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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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近20年间的事。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发展情况对今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不无助益。本文就此所作论述,因为篇幅限制,不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指正。   一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概况   1949年以后的30年内,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展缓慢。比较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还有一些进展,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极端漠视。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近20年间的事。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发展情况对今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不无助益。本文就此所作论述,因为篇幅限制,不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指正。

一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概况

1949年以后的30年内,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展缓慢。比较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还有一些进展,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极端漠视。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一些省市委员会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一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撰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处选编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公布了部分档案资料,为正面战场研究提供了参考史料。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著对正面战场抗战的史实和战绩基本不提,连现代史通史性著作也概于贬斥。如有的著作论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时,其基调为:国民党实施“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战场上不断大溃退。就学术研究而言,直至70年代末,大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后,学术界才逐步恢复生机。随着逐步摆脱以往“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一方面史学界开始敢于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研讨,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建立,也要求对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举措进行比较公允的评断。8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学术领域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陆续有所刊布,研究领域广为开拓,论著大量涌现,新的论点提出后引起争鸣,学界现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较20年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正面战场研究比较活跃,进展比较突出。

在史料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资料选编,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局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南京市政协编《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回忆资料,出版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还有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编《川军抗战亲历记》、政协广西区委编《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民革武汉市委编《热血报中华――武汉民革成员抗战回忆录选编》等;一些原国民政府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不少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内容。《历史档案》、《民国档案》、重庆市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与研究》陆续刊布有关的档案资料。80年代起,除发表大量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论文外,抗战史著作以何理著《抗日战争史》为代表,开始对正面战场作研讨。其后,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王秀鑫、郭德宏主编),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良志等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李隆基等主编)、《同盟抗战赢得胜利》(李良志等主编),罗焕章、高培主编《中国抗战军事史》,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杨克林、曹红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等,都分别花了不同比重的篇幅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战场抗战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时批评其反共和“消极抗日”之一面。专门记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开始有郭雄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等小册子,其后出版了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马振犊著《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后改名为《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等专著。其他还有一些记述正面战场个别战役的专著。此处不一一述及。

在80年代、90年代举办的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特别是研究抗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中,对正面战场抗战的研讨和评价往往是学者们最注目的热点之一。围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举办过多次,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抗战、台儿庄大捷、滇缅战场等,都举办过专题学术研讨会。不少学术研讨会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参加,进行学术交流,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台湾保存了不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台湾刊印的史料和发表的论著是大陆学者研究正面战场的参考资料重要来源之一。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秦孝仪主编)和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台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等,都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著述经常参考。80―90年代大陆翻译了日本刊印发表的太平洋战争史资料和著作。日本一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本侵华战犯的回忆录,对研究正面战场敌方日军的战略战役部署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美英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资料著作和回忆录等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加论述。

二 局部抗战诸役之研究

作为中日两国间之一场战争,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开始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从“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过多次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军队也断续进行过正面抵抗。由于这些战事就中日两国间来说尚只具有局部性,并且不是连续发生的,故这一时期中抗日战事被称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阶段先后发生过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和绥远抗战诸役。局部抗战诸役理应包含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范围之内。

过去,对于局部抗战是忽略不提的,而集中力量批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80年代以来,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由“安内攘外”妥协退让向坚决抗日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现在对国民政府军队局部抗战和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已作出肯定。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一方的不抵抗方针,过去简单的认为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尽管现在有的学者仍持此说法,但一些学者提出:现在没有确实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有些回忆也难以凭信。有的学者指出:过去用以阐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为蒋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的命令,张学良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基本态度大体相同,张学良自觉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从蒋张关系看,如张不同意蒋的方针,张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后来防守锦州时,蒋与南京数次令他抵抗,他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蒋张不抵抗的认识根源是,事变之初他们以为是日军挑衅行为,未能判断出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还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京中:《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俞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江桥抗战,李杜、丁超在哈尔滨和东北义勇军在东北各地的抗战活动,学者们均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1932年淞沪抗战,过去简单说成是十九路军孤军抗日作战,因国民党政府加以破坏使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现在学者们分析说: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不同。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战是蔡廷锴等违抗南京政府命令的结果那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抽调第五军增援淞沪,但仍以抵抗求妥协。(金再及:《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对于长城抗战中各参战部队官兵英勇牺牲守土抗战的精神,史学界是一致肯定的,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指导方针,观点有所差异,有的著作认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战。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有的著作则认为,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期望阻止日军前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有关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活动,一些论著论述冯玉祥不顾国民党政府中央的阻拦,与共产党联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察东战役的情况,强调中共组织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其中进行领导,而国民党政府中央施以压迫,导致冯玉祥辞离,同盟军瓦解的结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80―296页)

1936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绥远抗战取得红格尔图击敌和收复百灵庙的大捷。有的论著突出此役系傅作义指挥取得的胜利。有的论著分析认为,绥远抗战格局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晋绥军(傅作义)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支持这一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第389―391页;余子道:《绥远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三 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研究

