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药王孙思邈的道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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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唐代著名道士、医学家,京兆华原人(今陕西铜川耀州区)。生卒年颇有争议(学界较为统一的说法是公元581—682)。幼年多病,甚至可能患过肺痨,“夙婴沉疾”、“早缠尫瘵”,为治病几乎罄尽家资,因此年轻时便对医学兴趣强烈,“驰百金而询经方”。长期行医修道,曾于终南山隐居并积极从事炼丹活动。晚年隐居华原五台山(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东南,今称药王山),修身养性、著书立说、治病救人。著述颇丰,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养生铭》、《福寿论》等医学及养生著作,在医学史和道教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对孙氏都颇敬重,唐朝皇帝曾延请其入京,宋徽宗更加封其为“妙应真人”。孙思邈在民间更受尊崇,被尊为药王,至今在其故乡孙原及晚年隐居地药王山仍有纪念药王孙思邈的“二月二”古庙会,“二月二日龙抬头,箫鼓年年拜药王。”

根据《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记载①,孙思邈“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至弱冠,已是“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的神童了。北周大将军洛城总管独孤信称孙思邈为“圣童”,并感慨“恨其器大,难为用也。”②周宣帝时,孙思邈开始隐居太白山,并对后来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的待遇不为所动,称疾不起。据载当时孙氏曾对亲朋说道:“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③后来果然有了唐太宗诏诣孙氏入京一事。这则记载虽有附会之嫌,但不难看出孙思邈在时人心中很有些神通,至少后晋时编修《旧唐书》的人们是愿意相信孙思邈是有些未卜先知的能耐的,而这显然又是受到一直以来孙思邈的威望的影响。

孙思邈尚在人世时便有极高的威望,年轻时的医术已为众人所信服,及至后来的修行精进、著书立说、济世活人更是使得孙思邈声名远播。《旧唐书.孙思邈传》中有四件关于孙思邈的故事较为有趣,颇富传奇色彩。其一是孙思邈的年岁④:“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这段记载来源于与孙思邈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执师礼以事思邈”的卢照邻所作的《病梨馆序》,其中讲到卢照邻就孙思邈年寿一事“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证明当时的乡里们已俨然将孙思邈作为活神仙看待。卢照邻亦赞其为“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第二件是魏征等请教思邈口授五代史事:“初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这无疑证明了孙思邈在当时的德高望重。至于东台侍郎孙处约及太子詹事卢齐卿二事⑤虽过于玄妙明显有附会之嫌,但无论是史实还是附会终究表明了孙思邈在人们心中神乎其神的形象。何况此四事仅是关于孙思邈的众多传说的一小部分,“凡诸异迹,多此类也。”

“《千金方》使万人活,箫鼓年年拜药王。”逝世后的孙思邈被人们敬为药王,在民间宗教信仰(民间道教)中已被视作神仙。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会从各地赶往孙思邈晚年隐居的药王山拜山,纪念药王孙思邈。这就是药王山二月二古庙会的由来。一开始,这种活动只是自发的,但到后来,业已成俗,沿袭至今。

到了北宋,宋徽宗加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孙思邈也正式被纳入了官方道教的神仙体系。《列仙全传》亦对孙思邈进行了收录,有关于孙真人下葬开馆不见尸,人疑尸解之说。


孙思邈著述颇丰,是我国古代医药家著作遗存最多者之一。《旧唐书》载:孙思邈“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耀州志》载:“《老子注》,《庄子注》,《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千金髓方》二十卷,《千金月令》三卷,《千金养生论》一卷,《养性延命集》二卷,《养生杂录》一卷,《养生铭退居志》一卷,《禁经》二卷,《神枕方》一卷,《五脏旁通道养图》一卷,《医家要钞》五卷。《唐书》与《道藏》及《通志略》中载思邈书尚二十余种,皆道家者言,疑道流依托也。”以孙思邈之名载录书籍或引录的段落很多。据史书、方志、典籍、道藏、医著、碑石等可靠文献资料记载其主要著作遗存约90余种,目前为止,据学者考证,其中较有根据可证为孙氏亲著的有23种,待考和托名者64种。这些著述无疑是最能体现孙思邈的思想的。

