来书评对其赞不绝口。“晋人后,智永圆劲秀拔,蕴籍浑穆,其去右军,如颜之于孔。虞永兴骨力遒劲,而温润圆浑,有曾、闵气象。欧阳询险劲遒刻,锋骨凛凛,特辟门径,独步一时,然无永师之韵”。 可见智永佛书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从传世墨本《真草千字文》、《归田赋》可看出其书法的精熟,又可体味到书法中佛学的淡雅、精妙。他被誉为从南朝过渡到唐代的桥梁。唐代许多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张旭、孙过庭等无不临习过他的书法,足见其书法的影响之大。智永在书史上是位勤奋的佛门书家,他居于永欣寺三十载不下楼,潜心研习书法,清代的刘熙载评价说:“陈僧智永尤得右军之髓。” 其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散浙东诸寺让经生们临摹,以便把经文抄得更加准确、规范和美观。《千字文》书艺精悍、严于法度,不仅影响当时士人争相研习,连在民间亦很流行。

唐代佛教盛行,寺院众多,僧侣、信徒无数,为了弘扬佛法,经书的需求量极大,客观上需要一大批抄经的书手,“书法作为佛教的外学,有弘扬佛法的作用。” 而如此大规模的经籍的传译、整理都要求有书法造诣的人来书写佛经,以利于保存、传播佛法。佛经里也提倡信徒诵读、持带、转赠、抄写佛经,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功德。抄写佛经的人大多是善书僧尼、专业经生、文人居士、书手等,他们有的是发愿为布施、为祈福、为超度亡灵自愿做功德,有的只是家贫拥书自给。唐代对抄写经文较为重视,对书法的要求很高,无形给书法提供了发展普及的机会。所以“儒、道、佛不仅是重要的思想文化学说,而且也是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具备独特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书法一旦与它们发生关系,往往会获得书法活动本身难以实现的社会效应,出现艺以学传的现象。反过来,三者的文化活动、社会活动,也时时要借助书法活动的力量和特殊的文化效应,书法由此得到广阔的生存空间,出现学藉书兴的现象”

到盛唐时期,玄宗理政,开创“开元盛世”亦尊贤尚文,完善馆阁制度,文化艺术也随之繁荣。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扶持文化艺术,禅宗地位情况大变,君臣上下,佞佛成风,失去报复,他们广交僧徒,吃斋念佛,不少文人还成为居士,甚至有些还出家为僧。他们希望能在佛门中寻觅清静,能在山林野寺中栖息。参禅礼佛一时成为风尚,诗文、书画则成为他们表达心灵、证悟心印的媒介。“中唐过后禅学兴起,允许张扬外学,僧人吟颂诗卷、寄情翰墨尤为兴盛。” 由于与佛教的密切联系,盛唐时不少碑刻,墨迹都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薛稷《信行禅师碑》等。

晚唐虽书法成就景象萧条,但禅学思想在士大夫中的影响,为宋代文人书法从唐代尚“法”到宋代尚“意”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代书法由于朝代更迭频繁,战争连年不断,士大夫皆无暇留心翰墨,因此书坛较为冷落。独杨凝式于乱世中承唐代遗风,开启宋代尚意书风。杨凝式,号维希居士,五代书家。历任五代官职,曾因避祸而佯狂,故世称“杨疯子”。他好游佛寺道观,喜与僧人交好,久居洛阳,佯狂一生,纵情书法、山水。常流连吟咏,提笔在寺院粉壁疾书,宋人看到遗留的题壁,评价甚高。其代表作《韭花贴》、《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夏热贴》、《神仙起居法》风格不同,章法变化多端,别具异趣。其书法历来被视为承唐启宋的一大枢纽,开启宋代尚意书风之先锋,宋“四家”苏、黄、米、蔡都深受其影响。他作为佛道游人其书法作品亦带有不少亦佛亦道的风格,对书法的发展影响也是及其深远的。

二、禅宗影响下的宋代文人对书法的审美心态

(一)禅宗思想与宋代文人心境的融合

禅宗经过唐五代与士大夫的相互渗透、影响,发展到宋代远非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所能比,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使他们之间在生活情趣、生命体验与审美理想上取得了一致。禅宗已是大行其道,市井文人不谈禅不足以行天下了。文人阶层在禅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清雅、淡泊、闲适的生活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构成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的部分。禅宗主张的静虑剑心、随缘任运的人生观给身处内忧外患的宋代士大夫们以重大的心理调节和精神解脱,谈禅说道自然也成为一些士人生活情趣。士大夫对禅宗人生观的推崇及对各种禅学形式的喜好直接影响着他们对文艺的审美情趣,他们通过与禅僧的交往及参与禅宗两部语录的编撰工作,“更进一步契合了士大夫们深层的心理需要,而成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并进一步积淀、内化为文化心理结构,成为其美学理论与禅宗美学相融贯通的深层依据。” 书法的艺术表现也自然受到这种思想的左右。

