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在日本的60万中国人:如天堂里的地狱生活

日本《东方时报》报道,有种说法称,中国人其实也是一个喜欢迁徙的。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都是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的土地而不断奔走着。据官方统计生活在日本这个岛国上的中国人已达60余万。在日本的街头常常能够看到说着中国语的同胞。异国的天空下他们在为着各自不同的理想而辛苦奋斗着。是什么让他们告别亲人朋友,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思维方式?是什么让他们在失去和得到之间难以取舍?


回家的梦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


居住东京的周先生近来和朋友们聊天时常常感叹“回家的梦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已经获得永驻身份的他今年50出头,20年前来自中国上海。和大多数来日华人一样,这20年的奋斗轨迹足够令人感到沉甸甸。从20年前只身一人来到日本,到现在自己经营一家不小的公司,在大家看来周先生是来日华人中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但是他却从不这样认为自己,他总说自己还在起跑线上,苦的是不能将前进的脚步停下来。


天堂里的地狱生活


1988年,30出头的周先生辞去在上海的教师工作,带着令他全家“倾家荡产”的20万日元来到日本东京寻找不知是否属于自己的梦想。


周先生对记者讲,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阶段经历了“文革”。那10年给他心灵的烙印太过沉重。因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周先生从幼年时就承受着同龄孩子所没有的压抑甚至是凌辱。年幼的他甚至质问父母为什么要生下自己来?那时候周先生便有了对死亡的幼稚理解。


文革期间周先生被下放到农场工作。在那里,年轻的他第一次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命。他先把自己的寿命假定到70岁,之后再把这70年折算成秒。那时候他就感觉到了时间的匆匆和生命的短暂。


文革结束了周先生回到上海,在一家国有企业作教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为主导思想下的市场经济。此时正值青年的周先生仿佛看了到了命运的“曙光”。那时候出国潮刚刚出现了开始的萌芽。社会上也渐渐开始有“国外是天堂”的说法。周先生对自己这份教师的工作也不是不满意,但是当他看到学校里那些年老的教师,他仿佛看穿了自己所正在从事的这份每个月73元人民币的职业。对未来生活充满理想的周先生费尽周折得到了赴日本东京的留学许可。1988年周先生揣着当时几乎令全家“倾家荡产”的20万日元作为学费,独自踏上远赴东瀛的旅程。


刚刚来到日本的周先生感觉一脚踏入了不折不扣的“天堂”。现代、文明、友好、有序……此时仿佛所有的形容词用以描述眼前的日本都不为过。可是在一周过后,周先生就全然没有了身处“天堂”的快乐相反身处地狱,那时候总想自己为了寻找天堂才来到这里,可是来了才发现世界本无天堂。这是也是地狱,更可怕的“天堂里的地狱”。


生存是第一步的,初来日本的周先生日语基本是空白,只会自我介绍。那时候他每天都要出门找工作,他说:“只要见到‘募集’(招集)两个字,我就冲进去。进门就是自我介绍,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因为日语很差,所以日本人拒绝我时,我竟然都听不懂。直到人家向我摆手,我才悻悻离去。随着后来日语的长进,才知道贴着‘募集’的门面,不仅仅是招收工作者的,还有很多的是别的意思,有时候甚至是‘募集’房屋出租者。现在说起这些仿佛是一种笑话,可是当时这样的窘迫状况就切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来到东京四处碰壁的2周之后,周先生终于找到了一份清扫的工作。每天工作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小时的酬劳是900日元。当时在日本来说,这份工作并不能算是酬劳最高的体力工作,但是在他看来这每天1800日元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在上海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所得。一个月过后,当他领到了赚到的将近10万日元。对于这第一笔收入,他只留下了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她全部都寄给了上海的父母,用来偿还他因来日本,家里所欠下的债务。