在孙思邈的著作《千金要方•卷第一•序例》中较为完整的体现了他的医学思想。“孙思邈将道教内修理论和医学、卫生学相结合,把养生学也作为医疗内容。认为人到暮年,体态特征和生理、病理都有变化。欲求长寿,须注意饮食起居等养生之道。”(《中国道教》)他对医者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从医的基本素养、医德、治病、诊候、处方、用药、合和、服饵、药藏各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总结了历代医家思想之精华。

《大医习业》篇提出大医应当具备的素养。其一是根本的医学专业素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要求深谙各种医学典籍,此外,“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⑦《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一•序例》,孙思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年9月第1版第6次印刷),为医者还要精熟阴阳五行、诸家相法等术。“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最后还要熟读《千金方》并且深入研究钻研之后,这才算是具备了基本的医学素养。之后,“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⑦ 要求医者不止要精通本职的医道,还要通过涉猎群书,通晓儒、释、道、诸子百家的观点,博古通今,仁义慈悲、任真体运、知天文晓地理,最终达到“无所滞碍,尽善尽美”之境。

《大医精诚》是孙思邈关于其医德理论的集中系统阐述。孙氏认为医者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这是对病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甚至有一种道士精进修行的心态在里面。大医治病,要做到“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要志存救济,有大慈恻隐之心,并且对患者一视同仁,对病患的痛苦感同身受,不辞辛苦全力救助。这种“无欲无求”、不为外物所扰的思想境界正是道教提倡和追求的,而“大慈恻隐之心”又是符合佛道儒共同的伦理标准的。

《治病略例》篇开篇以天之五行应人之五脏,表现出孙思邈天人合一的医学世界观。孙思邈认为医者应该明瞭“天布五行以植万类,人禀五常以为五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又提出“医之深戒”,劝诫医者处方时一定要“特须慎之”,否则“宁可不服其药,以任天真,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为医者若不能谨慎,则极有可能害人性命。该篇有概述了诸病宗兆、根源,并举例说明治病时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依病源、病情具体分析,“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审慎医治。孙思邈秉持道教“重人”思想,认为“夫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并依中国传统哲学常用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作了如下解释:“人者,禀受天地中和之气……人始生,先成其精,精成而脑髓生。头圆法天,足方象地,眼目应日月,五脏法五星,六腑法六律,以心为中极。大肠长一丈二尺,以应十二时;小肠长二丈四尺,以应二十四气;身有三百六十五络,以应一岁;人有九窍,以应九州;天有寒暑,人有虚实;天有刑德,人有爱憎;天有阴阳,人有男女;月有大小,人有长短。”并以此为根据,指出“所以服食五谷不能将节,冷热咸苦更相抵触,共为攻击,变成疾病。”,疾病的成因在于原本规律顺畅的人体运行机制被扰乱,阴阳失调。因此医者治病就是要通过望、闻、问、切,谨慎地分析得出人体内部规律失调所在,即病源,进而通过用药等方法进行调整使其重新恢复到规律的最佳运行机制。

《诊候》篇指出医者理病,在察病源后一定要“候其病机”:在“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的时候治病,则“服药必活”;在“病已成”时治病,则“可得半愈”;一旦“病势已过”,则“命将难全”,再去救治就没有用了。因此诊候一定要确保“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均,气血未乱,精取其脉,知其逆顺,非其时不用也。”这其实正是中医所推崇的“治未病”。该篇除了通过孙思邈自己的从医经验、历代医家的代表思想、《史记》中的治病论阐发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之外,还特别有一段内容涉及了印度医学中的“四大”(地、火、风、水)成病的理论,这是佛教医学对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影响的表现。

