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向贱成就“贾君鹏事件”

所谓“贾君鹏事件”,本身就是人心无主、人心向贱的证明,如今某公司公开出面,高调回应,在商业价值上结算此事件,就进一步在商业操作的语境,将此事件兑换为实实在在的低贱。


人心向贱的标志就是“笑贫不笑娼”式价值观,此价值观在人丧失核心价值、人心放弃高尚追求的平民时代、商业时代,是大行其道的。人在这样的价值氛围里,无暇也不会辨析高尚与低贱,只看谁有无本事,即放弃是非,只论成败;追求胜负、不管对错;只求成交,不论品质。随之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适者生存”等等。在这样的“理论”的支撑下,人与人比的不是“行己有耻”的自律品格、不是比“狂狷”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守,而是比谁比谁办法多、谁比谁敢于更大尺度地堕落、谁比谁更愿意创造新的社会公德底线。


“贾君鹏事件”被有些半吊子文人解释成很抒情很绵软的东西:什么唤起儿时的记忆等等,均是被忽悠得不轻的典型症状。


为什么说“贾君鹏事件”很恶劣呢?因为这是一种网络的违礼、失礼、悖理,是“越路而与人语言”、是一种网络的“城上大呼,登城乱指”、是一种对公众的无厘头滋扰,以喧嚣侵害他人的宁静而换取关注——《礼记》有云:“不越路而与人语”、“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即言谈举止绝不张狂无礼,尽量不引起别人的关注,更不能引起别人的惊愕和不安,甚或误会。


然而,这是个将良知良心抛开的世界、用眼球替代道德的世界,即这是个逐利时代,逐利的本质就是尽量使用能够引起更多受众关注的方式,寻求市场的最大化。古代文化价值设置,将逐利的价值观用制度和文化程式加以限制,而在现代商业社会,制度的设置就是以助长逐利价值观为依据的。所以,出现多少“贾君鹏事件”都是不奇怪的。其实,用不了多久,你会感觉现在津津乐道、洋洋得意的“贾君鹏事件”制者,会显得很过时、很苯,为什么?那是因为逐利的本质必然催生更多更加邪乎的新玩意儿来替代它。逐利价值就是小人价值,小人价值就是堕落价值,即向贱价值。


曾经有一个模式,概括逐利文化——“搞脏、搞富、搞干净”,即类似先卖淫挣钱、或脱光挣钱、或损伤公德挣钱、或透支资源挣钱——挣到钱致富——再找个机会用堂皇的行为或事件给自己化妆,类似在名义上洗刷干净。说实话,这种模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即还愿意洗刷干净,起码说明他还在乎世道人心中存在着的对某种高尚价值观的尊崇。而类似“贾君鹏事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成为许多年轻人羡慕和效仿的对象,就比这个模式更堕落一层了。


网络民意,很多时候像是高烧着的病人,他有了发言机会,他就很在乎自己的发言是否能兑换成现实,根本不管别人的意见,也吃不下别人提供的良药。即他享受着网络给他的表达自由,但他忘记了自由的前提是自己首先知道:为了我的此自由,我时刻准备着要暂时放弃彼自由。这样理解并享受自由才是真正懂得自由。因此,不要以为“贾君鹏事件”有八百多万人关注,就以为那八百多万代表了什么;也不要以为某公司能在事件中如他所说获得六位数的收入,就证明该事件代表了什么。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凡是很在意、很在乎的,津津乐道的,只能证明人心向贱。


老话“存天理,灭人欲”,本来被很多人念歪了,又受了意识形态的干扰,就以为是一句反动的话,其实它的本义应作如是观:无商业目的、商业策划的“贾君鹏”一句话放在网络上,引起别人的好奇,进而点击、议论,这是“天理”,即这是人的好奇心等等作用,属心理学研究的课题,这是不奇怪的;而对于此事件进行商业结算、高调用商业操作来回应,并洋洋得意此事件的商业获益,不加公德道义的反思,就是“人欲”。如嫌这样说不好理解,可以举男女之事,夫妻有性行为,是“天理”;夫妻之外有性行为,即是“人欲”。也可以举陈冠希事件为例:陈与女友的房中事儿,如何花哨,那是他们的事儿,是“天理”,存之可也;但张扬出来、无论以什么方式张扬出来,造成对公众的影响,就是“人欲”,当灭之。


问题是,网民感情用事,往往将“人欲”直接提拔成“天理”,这就是典型的逐利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信你看,很多人会为“贾君鹏事件”喝彩,会为制该事件的公司喝彩,喝彩声音越大,越证明人心向贱的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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