回家的脚步太过沉重


周先生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个令他欢喜令他忧的国度为他打开了第一扇门。周先生也才真正地迈开了在日本奋斗的第一步,陌生的国度在他的眼前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周先生现在回忆讲:“来日本的20多年,我可以说打遍了所有能打的工。从清扫工到搬运工甚至是建筑工地上建筑工,当然也饱受了白眼和歧视,我在快餐店工作的时候,日本的高中生都敢欺负我挤兑我。起先几年所赚到的钱除了缴学费,剩下的基本都寄给了父母,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了。”周先生的家里的兄弟多,他寄给家里的钱对于改变家里的生活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采访中,周先生好几次都提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海外打拼,肩头上时时刻刻都有两座大山。一座是祖国,另一座就是自己的家族。”


周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是在来到日本4年之后,那时候他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已经基本稳定。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次回国,几人和朋友们都把他当做是“英雄”。那样的感觉令他欣慰。


记者问周先生,为什么不回国发展?这样既可以继续自己的事业也可以与家人团聚。面对这个问题,周先生沉默了很久。


周先生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其实从他来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在“折磨”着自己。刚来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就想到了回家,但是那时候没有挣到钱,没有回家的“面子”。都说衣锦还乡,没有衣锦怎么还乡啊。周先生说那时候想钱想得发疯,那时候手里如果真的能有几百万日元,他就真的回去了,当然也就没有了现在。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正因为没有,才渐渐成就了现在的周先生。


周先生感慨:“我们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在这里打拼。其实就像是海面上的浮萍。我们的内心是孤独的。在别人眼中我们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们哪里成功呢?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事业什么时候可以说是成功呢?我只是比国内的我的朋友们多挣到了些钱,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周先生告诉记者:“当年年轻,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但是现在看来,怎么能不回去呢?父母都在故乡且年纪一天比一天更大。但是一想到回家就迈不开这条腿,出来难,回家更难。要放弃眼前的一切,已经习惯了的一切,这要付出非常人的勇气的。”


周先生说:“有一次母亲生病,我回国看望。病房内,母亲的床前我抚摸着母亲打着点滴的手,望着母亲苍老憔悴的脸感觉既陌生又亲切。我的脑海茫然一片,感觉母亲离我很遥远,尽管此刻我就在她的床前。眼泪模糊了双眼,我在内心深处反问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陪伴在她的身边?自己这样不忠不孝,还算什么?”


“回国的梦天天做,可是回家的路却不常走”周先生无奈地讲。周先生对记者坦陈,自己无数次想过,回国创业,但是身边的朋友在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都纷纷“倒掉了”。我想现在的投资环境或许不适合我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故乡投资,或许要等到我终尽一生。对于理想周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看来,理想其实是最虚无的东西。当你感觉抓到它的时候,它其实正在慢慢变得虚无了,和亲人在一起是实实在在的,哪怕是在一起吵架都是实在的。在海外漂泊的人在别人看来,多的是钱,但是少了最重要的亲情。在寂静的夜里,我不敢去思考自己这些年在事业和亲情上的得失,这样的思考,无异于在煎熬我的内心。我常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逼我们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为了生活要背井离乡?为什么要远离自己的亲人?”


每当周先生回国时都要和自己以前的同事、朋友们聚一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做了官,随之而来的个人的财产收入也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只是周先生觉得他们很假很累。周先生向记者调侃:“相比较他们,我是站立在土地上的,他们则是站立在一纸任命书上的。所以我可以活得比他们真。”


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周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来到日本20多年,得到了很多但是也失去了很多。回顾这么多年周遭的经历,他感觉日本把他改变得文明了许多。他说如果没有在海外的这么多年他或许会没有现在的节俭的习惯,相反身上也许会多了些骄横的习气。


为了女儿,把自己变成了日本人


下个月16日就是李女士37岁的生日了,这也是她在日本所度过的第15个生日。她现在在日本一家出版社工作,这份工作是她所向往的“文字工作”回想自己在日本的15年,她最大的收获的是在日本使她成为了自己理想中的“文化人”。这15年间她已经出版了多部小说,在日本各种中文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是多不可数。李女士认为自己如果没有来日本,这样的文字成绩在国内恐怕是达不到的。她感慨,能有今天一方面要感谢命运之神的眷顾,另一方面要感谢她的女儿,如果没有她,李女士现在一定是要在大连某家事业单位看报纸喝茶水了。