《处方》篇要求医者在处方时做到对症下药。“各随其所宜”、“临事制宜”,依不同症状处方并确定药性强弱、药量多少。

《用药》篇体现了孙思邈的用药观:以养为上。孙思邈将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而其中一百二十种药被孙思邈奉为上品的原因是它们“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并且符合道教服饵“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标准。相应的,中品药则“养性以应人”,能够“遏病、补虚羸”,是用以补虚的,药性“有毒无毒”,需“斟酌其宜”。下品药则只能“治病以应地”,“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并且“多毒,不可久服”。为最好地发挥药性,在配伍时要做到依据药之七情(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而定。孙思邈在《用药》篇共列举了一百七十九种药物相制使的情况,以备医家参习。此外,该篇还简述了孙思邈关于用药轻重、如何用药的经验。

《合和》篇介绍了怎样使药性得到最适宜的发挥的各种制药方法及注意事项。其中对制汤药、丸药、膏药、散、药酒的原料、分量、大小、用水、火候、方法甚至对药渣的处理等各要素都有详细论述,并反复强调要依患者的病症、病情来决定药的处理方式。《合和》篇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很深,其中汤剂丸散的制法多来源于道教炼丹术,而孙氏也确实是第一位将道士们用于追求“长生成仙”的“丹药”的制法用于合成治疗寻常病痛药物的人。该篇中也包含了一些来源于道教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思想。比如“捣药法”:“烧香洒扫净洁,不得杂语喧呼,当使童子捣之,务令细熟,杵数可至千万,杵过多为佳。”这种在捣药时焚香、打扫、清净的环境,并要求“童子”来捣药的规定颇具仪式性质,而且与当时盛行的炼丹时的宜忌相合。甚至在合、煎一些“大补五石、大麝香丸、金牙散”之类的药物时,有“勿令妇人、小儿、产母、丧孝、痼疾,六根不具足人及鸡犬六畜等见之”的禁忌,这也明显是来源于道教炼丹的禁忌的。

《服饵》篇是孙思邈对于服药的适当方法的经验总结。孙思邈对不同症状、不同药类的服药时间、环境、宜忌、量、度等作了说明。依然坚持以病人的体质、病情以及所用药的药性等客观情况为依据决定服药方法,并要求适量,不可过。在服药禁忌上,注重药食间的相生相克,避免与药性冲突的食物甚至调味品。同时,服药禁忌还涉及患者心理、行为等诸方面,例如“不得苦心用力及房室喜怒”。虽然其中仍有“忌见死尸及产妇秽污触之”等带有道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内容,但总体来讲,孙思邈的医学思想是极富科学性而且先进的,以治风为例:“凡人忽遇风发,身心顿恶,或不能言,有如此者,当服大小续命汤及西州续命、排风、越婢等汤,于无风处密室之中,日夜四五服,勿计剂数多少,亦无虑虚,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服汤之时,汤消即食粥,粥消即服汤,亦少与羊肉将补。若风大重者,相续五日五夜,服汤不绝,即经二日停汤。以羹臛自补将息四体,若小瘥即当停药,渐渐将息。如其不瘥,当更服汤攻之,以瘥为度。” 对待因风邪致病的患者,孙思邈主张在“无风密室”中服具有排风功效的“大小续命汤”“西州续命汤”等汤药,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同时佐以粥食,与汤药交替服用,并且稍用羊肉进补食疗。还要依病情、症状来决定是否继续服药。这里面就涉及了服药时的用药、药食配合、环境配合等多部分内容,是将各种因素通盘考虑是药效发挥到最佳的整体疗法。其中充分考虑到食治的效用,符合孙思邈“食治将息得力,大半于药有益”。值得注意的是,孙思邈还重视患者对治疗的主动配合:“病者务在将息节慎,节慎之至,可以长生,岂惟病愈而已。”