从卢沟桥抗战到武汉会战结束,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军举行多次战役抵御日军进攻,不过每次战役最终均以撤守退却而告结束。过去大率以军事溃败丧师失土一言以蔽之。近二十年研究中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抗战开始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同时亦进行严厉的批评。一本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写道:“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未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0年代一本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认为:“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当局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何理《抗日战争史》第120页)另一方面,战略防御阶段,大片国土沦丧,除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外,虽然一部分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整个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和退却,基本上是被动的、无计划的和混乱的,在很多情况下,简直就是溃败逃跑”。(122页)就军事战略方针而言,“也犯了严重错误”,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125页)同时将战场重点选择在上海,几乎举全国主力于上海进行上海会战,削弱华北抗战力量“造成了南北战场两相失利的惨败局面”。(128页)“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方针,中国军队的正面阵地防御遭到了严重失败,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对于战略防御阶段历次重要战役的过程、战略指导、战役指挥,许多论著均有不同程度的研讨。有关卢沟桥抗战的论著较多,着重揭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以一士兵失踪为借口蓄意挑起战端,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在卢沟桥事变问题上制造的“偶发论”和中国打第一枪的谬论;并论述了中国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军进攻,和日本施展缓兵之计,以“现地解决”麻痹冀察当局,待援兵大至,突然进攻,致平津迅速沦陷的过程。对中国中央政府与冀察当局处理事变的态度,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双方的态度都是“比较游的”。(何理书第60页)近几年对此有进一步的研讨,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各地部队“确实准备”的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蒋令二十九军全部动员,调兵增援华北,全军准备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准备宣战,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主战态度。“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的交涉并多次达成协议”,“不是蒋介石的意旨,而是背着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交涉的”。不过在中央统帅部内部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一方和以徐永昌为首的主和的一方。(李华兴、杨宏雨:《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年第3期;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杨立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对淞沪战役的研讨深入到战略指导方针的层次。关于战役发动,过去均指为日本在上海主动发动进攻。现在一些学者指出:淞沪战役是中国主动发起的。作为导火线的“虹桥机场事件”是由日军挑起的,然而,中国方面在虹桥事件发生后,决定了开战措施和大战计划,“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或说“国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开仗的。(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近代史研究》1986第6期;张振?:《淞沪抗战中国主动的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有关国民政府指导淞沪会战有无引敌南下,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企图,学者们开展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大本营作战部并无此种战略意图,淞沪战场形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的结果,也未使日本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日本向西进攻武汉是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后。(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但有的学者认为:战役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力逐步集中到了淞沪战场,把侵华日军主力吸引了过来,淞沪战场实际上取代华北战场成为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改变了日军进攻方向。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担心敌军南下夺取武汉,而谋以扩大沪战牵制之。(张振?文)淞沪抗战“改变了日军侵华路线。这一成功之举无疑对日后我方的抗日正面战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的日本原定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轴线并不存在。蒋介石固然担心日本的南下方案,但其基本判断是日本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并作出相应部署。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和长江一线的顽强抵抗,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企图,挫败了其沿长江西进的既定战略。(徐勇:《日本既定侵华战略进攻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晋北抗战,许多著作突出平型关伏击战歼敌取得胜利的重要作用,强调忻口战役中第十八集团军编入忻口作战的战斗序列,朱德、彭德怀担任右集团军指挥,中共积极向阎锡山提出作战建议,和十八集团军各师在敌侧背伏击袭扰的作用,称此役为“国共合作两党军队协同作战的典型一役”。(马仲廉:《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对于此役国民政府军英勇作战和郝梦龄、刘家骐等高级将领壮烈牺牲作了积极肯定。

许多论著对台儿庄之战取得的胜利作了充分肯定。对于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的起迄时间(实际是两者包括的范围)的看法差异较大。有主张台儿庄战役从池淮阻击战开始(1937年12月),包括临沂战役、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保卫战取得大捷,直至3月15日停止追击止(韩信夫《台儿庄大捷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有主张将台儿庄战役包含于徐州会战之内,将徐州会战定位为从1937年12月15日起至次年5月(徐州撤退),中日两国军队争夺徐州为中心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包括津浦路初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战三个阶段。(王桧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书》第6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抗战史著述中对台儿庄之战有称为会战者,有称为战役者,也有称战斗者。这涉及军事学上会战、战役、战斗等范畴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看来抗战史研究中还须对军语的使用进行规范。

对于坚持四个月之久的保卫武汉的大会战,除了个别著作指责国民政府军队“判断失误,部署不当举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极应付”,“处处薄弱,罅隙百出”(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258页、第294页,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外,绝大多数著作对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沿长江两岸抵御日军进攻都作出积极评价。如指出:“敌我双方在这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损失都比较严重。中国军队在局部地区对敌人进行了有力抵抗,给敌以重创。”(何理书第107页)此战“毙伤敌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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