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代孙思邈的食疗术与心理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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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食疗 孙思邈看重饮食对人体的影响,认为人生病大多是由于饮食不慎造成的:“夫万病横生,年命横夭,多由饮食之患”,甚至认为“饮食之患,过於声色”。因为“声色可绝之逾年,饮食不可废於一日,为益既广,为患亦深。且滋味百品,或气势相伐,触其禁忌,更成沉毒。缓者积年而成病,急者灾患而卒至也。”(《摄养枕中方》)所以孙思邈劝诫人们在对待饮食时一定要慎重,熟悉各种食物的习性以免触及禁忌,达到趋利避害以存生的目的。 正因为饮食对人体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孙思邈非常重视食疗,认为食为安身之本,并在其著作《备急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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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疗

孙思邈看重饮食对人体的影响,认为人生病大多是由于饮食不慎造成的:“夫万病横生,年命横夭,多由饮食之患”,甚至认为“饮食之患,过於声色”。因为“声色可绝之逾年,饮食不可废於一日,为益既广,为患亦深。且滋味百品,或气势相伐,触其禁忌,更成沉毒。缓者积年而成病,急者灾患而卒至也。”(《摄养枕中方》)所以孙思邈劝诫人们在对待饮食时一定要慎重,熟悉各种食物的习性以免触及禁忌,达到趋利避害以存生的目的。

正因为饮食对人体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孙思邈非常重视食疗,认为食为安身之本,并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专列一卷《食治》,“夫含气之类,未有不资食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败,百姓日用而不知,水火至近而难识,余慨其如此,聊因笔墨之暇,撰五味损益食治篇,以启童稚、庶勤而行之。有如影响而。”孙思邈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使更多的人了解“食之成败”,能够安身除病。《食治》篇系统论述了他的食疗思想,主张医生在治病疗疾时应该先选择食疗:“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如果饮食得宜,就能对身体起到很好的医疗保健作用:“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因此良医能够通过饮食调整人体机制:“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在食疗与药疗的关系上,孙思邈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序)因此,孙思邈主张在医治病患时应依据病情对可以采用食疗的病患采取食疗调养,不到必须用药之时不轻易假以药石;对于病重要靠医药救急的患者应该先用药,当患者用药渐愈可转为食疗调理时则不再继续用药,而转为食疗。这种食安身、药救急,不轻易命药的思想是孙思邈治疗学理论的重点。

中国传统医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在这种理论体系之下,医疗被作为一种通过使五行、五脏、五味、五色、五声等调和来达到使人体康健的系统手段。因此五味调和进而使人体调和是食疗的方式。孙思邈通过吸收传统医学的优良传统,辅之以自身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食疗思想。在其《食治》篇不仅论述了五脏、五味的性质和关系,还列出了五脏所合法、五脏不可食忌法、五脏所宜食法、五味动病法、五味所配方、五脏病五味对治法,还分别论述了果实、菜蔬、谷米、鸟兽的食疗方法,使更多的人了解饮食本身的特性及其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以饮食实现日常的养生疗疾。

孙思邈要求日常饮食应当节俭,“凡常饮食,每令节俭。”并且劝诫人们不可贪味过饱,“若贪味多餐,临盘大饱,食讫觉腹中膨胀短气,或至暴疾,仍为霍乱。”这固然符合科学养生的思想,更是修道者追求淡泊质朴的生活习惯的体现。

同时孙思邈的食疗思想中很注重时令性,即吃顺应当时季节的时令果蔬,而对于与时节不和的食物尤其要注意避免“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饼臛酥油之属,此物与酒浆、瓜果理极相妨。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因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故也。又鱼鲙诸腥冷之物,多损于人,断之益善。乳酪酥等常食之,令人有筋力胆干,肌体润泽。卒多食之,亦令胪胀泄利,渐渐自已。”这也可以看作是顺应自然的表现,是道教“道法自然”观念在食治领域的运用。

2.药疗(实用救急:“救疾之速”、“务在简易”)

孙思邈被后人赞为“药王”,因此他在用药上必然是有过人之处的。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著作中,共收录有药方6500余首。这不仅是对此前医家用药的总结,也有孙思邈本着“普救含灵之苦”的愿望兼采百家之长而收集到的包括道教方药、民间验方、甚至其他国家传入的可用之方。其中,道教对孙思邈的药疗思想影响很大。

道教的本草学、制药学、方剂学都在当时社会处于时代前沿,在医学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这是由于道教贵生的根本思想驱使道士们对此不断进行积极的实践以延长生命。早在道教的前身“方仙道”时,方士们就已积极从事“求仙药”的活动。到了唐代,道教的地位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之下更是扶摇直上,道教在唐代的地位被奉为三教之首,因此道教的炼养在有唐一代大为盛行,道教医药学更是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从《千金方》对药物的分类方法中就可以看出道教外丹服饵思想的影响,孙思邈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被列为“上品药”的大多是道教服饵常用的药材,而其中对药效的评价不乏“服之成仙,轻身延年”之语,尤以《千金翼方》中为甚。这种道教用药的思想支配着孙思邈的用药观。