《藏药》以“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大圣之至教。救民之瘼,恤民之隐,贤人之用心。”开篇,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对孙思邈医学思想的影响。并以“且人疴瘵多起仓猝,不与人期,一朝婴已,岂遑知救,想诸好事者,可贮药藏用,以备不虞。”说明贮备药物的必要性。该篇不仅列举了需要“依时收采以贮藏之”的药物种类、贮藏方法及原因,还列出了各种需要预贮制药工具。

第三章 道教与孙思邈医药学思想

孙思邈是大医,同时也是道士。他的医学思想从根本上受道教世界观的影响和支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道教世界观和生命观对孙思邈医学 思想的影响上面。

道教世界观认为,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炁”(“气”),或称为“无极”。这种人物同源的理论形成了道教医学理论的基础,抱朴子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写道:“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影响了道教医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其后的道医们。

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与卢照邻论及医道时说:“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孛慧飞流,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⑧《旧唐书•孙思邈传》。相似记载可参见张世英《药王山医碑录释.千金宝要》P162-P172. 耀州华原县五台山孙真人祠记碑全文及注释 .三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在孙思邈看来,天地的运行与人体的生长有一定联系。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理解孙思邈的这段论述可以做出以下解释:天地可以看成一个大宇宙,四时五行,寒暑迭代,风雨霜虹,自有其运行规律。而人体可以看做一个小宇宙(道教医学理论中,人体是一个小乾坤),人体的四肢五脏,呼吸吐纳,气色音声,一样有其运行规律。如果人体这个小宇宙的运行规律被打乱,就会生病,表现为热、寒、焦枯等不同症状。同样的,天地运行如果违背了其自身规律,也会出现生病,天地的病症就表现为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孛慧飞流,寒暑不时,石立土踊,山崩土陷,奔风暴雨,川渎竭涸等等症状。既然是因为扰乱了规律所导致的“病”,那么就是可以通过调整使其恢复到规律的状态而治愈的。因此,良医通过药石针灸,损盈补亏,使人体各部分的运行恢复到规律的状态就能治愈人形体的疾病。圣人通过德行和人事,使天地的运行恢复正常的轨道,也就能够治愈天地之“病”,消除灾祸。

孙思邈认为:“天质之于人,人本之于天”,并以此为基础解释了病因、病理,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有影响,天人相应,人应该顺应自然。这显然是受道教“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形成了孙思邈道教医学的病理学基础。

前面已经提到道教认为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炁”(“气”),这种理论来源于被道教奉为教祖的古代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⑨《道德经•四十二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人本身是由道所生的天地万物之一(人本身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自然是由道所派生出来的),道存于万物之中,因此人本身就具有道性。人通过依照自然规律行事(“法自然”),顺天应地,达到“天人相应”,最终就可以实现“生道合一”、“长生久视”,即所谓“得道成仙”。

道士们正是在这种“道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修行得到的”“神仙之道可致”的理念之下有了修行“求道”的目标和动力,衍生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观。因此道士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长生之道,并由此实践出一整套的包括斋醮、服食、行气、守一、导引、存思、调摄、房中等术在内的修行方法,希望通过这些修行方法长生延年,最终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目标。而这也决定了道教的神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神仙之处:道教的神仙是由人通过“怀玄抱真,伏炼九鼎,化迹隐沦,舍精养神,通德三光,津溢腠理,筋骨致坚,众邪辟除,正气常存,累积长久,变形而仙”(⑩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下篇》[M].见:方春阳《中国气功大成》长春:吉林科技出版社,1989.459.)的。孙思邈在介绍“太清存神炼气五时七候诀”时也认为:“专心修者,百日小成,三年大成。初入五时,後通七候,神灵变化,出没自存,峭壁千里,去住无碍,气若不散,即气海充盈,神静丹田,身心永固,自然颜驻色,变体成仙”(11.《摄养枕中方》 孙思邈撰 《云笈七签》卷三十三“杂修摄部”)道教神仙说由此具有了鼓励人们战胜死亡的积极的医学意义。“道教神仙说的医学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树立把握自我生命的自信心,积极有为地去延缓或逆转生命的衰老进程,战胜死亡。尽管这一目的永远难以全部实现,但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必然促进生命科学和医药科学的发展和人类个体生命质量的提高及延长。这是符合绝大多数人们的愿望的,也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和可能性的,因而应当予以足够的肯定,不可因其为宗教思想而全面抹杀。”(12.《道教教义的医学意义》 张履南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第1卷第4期P182-185 )历史上长寿的高道们也以他们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神仙之道可致”的思想对孙思邈医学思想影响很深,尤其是影响了孙思邈的养生观,他积极从事道教内修外养的实践,并在长期的“假外物以自固”的道教炼养实践中总结经验,甚至发展了道教“神仙之道可致”的思想:他将“神仙之道可致”作为一个终极目标,提出“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把养生作为一个较易实现的目标引入了医疗领域,推及大众。