1994年李女士从中国大连来到日本,来到日本之前她在大连的一家事业单位就职。那时候她刚刚大学毕业,单位有个去日本交流学习的机会,为期两年,大家决定让李女士去。这个机会对于当时只有20出头的李女士来说无疑是兴奋的,虽然自己一句日语也不会,但是她相信有了那样的语言环境,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头脑两年之后再回来时一定会是个地道的日本通。


远没有大连发达的“日本”


李女士来日本的学习地点是千叶县的某所高校。当风尘仆仆的她第一次出现在千叶街头时,她的第一感觉是除了比故乡大连干净一点以外,竟全然不是传说中那个发达的日本。尽管如此,在日本的生活就从李女士的不情愿中开始了。


千叶的这所高校统一安排了李女士她们这一批学生的课余打工。李女士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到大的每一步都是由父母家人一手安排的,她从没有过这样的半工半读的生活经历,她的感受自是不言而喻的。


刚到日本的日子里,李女士的日本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她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她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有意思的事情。


在宿舍门前迷路


1994年的日本,手机还不是很普及,同时也不是如她能够消费起的。那时候她和同学们用的最多的就是 “假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是根据日本公用电话的漏洞所设计出来的一种“违法”的电话卡。这样的电话卡,用低于面值很多的价格就可已买到手。那时候,李女士和身边的同学都在使用这样“质优价廉”的电话卡,但是这样的电话卡只能在车站附近的那种电话机上使用。为此大家打电话都要找车站附近的公用电话亭。


一天打完工,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打工店的店长得知李女士要到车站附近打电话,便用自己的车顺路将她载到车站。当李女士打完电话独自回宿舍的时候却迷路了,她一个人在几乎相同的日本街道中摸索到天光大亮,还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这是路边的一家店面走出一为倒垃圾的老大爷,李女士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拿出自己的登录证,指着上面的地址。老人明白了她的意思,用一连串日语并且比划着对她讲回宿舍的路,但是李女士一句也没有听懂,看着她一头雾水的样子,这位老大爷索性一把抓着她的胳膊带着她向宿舍的方向走去。


不消5分钟的路程,宿舍楼便出现在了李女士的面前。


恶补日语不仅为了生存也为了和日本人“理论”


现在李女士的日语早已与日本人无丝毫差别了。说起她的日语学习,李女士说起初学日语的动力是为了生存,但是没多久,我学日语就有了一个新的动力,这个新动力还特别有意思。在打工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同时,她是一个蛮横的小姑娘,在工作中总是用日语责备我们,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是能感觉到。后来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为了能够和她“吵架”大家“拼命”学日语,为的只是在晚上打工的时候和她“理论”,现在想起来尽管出发点有些不太阳光,但是不可否认的大家在那段时间日语口语长进都特别大。看来还真要感谢那个日本小姑娘。


初恋失败,才真正准备“接受”日本


两年的学习交流很快就过去了一半,在来到日本将近1年的时候,李女士回到了故乡。这次的大连之行,一方面要看望父母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与分别了一年的初恋男友见面。李女士和他的初恋男友已经经历了8年的爱情马拉松,在分开的1年里,李女士付出的不仅仅是抽屉中那厚厚的一摞国际电话卡。然而现实却击碎了李女士幻想中那美好的爱情。在回到大连的当天下午,她就得知1个月前,她的初恋男友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新郎。那一刻,对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信任。昼思夜想的故乡大连此时在眼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伤心地。


在家里只休整了短短1周她便踏上了返回日本的飞机。透过机舱的玄窗她俯瞰着她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下定了决心,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哪怕是在日本成为“黑户口”也不会在回到这座乡情与谎言编织成的城市。