《千金要方》将药物分为玉石(上、中、下)部、草药(上、中、下)部、木药(上、中、下)部、兽(上、中、下)部、虫鱼(上、中、下)部,以及用于食治的果、菜、米诸部,将矿石类归入药物。《千金翼方》第二卷玉石部中更是共收集矿石类药物多达84味。玉石类药物是道教服食常用的,尤其是在孙思邈生活的魏晋至隋唐时期。魏晋盛行清谈玄学养性,服食玉石类药养身的风气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孙思邈生活社会环境和他身为道士的身份都决定了他不可避免的受此风气影响,《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矿石类药物的收录正说明了这一点。而此将矿石类划归药物亦由此深入中医本草学,此后诸多本草学著作都对矿石类有了足够的重实和收录,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专列了“金石部”。

服食金丹、服饵、服石等道教外丹养生法在唐代蔚然成风,甚至有包括唐太宗在内的六位唐代皇帝因为服食金丹而致死。道教炼丹的主要原料统称五金八石,此外还会采用草木类药物作为辅料。“道士们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试着用不同的原料、配方、剂量、火候等反复地实验。这使他们认识到化合、分解、催化等化学反应及现象。”(《道教教义的医学意义》 张履南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第1卷第4期P182-185)道教的炼丹时的配伍、对火后的把握、对原料的处理等方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制药学的发展。而孙思邈正是积极促进和推动这一发展的重要人物。

日本学者冈西为人考证:宋以后的医书中载有大量丹方,而唐代以前的医书中除《千金方》中可见一方外,余皆不见。经考察分析,他提出“《圣惠方》中第1类丹方是属于道家炼丹术的东西,第2类丹方作为治病的药方也是由前者逐渐演变而成,全是来源于道家,可是后来似乎道家以外的处方也名之为丹,这样一来,到北宋末年,丹方的本意也就看不到了。”(冈西为人,“中国医学の丹方”,《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の研究》,廖育群译。转引自祝亚平,《道家文化与科学》P213-215)由此可见最早的丹方是来源于道家炼丹术,后来由孙思邈将之引入医学制药,及至宋末最终完成了普通药方的蜕变。

孙思邈曾作《太清丹经要诀》(被收录于宋•张君房《云笈七笺》卷七十二)陈国符《道藏源流续考》中考证认为《太清丹经要诀》撰于唐高宗武德四年之后唐高宗永徽三年之前)并在其中列举了唐初各种神仙大丹、神仙出世大丹及各种非世所用诸丹名目,详细介绍了“六一泥法”等法。《太清丹经要诀》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各种丹方要诀,主要分为服饵与黄白两种用途。其中绝大多数丹方已不言“神仙飞升”等语,而是将之实践于医学临床上,表明孙氏“趋利世间之意,意在救急济危”。这种将丹方引入医疗领域的做法推动了祖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丰富了医药的内容。另据陈国符先生考证,丹经中使用瓷器是在孙思邈以后。(陈国符《道藏源流续考》,台湾明文书局,1983:47)如《诸家神品丹法》中收录的《孙真人丹经》“五金八石章”。

孙思邈通过对道教丹方的积极实践,丰富了治疗的方法和药方,例如在《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二中所载的“太一神精丹”含砒霜成分,可治疗疟疾,据不同情况用量有别,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砒霜治疗疟疾的记录。这种将道教丹方和炼丹术运用进医药的做法大大丰富了中医药的种类,孙思邈的用药也因此显得更加灵活多样,药、剂、丸、散不一而足。例如:耆婆万病丸(卷12)(从名称看,应与佛教医方有关)、仙人玉壶丸(卷12)、太一追命丸(卷24)(名称与道教有关)……

心理医疗

情志致病理论素来中国传统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道教的思想和修行方法有利于使人心境平和并且对治疗具有积极作用。例如道教恬淡清净的修养要求有利于人们良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道教我命在我的主张有利于患者积极从事保健养生并且配合医生的治疗,道教的宗教性质更是对患者心理有积极作用比如对禁咒的应用会收到良好的心理治疗效果。

从隋唐开始,宗教与医学结合得尤为紧密。承自隋朝对医科的设置,唐代医学分为医、针、按摩和禁咒四科。据《唐六典》说:咒禁有两种,一为道禁,出于山属方术之士(这里指的就是道教);一为禁咒,出于释氏(指佛教)。这就可以看出,唐医学中的禁咒与宗教关系密切。孙思邈作为生活在隋唐时期的道医,自然精通禁咒,他在道养著作《摄养枕中方》中,罗列了“仙经禁忌”、“仙道忌十败”、“仙道十戒”、“学仙杂忌”等内容。而将两部《千金方》更是将禁咒内容灵活运用在医学治疗上。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序例•大医习业》中提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在孙思邈看来,只有一个大医除本职所必需的医术之外,还必须精通阴阳推步、《周易》六壬等,因为人体生病与天地自然的运行变化是相联系的。

在《千金要方》里孙思邈就已经加入了部分禁咒内容,后来所写的《千金翼方》末专设《禁经》两卷,他认为治病疗疾的救急术共有五法,即“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千金翼方》卷二十九《禁经》上),把禁咒、符印与汤药、针灸、导引都视作医生治疗可用之法。《禁经》内容包括了持禁斋戒法、禁法大例、掌诀法、禁儿克忤气、瘟疫时行、疮肿喉痹、金疮、蛊毒、遁注、恶兽虎狼、蛇毒、蝎蜂、狗鼠诸病及护身禁法、咒童子令说鬼姓字等,大致包括了唐咒禁科的内容。这些方法尽管带有强烈的宗教神秘色彩,但仍可以收到心理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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