3.“贵生”、“重生”的人生哲学

道教的最高信仰是“道”,因此道教主张追求“长生不死”,只有肉身“长生”才能最终达到“生道合一”的境界,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目标。因此道教人生哲学的重点在于“生”,“重生”、“贵生”思想是道教修行炼养的核心,是道教医药学、养生学的出发点。

道教经典《太平经》指出:“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葛洪也说:“天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乎长生之方也。”道教贵生、重生、乐生,围绕着“生”这一核心主题,道士们不辞辛苦地外炼丹药、内修道德,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保生、卫生、养生、摄生,“籍众术以共长生”,努力使自身生命的以保全和延长,并由此推动和发展了道教医药学的进步。

孙思邈不仅在其著述中涉及了大量包括导引、行气、守一、房中、禁忌等在内的道教养生术内容,其重视医学的思想也无疑来自道教的重生思想,孙氏撰写《备急千金要方》的初衷正在于“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

孙思邈的医德伦理思想历来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当时社会,孙思邈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医者应具备的品质的人。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序例•大医精诚篇》至今为医学家和伦理学者们所推崇。在医学工作者的心目中,药王孙思邈是“医心慈、医表端、医风正、医志坚、医术精、医纪严”(14.《浅谈孙思邈的医德观》,马俊,《四川中医》1996年第14卷第二期P6)的“苍生大医”。然而孙思邈的医德思想也非无源之水,它是深受孙思邈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形成的。

1.“重人贵生”的价值观

道教的最高信仰是“道”,而人是和万物一样由道所生的,并且人是天地中和之气,因此人本身是具有道性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修行而“得道”的,于是“人”在道教中具有重要意义。《太平经》说:“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不同与其他宗教对神的尊崇和对人的贬抑,道教“重人”,认为神仙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达到的,人的生命是最为可贵的,人们应当热爱自己的生命。道教的这种“重人贵生”思想,不同于***一味地推崇神贬低人的观点,亦迥异于儒家思想存天理绝人欲的思想,反而与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颇为相合。正是这种“重人贵生”的道教伦理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德伦理思想。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写道:“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这种“志存救济”、高度重视人的生命的思想是孙思邈著述医书的初衷,也是孙思邈强调医德的原因。正因为“人命至重”,医生才更需要精进自身的医术“博极医源”,在救治病患时才更需要谨慎和专注,医者“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而是要做到“安神定志,无欲无求”,“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2.清净淡泊的处世观

道教崇尚“清净无为”,专心修行,不为外物所扰。“清静寡欲是道的本体,又为入道之门。《老子想尔注》说:‘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地常止’。要求道教徒薄名利、禁声色、廉财货、损滋味、屏虚妄、除妒忌,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这样则于身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与天地同寿。”(《道解孙思邈<大医精诚>——从医之德术体法观道》程雅君 程雅群 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期P42-44)因此修道者大多隐居山林,不求名利。这种清净淡泊的处事哲学也被孙思邈运用到对医生的道德修养要求上。