结婚、离婚,折磨、自由


再次回到日本,李女士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在完成了剩下的1年学业之后,她把自己嫁给了一个日本小伙子。


与所有的国际婚姻一样,李女士的这段婚姻在浪漫幸福掩盖了所有差异矛盾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可是蜜月期过后双方才开始了真正的“磨合”,这样的磨合令婚姻中的双方体无完肤、筋疲力竭最终在第一个结婚纪念日过后没多久他们就分道扬镳了。李女士认真地告诉记者:“如果生命中再让我有一段婚姻,我绝不会再嫁给日本人。


婚姻破裂了,李女士只身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她考上了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她又一次地对自己的人生重新洗牌重新规划。


研究生的生活是充实和自由的。在这段日子里,李女士将自己的记忆“归了零”。她重又用心地体会这个不知能否属于自己的国度。


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再一次射中了李女士。在校园中她遇到了后来成为了自己爱人的来自天津的一位学长。


很快她们便坠入爱河,李女士和这位学长踏上了红地毯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幸福的家庭都有着相似的幸福,李女士和学长的这段婚姻很快就有了结晶,上天赐给了她们一个活泼美丽的小姑娘。


李女士告诉记者:“直到女儿出生之前,我一直再考虑和爱人是不是要回国。我们在国内的同学朋友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有的做了官,有的做了生意。相比较忙忙碌碌的我们,他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安逸。与其说是在考虑回不回国,倒不如说是折磨。人生最难的就是做出选择,特别是面对两个答案只能做出1个正确选择。在长达5年的漫长选择中,我和爱人都无数次错失了回国的好机会。知道女儿的出生,我们才真正做出了决定留到这里。去年我们全家办理了归化手续,现在我们是日本国公民了。”


李女士一家选择加入日本国籍的理由看上去仿佛很简单。她告诉记者:“我认为,我的孩子在日本接受教育要比在中国好。在这里从幼儿园到大学,家长是绝不用给学校或者教师送礼的。这个在国内,几乎不可能。教师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物早已成为公认的潜规则了。还有在国内的孩子接受的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应试教育,孩子们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以外对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不愿让我的孩子变成这样。这个世界尽管充满了竞争但是绝不是考试可以决定一切的。”


在采访李女士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她的爱人领着他们的女儿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李女士看到女儿,目光变得更加柔和亲切,我想这就是伟大的母爱吧。


在日本9年“黑户口”的中国人


记者一直在犹豫是不是应该把唐先生的事情报道出来,当记者得到唐先生已经回国的消息以后。便决定把他的故事讲给大家。


唐先生11年前从中国兰州来到日本福冈留学,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唐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小商人,他对子女的期望非常高,同时要求也特别严格。11年前能够夫妻双双赴日留学,这在唐先生亲人和朋友的眼中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那一年只有25 岁的唐先生感觉自己和妻子拿到的不是飞往日本的机票,而是通向事业家庭双丰收的邀请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大洋的彼岸等待着他们的竟是另一段不寻常的人生。


留学中途失败


初到日本唐先生和妻子在同一家语言学校学习语言,签证有效期是两年。唐先生和妻子一般学习语言,一边打工,同时也在领略着异国的异样风情。相比较家乡父母的严格要求,在这里的日子简直是太轻松了。唐先生在这里迅速结交了一群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同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再加上酒精,这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唐先生的命运也随着那次聚会饮酒出现难以预料的转折。在这次聚会中唐先生因为酒醉后和同桌的一位发生口角后来升级至拳脚相加,结果对方因伤住院1个多月。唐先生也因此被校方开除了。


夫妻分居,签证过期,变成了“黑户口”