禅宗崇尚老庄的“清静无为”,提倡“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的自由,注重“心即真如”的本体论,宣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心不灭,万法无咎”,“一切般若知,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 的本体论主张。把“本体”直接安置在人心上,把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直接提升为“本体”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心”就是“佛”,“‘心’就是‘本体’,心外别无‘本体’;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依存于‘心’”。 采用“直指人心”的通俗说教方式,来宣扬佛教的根本精神。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 禅宗的兴起,打破了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柔和儒家“经世致用”的审美哲学和道家的“清净无为”自然飘逸,把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和境界——禅宗美学。文人居士们在受到禅宗审美思想的影响下,愈来愈注重自身内心的“体悟”,追求自我精神解脱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更加趋向清幽、平淡、静穆。

文人互相以诗唱和,吟诗作画,广游山川,生活高雅。把禅与人生美学与文艺美学融贯起来。使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试比较一下李白韩愈反映流放、迁谪的诗中所反映的那种忧谗畏讥、末路穷途的心境,与苏东坡、黄庭坚流放诗作中的那种乐观、旷达,后者不仅是在诗歌实践中体现禅宗美学精神境界,而且是在人生实践中,体现出追求禅宗美学的理想人生诗境。而这样的审美精神,又是唐人何尝有过的呢?” 禅宗对宋代文人思想文化的渗透,对他们审美人生观从传统的保守到现在的旷达确实是起到重要的作用。

宋代文人除了受禅宗影响人生观发生重大改变外,宋代理学的诞生对文人审美观的改变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理学因吸收了佛、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和修养方法,在理论上表现的细致入微,足以给人以较多精神上的满足,因而在士大夫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理学也被称之为新儒学,它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释、道思想建立新的体系,理学的建立意味着三教合一的最终完成。“宋明理学要实现对传统儒学的扬弃和超越,最直接也最关键的步骤就只能是援佛人儒(对道家的吸收并非主导)。” 理学家们的援佛入儒,也就是把佛教认定的精神本体“佛”转换为儒学的“理”,把握住世界万物之理也就把握住了世界万物的无限、永恒的“全理”。他们把儒家的“天”也转化为“万物皆是一理”的理,宋代理学就是通过对理的把握而间接的渗透到同时代美学主体中。宋代以理学为核心的文化,影响人们的审美心态,影响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艺术创作思想,对宋代文人审美的构建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宋代文化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期,作为时代文化代表的文人自然决定着时代文化艺术的发展走向,文人的精神生活、文艺创作心态同时也受时代制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代经济的发展、活跃无形促使文人对生活情趣的审美追求。传统儒、道思想的根深蒂固、束缚制约,佛教的逐渐渗入、禅家的超前活跃,理学的综合影响最终孕育出宋代审美文化的繁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大批杰出文人的诞生,构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体系,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高峰。

(二)禅宗影响下宋代文人书法的审美观

宋代文人书法在禅宗审美风尚的影响下,对书法的审美心态在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书法美学风格。宋代书法美学思潮的勃兴,是与宋代审美主体文人士大夫开始寻觅适合自我审美情趣的美的形式和内容密切相关的,他们在寻找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审美心理机制和美的创造方式,从而展现出与以前文人书法审美风格风采迥异的文人士大夫的书法审美。

作为宋代美学思想产生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语境的禅宗,有着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文化时期的独特内涵和特征,在禅学思想的笼罩下书法艺术突破前人的成法表现出特别的美学韵味。正如蒋大康先生所讲“禅是洞彻生命的哲学,教人识心见性,将人的生命宇宙化、自然化;书法是表现生命的艺术,任人写心写性,将汉字生命化、情感化。禅家见性而忘情,书家得意而忘形,但两者都以对自心自性的彻悟来观照人生和宇宙之心的。” 。宋代书法受禅宗影响主要表现在行、草书上。由于宋代帖学大兴,以碑碣为载体的篆隶书法并不受到文人的重视,篆隶书法主要以结构严谨、章法甚严为特点,注重笔法的法度规范,字体严谨规整,不利于个人抒情泄愤。而行草书则不同,行草书本为隶书的快写体,较少受到法度的束缚,书写比较自由流便,同时也较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规律。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作者抱着一种愤恨的心情奋笔疾书,书写时几乎忘记了书法的规矩,完全不安书法的定法去走,把自己的满腔愤怒的思想情绪通过笔画的流动倾注于纸上,正所谓“无法便是法”这种思想的流动正是禅宗宣扬的“顿悟本性”有相同之处。

宋代禅宗在精神领域的高度发达,使宋代士大夫在审美情感上具有比较自觉的意识。清代的康有为说“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 由此可见一斑禅宗与书法之间在追求个体心灵体悟、贯通自然所反映的审美观点的共性合流特征。文人作为审美主体是时代文化的标志,他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显得非常活跃。但无论从精神还是物质意义上,宋代文人在书法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禅宗审美情趣堪称丰富多彩,形成独具特色的禅宗书法。

这种禅宗“自性”的特点,正迎合了宋代文人生活多表现为外虑大宋江山,内虑贬谪之患的矛盾心里。禅宗的兴盛也迎合了他们这种沉郁的心情,使他们在精神上有了寄托和追求,以书抒情也就成了他们消除内心矛盾的良药。书法创作、谈禅论道则成为他们解脱忧虑的载体,于是大批士人为寻求心灵寄托纷纷投向宣扬自由、不受拘束的禅宗,在禅学的影响下开辟自己的一片艺术天地。书法作为他们抒情的媒介则显出了他特殊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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