孙思邈在《要方•大医精诚》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认为医生应当一心救治患者,而对于患者的地位、贫富、年龄、相貌、亲疏等不带任何的个人偏见,而要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这种思想境界和医德标准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一样具有指导意义。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批评了那种“孜孜汲汲,惟名利是”的作风,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对病人应“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要方•大医精诚》)。医生不应该将治病救人当做追求名利的手段“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节,甚不仁矣”,也不该让外物分散自己一心救治的精诚之心:“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 兼陈,看有若无。”

孙思邈不仅以这种“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而只是“志存救济”的标准来要求学医之人,他自身也确实言行一致地做到了不慕名利、一心救治,从青衿之岁到白首之年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普救含灵之苦”的精研医术、著书立说、治病救人上面。对于隋唐两代皇帝数度征召并授以高官厚禄的待遇一一谢绝,以自身廉洁的医风为后人树立了苍生大医的形象。

3.“功行双全”的修行观

孙思邈淡泊名利但并不超世无为,他在心性的修养上做到清净淡泊,而在对待医术和救治病人上则是“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一心赴救”的,孙思邈是在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这与道教“功行双全”的修行理念关系密切。

按照道教的修行观念,“功”指为成仙而修的各种炼养方术,“行”则指广泛行善施仁积德,只有做到“功行圆满”方能得道成仙。道士们在追求“长生成仙”这一目标时,不仅要做到通过斋醮、服食、行气、守一、导引、存思、调摄、房中等修行方法“籍众术以共长生”,更要符合做到积善修德、德行圆满。“外修道德”是长生成仙的一种先决条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中说道:“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也不得长生也。”孙思邈非常支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养性者,不但饵药湌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全,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认为德行圆满的修行者,即使不服药饵也可以延长寿命,而不修德行的人即使服用金丹玉液也不能够使寿命延长。因此他认为养生修道,首要的就是对德行的修养,“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

这种功行双全的思想对孙思邈致力于行医施药、治病救人也是一种动力。因为依道教的标准,行医施药正是一种济世渡人的“上功”、“大德”。孙思邈行医施药、治病救人甚至通过著书立说使更多人得到救济的做法都可以归入道教的“外修道德”的修行内容。然而与其说孙思邈这些“志存救济”的行为是有积德行善的目的性的,不如说孙思邈的“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是在道教的宗教伦理实践要求下的一种本能。因此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 序例•大医精诚》中关于医德伦理思想的论述自然而然就带有这种道教伦理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 道教思想对孙思邈预防学思想的影响

积极的预防学思想是孙思邈医学思想中的一个亮点,在其著述中不乏 “消未起之患,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的言论,并且提倡每天积极锻炼以主动预防疾病:“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这种积极的预防学思想与道教思想关系密切。

道教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道而生、具有道性的,因此天和人的关系是互相联系和影响的,是平等的,无论是天还是人在运行过程中都要顺乎道。《太平经》上说“人命尽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念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复思此言,无怨鬼神。”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肯定了“天道自然,人道自已”的观点。《西升经》也有“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言论。

这种“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发展了孙思邈的预防和治疗的思想。孙思邈认为人身患病并不是有鬼神所决定,例如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谈及“霍乱”时就认为“霍乱之病,皆因饮食,非关鬼神”。 对于人能否长寿,孙思邈也提出“寿夭休论命,修养在本人”的观点。其中不难看出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观的影响。这种思想对于当时医学界普遍流行的鬼神致病观来说是一种进步:既然疾病不是由鬼神决定,不是注定无法对抗的,那么人们只要通过合理的手段积极预防,使自己身体的各部分运行合乎“道”,始终保持最佳状态,那么就是可以防止得病的。这种观点显然有利于取得患者主动积极的信任和配合。

道教的重生思想更是使得孙思邈对预防、保健高度重视。孙思邈认为“死者不可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如果不希望死后再去追悔,那么就要在未病之时提前预防。显然,在这里孙思邈将防病放在了治病之前,重视预防。这种重视预防保健的态度也直接决定了孙思邈对养生的看重,因为“善养生者,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而道教的修行方式亦深刻地影响了孙思邈的养生思想。