没有了学上,但是签证还有1年半的有效期。唐先生便开始了“专业”打工,这样可以补贴他和妻子的生活所用。但是通过上回的教训,唐先生仍没有改掉酗酒的嗜好,加之他被学校开除之后,心情一直处于郁闷之中,所以在每天打工回来总不免要喝些酒。但是他的妻子却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酗酒,因此他们常常吵架拌嘴,这样的生活继续了半年后,他们分居了。虽然是分居,但是唐先生每个月仍旧会给妻子生活费,令她完成学业。与妻子分居后的唐先生为了生存他几乎走遍了半个日本,做遍了能做的所有工作。


妻子顺利地从语言学校毕业并且升入大学,而唐先生却因为签证过期而变成“黑户口”。为了生存他只能继续着打工赚钱的生活。只是相比较过去他更害怕有人从背后轻轻地拍他,因为这是专门清理“黑户口”的日本便衣警察。唐先生提心吊胆地打工,供妻子上学同时养活自己。他认为妻子能够升入大学院,这样就有资格给他办理“陪读”,他的身份就会“由黑转白”。当然这期间他也很多次地打电话给家乡的父亲,可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觉得儿子这样回来太没有“面子”了,每当唐先生提出想要回国的时候,父亲就会说:“你想好了?不后悔吗?”这样两个简单的疑问就足以迫使唐先生硬着头皮继续“黑”在日本。


离婚在日本


妻子的4年大学在与唐先生分居的状态下顺利读完,她接着考上了大学院。唐先生觉得自己的“曙光”终于到来了。经过他对妻子的反复做思想工作,他们终于又搬到了一起。并且妻子也同意为他申请“陪读”。但是已经是研究生的妻子竟变得不能接受这个“粗陋”的丈夫。当然唐先生在这么多年的打工中却是沾染了一些不良的习气。


于是他们的争吵就又接着开始了,陪读的事情也因此而中断。在争吵了半年之后,他们终于决定离婚了。离婚后唐先生感到了解脱。但是自己的“黑户口”身份却改变无望了。此时他想到了回国,但是看了看自己来日本已经将近8年的积蓄最终还不足100万日元,他再一次退缩了。没有足够的积蓄,回到故乡就算不怕亲朋好友的耻笑,可怎样生存也是一个大问题呀。于是他只能继续“黑”在日本了。


唐先生为了避免逃避便衣警察的注意,他每天上班都会西装革履,手里拎着名牌的公文包,可是公文包内却放着他打工所穿的工作服。


唐先生一边打工一边没有与前妻中断联系,因为他总觉得结发妻子是最值得珍惜的。毕竟这麽多年自己为她付出了那么多,尽管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没有伸出援手。


两年过后妻子大学院毕业了,在长野县的一家公司就了职。唐先生想与前期复婚,找回曾失去了的婚姻,这样回国就算没有太多积蓄,也不会被请朋好友笑作“在日本混丢了老婆”。在日本过着“黑户口”的日子是无法用言语所形容的,他想早日得以解脱。但是当他在长野县见到自己的前妻时,却得知前妻已经准备和一个来自中国东北的男人结婚了。唐先生彻底绝望了。


回家的路是最踏实的


自那以后,唐先生生活的目标变得明确了,他要多打工多赚钱,早日回到故乡。但是这时的唐先生已然不是当初少壮青年,由于多年来连续透支体力般地打工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从前。记得记者和唐先生最后一次见面聊天时,他告诉记者:“我现在感觉真的累了,不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精神上、情感上。早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我无论如何是不会来的。我已经整整11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念家里的父母。现在我仍旧没有攒到多少钱,在日本一个人生活是攒不到钱的,每天下班回家哪还有力气做饭?只能到饭馆,每天的收入除去这3顿饭,你说还能剩下什么?”那一天唐先生和记者聊了很久,他告诉记者自己算是幸运的了,他身边很多和他一样“黑”着的朋友都纷纷被便衣警察拍了。唐先生在日本逢庙便拜,在他的提包中最多的就是从各个寺庙求来的护身符。唐先生的理想是用自己在日本的积蓄回到故乡开一家小饭店,慢慢经营。之后再娶一位好妻子,为他生个孩子,今年已经36岁的他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赚不到钱,能不回国就不回国


一个月前,记者接到了牛先生从宇都宫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他爱人已经被那里一所大学的大学院录取。得到这样的消息,记者深深地替他松了一口气,剩下的就是要向他祝福了。


认识牛先生是在半年前的一个华人聚会中。当时他正在为爱人能否进入大学院而焦虑。因为爱人能否顺利进入大学院关系到他们两个人能否有合法的身份留在日本。


亲人眼中的“能人”


5年前,牛先生一个人从内蒙古西部的农村来到北海道的一所大学留学。来日本之前他在西安读过两年的私立大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两年的私立大学差点把高中学到的东西都忘掉了。”


来到北海道的第5天他就找到了一份在海产品加工厂的工作。这份工作很辛苦,每天夜里11点上班,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每小时的劳酬是 1300日元,在这份工作的基础上他又在一家料理店里打了一份工。有了这两份辛苦但是收入令他满意的工作,牛先生感觉日本比起他的家乡钱好赚多了,很快他就尽管在每天上课时他总是打瞌睡。


牛先生至今还自豪,他是他们学校所有学生中第一个买汽车的。不管怎样牛先生算是站稳了脚跟,他接下来做的就是努力打工攒钱把远在故乡的女友接过来一同留学。经过牛先生1年的努力,他的女友如他所愿地来到了他所就读的学校与他共同编织着日本梦。这一对情侣除了上课就是打工。牛先生说他们赚的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会有60多万日元的收入。


北海道生活令女友想到了尚在故乡读高中的弟弟,她和牛先生商量想要把弟弟也办过来留学。女友家的经济条件不好,费用当然是要由她和牛先生先垫付的。牛先生爱屋及乌,没有怎么拒绝就当应了女友的要求。


第二年女友的弟弟也踏上了北海道的土地,为此牛先生付出了他和女友所有的积蓄。“小舅子”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平静的二人生活。“小舅子”从小娇生惯养,来到这里不愿意打工,女友对这个弟弟也宠爱有佳。对于此,牛先生也不好多讲,只能忍着,日子久了和朋友们喝点小酒倾诉一下。


手心手背都是肉


日子在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又度过了1年。牛先生大姐的儿子在家乡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大姐想要让牛先生把儿子也办到日本留学,一方面学点知识,另一方面赚点钱。牛先生把这个想法向女友说了,因为“小舅子”是牛先生办来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拒绝。只是这回又苦了牛先生,因为姐姐家的经济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经过1年的苦心积累,牛先生终于把外甥送到了自己就读的大学读书。牛先生和他的女友以及小舅子和外甥共同居住在牛先生租来的2居室中,房租当然是由他来付。日子久了这使得他心里很不舒服,但是谁让自己是乡亲们眼中的“能人”谁让“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外甥来的这1年也是牛先生来到日本的第4个年头,他也该大学毕业了,问问自己学到了什么,自己竟无法回答。日语倒是长进不少,但那是在打工的过程中学会的。回首自己走过的4年,通过辛勤地打工钱确实赚了不少,但是基本没有留到自己的账户中。去年牛先生大学毕业后和女友领取了结婚证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带着女友(她的课程已经修完)离开北海道,来到东京打工,他觉得东京机会多,同时也能避开自己的外甥和“小舅子”,他要踏踏实实地为自己攒点钱。


东京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在这里他们很快找到了各自的工作。收入也还说得过去。牛先生打算1年后在东京给爱人找个大学院读,这样自己也可以以陪读的身份留下来继续打工赚钱。


妻子怀孕,计划全乱


但是就在今年3月份,牛先生的爱人怀孕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乱了牛先生的计划。尽管日本没有规定怀孕的女生不能够考入大学院,但是很少有教授愿意接受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学生。牛先生于是准备回女友的大学办休学,但是校方的回答却是,她已经修完了所修的课程,不能给与休学。签证问题立即摆在这对小夫妻的面前。那一段时间牛先生很苦恼,他不是不想回国,但是他不能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故乡。当然为了在日本赚钱她也不敢铤而走险尝试“黑户口”。