二、道教修行方式对孙思邈道教医药学思想的影响

(一)道教修行方式对孙思邈医学养生思想的影响

孙思邈无论在医学史还是道教史上都是极重要的人物,既是医学界至今推崇的“大医”、“药王”,亦是道教尊崇的“妙应真人”。孙思邈的医学养生思想自然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道士,孙思邈当然也会受道教“神仙之道可致”、“我命在我不在天”等观点影响致力于炼丹修仙等道教修行。可贵的是,孙思邈认识到“神仙之道”作为终极目标是“难致”的,提出了“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的观点。把人们从飘渺的成仙目的拉回较为实际易行的修性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专列了《养性》卷(《道藏》本《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八十一至八十三,同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就是针对养生的。内容包括:“养性序第一”、“道林养性第二”、“居处法第三”、“按摩法第四”、“调气法第五”、“服食法第六”、“黄帝杂忌法第七”、“房中补益第八”,涉及了道教养生的各个具体方面(《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之八十一至卷之八十三养性),《中华道藏》(第二十二册)。张继禹主编。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版。),具有鲜明的道教养生色彩。

据《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载,孙思邈少年时体弱多病,为求医几乎耗尽家资,似乎正因如此,孙思邈自幼便有着不似同龄人的超脱,“弱冠善谈老庄及百家之学,兼好释典”,并且精研医术,正应了久病成医的话。年长后的孙思邈更是在各名山大川修行游历,并与名僧高道相往来,丰富着自己的养生经验。而孙思邈的过百高龄更是证明了孙思邈养生思想的科学性。

1. 修道德以养生

关于养生延寿,孙思邈在其著作中讲:“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自然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要方•养性序》)“老人之道常念善、无念恶,常念生、无念杀,常念信、无念欺。”(《千金翼方》卷十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孙思邈认为养生的要义在于全道德,要做到善、生、信,不要起恶、杀、欺之心,如此便能得福延寿。由此可见,孙思邈的养生思想与道教“贵德”思想不谋而合。简单来讲,就是以平常心接人待物,常怀善念,勿起恶心。他还说:“养性者,不但饵药飡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全,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之八十一养性序),《中华道藏》(第二十二册)。张继禹主编。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版。)这是典型的道教修行理论中的积善修德的修道原则。

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的心性修养亦是孙思邈所看重的。孙思邈养生理念中主张清静自然、无欲无求、心身兼养,抑情养性。他在《要方•卷二十七•养性》中引嵇康“养性有五难”之说告诫世人“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由此可知孙氏认为养生者要做到去名利、除喜怒、去声色、绝滋味、神不虑精不散,否则“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虽然有着不老的愿望并且进行着服食导引之类的养生手段也会“迴其操”、“夭其年”而收不到好的养生效果。而当这五难尽除时,则会“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所以孙思邈说“此养生之大旨也”。这无疑是告诫人们欲养身,先养心,心身兼养,少思寡虑,方可达到养生目的。

而去除五难的具体方法在孙思邈的著作和思想中也有体现,比如孙思邈的在《要方•卷二十七•养性》道林养性篇和被收录进《云笈七笺》卷三十三的《摄养枕中方》中都提到的“十二多”、“十二少”的理论。孙思邈在他的的养生理论中特别强调要避免“十二多”,认为这是“丧生之本”:“ 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智,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摄养枕中方》,《云笈七签》卷三十三“杂修摄部二”。)与之相应,他提倡“十二少”, 誉之为“养生之都契”:“夫养性者,当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者,养生之都契也。”(《摄养枕中方》,《云笈七签》卷三十三“杂修摄部二”。)这又是孙真人对养生应当无欲无求、清净无为的具体指导,并最终总结“唯无多无少,几乎道也。”可见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对孙思邈养生思想的影响至深。