牛先生也曾想过通过自己就职来得到签证,这样爱人就可以家族滞在的身份留在日本。但是经过四处碰壁,他真正体会到了金融危机下的日本。


牛先生的理想很单纯,他想攒到一笔钱,之后回国。在家乡他觉得开一家超市可以令他们衣食无忧。但是随着在家乡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他在这里也深感体力不如从前,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理想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但是他有一点他是明确的,那就是“赚不到钱,能不回国就不回国。”



留学日本的80后


今年23岁的小郭来日本刚好一年有余。在国内她这一代人被称为80后。来自北京的她告诉记者促成她留学的必要条件首先是父母的支持,其次家里经济条件也还算富裕,加之她从初中——月坛中学开始学习日语,所以有一定的语言基础。最后就是想在大学毕业后为自己再充充电,开阔开阔眼界,亲身体验一番外面的世界,留学期间争取拿下一个硕士文凭。由于在国内大学就读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所以想在庆应、早稻田这类名牌大学里继续攻读金融学硕士学位。


要出国就首先要解决签证问题。如果直接去应考的话拒签率可能会较高,而选择一个语言学校先读上一年半载的话相对会比较稳妥。一般语言不通的学生会直接找到留学中介花1万3000元的费用,这可以省去很多做材料的麻烦。但小郭已经有了一定的日语基础,便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日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校听了个大概情况,几天之内便给她寄来了报名表格。大概在去年5月份左右小郭拿到了日本的在留资格。


从那一刻开始,小郭的心就已经蠢蠢欲动起来了,一心憧憬着离开校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大学的毕业典礼是7月3日,小郭在毕业的第4天就一溜烟飞到了日本。


初来乍到,新鲜奇妙


刚下飞机,小郭感觉什么都是新鲜的。喇叭里传来的日语广播,面带笑容的机场服务小姐,大巴士上标着的日文假名……


小郭来到学校,还完全感觉不到学习的压力,手头也算富裕。置办新家具,申请手机,联系老朋友,除了在语言方面沟通有点障碍以外,其它一切非常顺心。每天充实的生活令她顾不及思念家人和朋友。全身心投入到日本这个大环境中。


来日之前,在小郭的感知中里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两件小事使小郭很快对日本人的这种“热情”产生了质疑。


小郭告诉记者:“有天坐在电车上,看到一个打扮时尚,少说也得6、7十岁的老太太上了电车,她径直走到了我面前拉住吊环站着,我看到此状立刻给她下意识地让座,我一起身,倒是把她下了一跳,边往后退边问我“なになに(怎么了怎么了)?”这反倒让我觉得窘起来,在车上给老人让座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太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但周围的的人似乎也都在用诡异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只好又重新坐回位子上去,反倒我让座对她造成了什么人身伤害似的。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日本人做事情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以坚决不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宁可放弃自己的利益也不想给他人带来麻烦。即使“热情”也绝对有个严格的范围划分,分内的之事一定200%做到,而分外的“热情”反倒是会给他人增加负担的。”


还有一次,小郭去浅草玩,回来时买了几个人形烧送给她的宿舍的管理员。谁知第二天,那位管理员买了与人形烧等价的小点心送给小郭。虽说收到回赠是开心的,但小郭确开心不起来,反倒觉得自己是给人家添了麻烦似的。因为对方要为回赠礼品费脑筋。