2.兼收并蓄、籍众术以共长生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写道:“道不在烦,但能不思声色,不思胜负,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荣辱,心无烦,形勿极,而兼之以导引行气不已,亦可得延年。”意即在清净心地绝除烦扰之外,兼以导引行气之术,是养生延年的良方。在具体的养生方法上,孙真人的按摩导引、存神炼气、服食辟谷、房中养生、居处禁忌等诸多养生内容都是极富道教色彩。

导引,即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包含两个必备要素:一是肢体运动,二是呼吸的配合。因此导引必须要将身体的运动和气息的调整运行结合起来。《千金要方》中就记载有导引的方法:“每旦夕面向午,展两手于脚膝上,徐徐按捺肢节,口吐浊气,鼻引清气,徐徐乃以手左托右托、上托下托、前托后托,目真目张口,叩齿摩眼,押头拔耳,挽发放腰。咳嗽发,阳振动也。双作只作,反手为之。然后掣足仰振,数八十九十而止”。 导引常与按摩并用,故二者经常被混于一体。早期导引术即有许多实际上是按摩法。孙思邈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大量吠陀医学的“婆罗门按摩法”内容,然而,为了突出道教地位,著作中的老子按摩法数量几乎是婆罗门按摩法的两倍。

《千金要方》中详细介绍了与导引相配合的调气之法:“调气之时则仰卧床,铺厚软,枕高下共身平,舒手展脚,两手握大拇指节去身四五寸,两脚相去四五寸,数数叩齿饮玉浆,引气从鼻入腹,足则停止。有力更取,久住气闷,从口细细吐出尽,还从鼻细细引入,出气一准前法,闭口以心中数,数令耳不闻,恐有误乱,兼以手下筹,能至千则去仙不远矣。”这与道教中的行气、龟息的概念相通,是重要的道教养生术之一,无怪孙真人会说如果调气“能至千则去仙不远矣。”通过调息可以祛病,比如:“若患心冷病气即呼出,若热病气即吹出,若肺病即嘘出,若肝病即呵出,若脾病即唏出,若肾病即出。”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记载有十二种调气法,建议“此十二种调气法,若有病依此法恭敬用心,无有不瘥,皆须左右导引三百六十遍,然后乃为之。”

孙思邈被称为“药王”,其著作《千金要方》收方五千余首,然而,孙氏并不主张一味用药,而是认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为贯彻食安身,药救急的思想,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专列《卷二十六•食治》一卷,其中记载了诸多养生补益的食疗良方。同时,受道教服饵养生理论的影响,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七•养性》中专载一篇《服食法第六》,收录了二十四首养生补益的服食方。如:服地黄方、黄精膏方、饮松子方等等。服食是道教重要的修行方式之一,道教素来相信可以“假外物以自固”,通过服食达到延年益寿、长生成仙的效果。道书中也常有关于服食辟谷的内容。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也曾专门列有一卷来讲辟谷。孙氏的药方,不仅载有药名药量,还详细介绍了具体的合制之法,供人依法炮制。对服用补药的原则、,孙氏认为:“服饵大法,必先去三虫,三虫既去,次服草药,好得药力,次服木药,好得力讫,次服石药,依此次第乃得遂其药性,庶事安稳,可以延龄矣。”但是孙思邈对待服食的态度是慎重的,对道教繁多的服食方法加以甄别验证,去粗取精。例如他对当时社会盛行的“五石散”就持否定观点,指出“宁服野葛,不服五石。”

此外,孙思邈以节欲为特点的房中养生思想、以日常卫生为特点的居处思想和尽管带有一定神秘色彩却不失为日常养生规范的禁忌养生思想都具有明显的道教修行方法的特点。

总之,道士们在追求长生的过程中完善和发展了养生学理论,道教养生思想也因此极具价值。寿命长达141岁的高道孙思邈以其自身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自身的养生实践中深受道教养生中“功行双全”、“清静自然”、“无欲无求”思想和导引、按摩、行气、服食、房中、居处、禁忌等道教修行方式的影响,并为道教养生这门富有宗教特色的生命科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这些道教养生思想在当今社会仍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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