经历这么两件小事以后,小郭开始怀疑起来,这真的是自己以前感知中的的彬彬有礼的社会吗?日本的“君子之交”小郭感觉更像种负担。


踏破铁鞋无觅处只为找工打


小郭向记者介绍,转眼间语言学校就开课了,这个时候自己的生活费也所剩无几,于是开始像热锅的蚂蚁一样有点坐不住了,不打工赚钱是不成了。


刚开始打工的时候自然是处处碰钉。那个时候倒也仗着胆子大,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但凡看到店面前贴着“招工启示”便直接闯进去问。我本来想在语言学校附近找一家餐厅打工,想着下午下完课正好还能解决饭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于是开始在学校周围展开了席卷式找工法,但大部分店长一听说你是学生,又是外国人,都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并用很婉转的方式拒绝你。就这样,一条街下来,小郭唯一的收获就是看全了各位店长为难的表情。真是处处碰壁,不禁心灰意冷。但也只能无奈接受这种现实。


当小郭晚上回到家,看到家门口对面的99元店也在招工,也没抱什么希望,随便进去晃一圈。她告诉店长自己刚来日本,家就住在这对面。店长感觉她的日语还不错,竟然当场给小郭安排了研修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虽然这里时给只有850,但工作简单,就是收收钱,摆摆货架之类的。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小郭来日一个月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小郭说:“现在想想也许当时店长就是看中我不要交通费这一条了吧。隔月的1号我终于拿到了平生的第一笔工资,虽然只有5万元左右,但却欣喜无比。算算合人民币也小三千块呢。立即在我们店里买了个最高级的便当好好犒劳了自己一下。”


此后的半年时间,小郭持续过着下午上课,晚上打工,半夜学习的生活状态。以应对2月底早稻田大学的笔试。


梦想成真,归心似箭


经过笔试和面试之后,小郭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金融专业。小郭告诉记者:“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半年以来的拼搏都值得了,当时我一心想的就是赶快回国见见亲人,并亲口告知他们这个喜讯。于是当天我就买了特价机票,真是归心似箭。”


虽然小郭离开北京只有半年,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听着周围亲切的母语,她感到无比放松,仿佛又回到的母亲的怀抱中。


第二天,小郭约上同学回到了自己曾经读过的初中、高中、大学各转一圈,走在熟悉的校园上,她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有时她甚至在想这一切是否是为了自己的归来而刻意保持原样,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往日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一种温存感油然而生,惬意、舒适、松弛,这半年以来无论经历过怎样的孤独或痛苦,这个时候也是值得的了。


短短10天归国生活如做梦一般转眼即逝。当她乘坐飞机再次返回到日本后坐在摇摇晃晃的电车上听到日文广播,反倒有种回到现在的感觉,非常奇妙,溢于言表。


通过早大感受日本


早稻田大学向来以数以千计的社团著名,每逢樱花初绽芬芳的时节,也是他们校园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社团招新,新生欢迎会,合宿活动,大都在这个季节举行。小郭也积极参加了几个社团,并试图将自己融入日本人的生活圈子。但很快就发现它并不像想想中的那么容易。每次新生饮酒会的时候,日本同学们大声讲着笑话,有的时候听不懂也要皮笑肉不笑的迎合一下大家,这对于小郭来讲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后来小郭才渐渐感到一个外国人是永远不可能融入日本人中去的,无论你日语怎样流利,他们也始终因为文化不同而把你当做另外一个特殊群体看待。日本是一个较排外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以及生活习惯,如果不是常年生活在这里,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中的独特文化内涵。后来每当看到早大的学生们在饮酒会上喝得烂醉如泥、勾肩搭背地站在店门口的情景时,我都强烈的感觉到这永远都只能是属于他们的世界,而我永远都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小郭告诉记者:“在日本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会了如何面对孤独,在异国他乡,有一些问题你真的不得不自己面对,在国外的每个人都不会像在自己家那样如鱼得水,与其处处求人帮忙倒不如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只要自己有能力了也就什么都不惧怕了。在面对孤独的时候,有两种人,一种是去寻找与他同样孤独的人来用暂时的喧嚣蒙蔽自己。或者有一种可以正视这种孤独并且利用好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后者往往也就离成功不远了。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应具备一种适应环境的能力,既不能被环境牵着鼻子走,从而丢失自我,也不能处处格格不入,过分强调自我主义。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波涛 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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