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菡文化十九 清朝文化(网络资料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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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清代文化 文学艺术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阶段。诗、词、散文、小说、戏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鸦片战争(1840)以前告终。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近代文学阶段。   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学 清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镇压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南明政权,残酷地屠杀反抗的汉人。为了巩固统治,清王朝对于知识分子,严禁结社,大兴文字狱。表面上,内阁六部,满汉官员分设复职,实际上,权力掌握于满族议政王大臣之手,最后裁决于皇帝,形成

清代文化

文学艺术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阶段。诗、词、散文、小说、戏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鸦片战争(1840)以前告终。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近代文学阶段。

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学 清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镇压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南明政权,残酷地屠杀反抗的汉人。为了巩固统治,清王朝对于知识分子,严禁结社,大兴文字狱。表面上,内阁六部,满汉官员分设复职,实际上,权力掌握于满族议政王大臣之手,最后裁决于皇帝,形成带有种族歧视的封建专制。国内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初期又有朝廷亲贵与旗兵的大规模掠夺汉人土地的“圈地”行动。这一切,形成了统治者和汉族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同时,清朝统治者又采取一些缓和矛盾和怀柔笼络的措施,如经济上免除明末加收的“三饷”;奖励垦荒,屡次豁免灾区的多年赋税;康熙亲政以后,下令禁止“圈地”;改进明朝的“一条鞭”地丁税收制度,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农民减轻负担。在政治、文化上,继续推行科举考试,另开博学鸿词科,以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提倡程、朱理学,宣扬纲常名教,以削弱人们的反抗意识。康熙后40年出现了安定局面,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以明臣而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也是清初的两个重要作家。他们的身份不同于遗民,而作品内容却有相似之处。钱谦益学问渊博,文章气概恢宏,在黄、顾、王三家之前,已开始转变晚明散文的格局,扩大其规模。其诗兼学唐、宋诸大家,入清后的作品,也好写兴亡之感,以自托“不忘故国”。吴伟业诗,多写明末清初的史事,其七言歌行,词藻绵丽,感情恻怆,音节谐美,有很强的感染力。

著名的散文作家,还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魏禧是遗民,其文有较浓厚的民族感情和较强的形象性。侯方域文奔放有气势。汪琬文流畅简洁。在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下,清初文人,多博览群籍,典实丰富,所以也多善于写作骈文,以陈维崧所写的才气横溢的骈文为最著。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朱□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清初词坛,也呈振兴之概。陈维崧效法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作品数量多,为阳羡派词的代表作家。朱□尊编选《词综》,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雅洁的词风,为浙派词的开山祖。纳兰性德词擅长白描,神似南唐李煜。他们对后来都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文学本身的演变和城市生活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等原因,元明以来,新兴的戏曲、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超过当时的诗歌、散文。清代文学,也还继续着这种趋势,戏曲、小说的成就比较突出。

清初的戏曲,如吴伟业的《秣陵春》、李玉的《牛头山》等,抒写国家衰亡之痛,是当时民族矛盾的曲折投影。李玉等人合作的《清忠谱》,揭露宦官当政的黑暗,把市民群众的斗争搬上舞台;情节人物比较集中,减少明代传奇戏曲头绪纷繁的毛病,内容和形式都值得肯定。朱□(素臣)的《十五贯》、叶稚斐(时章)的《琥珀匙》,内容也有可取。接着出现了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杰出的传奇。《长生殿》把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放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背景上描写,抨击了封建政治和李、杨生活的腐朽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矛盾;在歌颂真挚爱情方面贯注了作者的理想。虽在对主题思想和主人公性格的处理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缺点,但此剧情节动人,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氛,成就还是较高的。《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主线,抒写南明福王弘光朝覆灭,以至明室300年隳败的兴亡之感,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比较成功的结合。它直接写到清兵入关前后的史事,和现实斗争的联系比《长生殿》密切。全剧结构紧密,表现了身居被侮辱、被压迫地位而有高贵品格的李香君,塑造了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妇女形象。它的主要局限性是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敌视。

清初的长篇章回小说,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通过写前代故事,反映了阶级斗争、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但艺术成就较高的,还推蒲松龄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它借花妖狐魅等故事,揭发封建吏治和八股取士制度的黑暗,歌颂青年男女对于幸福与爱情的追求。它用流畅的文言文来写,想象丰富,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善于把非现实世界的人物,赋予浓厚的现实生活的人情味。

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学 在康熙后期政治、经济形势上升的基础上,雍正、乾隆时期就进入清朝的“盛世”。被破坏了的明中叶以来萌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封建经济呈现最后阶段的繁荣。但在清廷夸耀其文治武功都取得胜利的同时,土地集中,官吏贪污,统治者奢侈腐化和穷兵黩武,又逐渐激化暂时缓和的社会矛盾。在文化、思想方面,继续厉行钳制政策:雍正朝的吕留良遗书,乾隆朝的胡中藻、彭家屏等文字狱,仍然株连广泛,刑戮残酷;统治者在提倡程、朱理学之外,又奖励考据学,实际上起着引导文人学者钻入脱离现实斗争的学术研究中去的作用;乾隆朝利用编

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大量销毁、窜改不利于清廷统治的书籍。

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屈服于朝廷的钳制压力,迷惑于“盛世”的表面承平,继续康熙后期的倾向,创作上反映社会矛盾的内容薄弱。但诗说、诗派颇为活跃。著名诗人有持格调说的沈德潜,持性灵说的袁枚,还有与袁枚齐名和创作主张相近的蒋士铨、赵翼、张问陶;风格以幽秀取胜的厉鹗,以生新取胜的钱载,以奇峭取胜的黎简,以清迥倜傥取胜的黄景仁;以及描写人民疾苦的郑燮等等。诗人众多,风格多样化,艺术技巧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形成了元明以来所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散文方面,产生了以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方苞讲求义法,姚鼐讲究文章的阴阳刚柔。思想上守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风格以清真雅正为宗,适应当时的政治背景。他们的简淡有风神的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但缺乏宏伟的气魄和规模。这时期的骈文作家也不少:接轨六朝唐宋,以才藻富丽取胜的,有胡天游、袁枚、吴锡麒、孔广森等人;效法魏晋,以风格高雅取胜的,有汪中、洪亮吉、邵齐焘等人。

词坛则以浙派的影响为最大,代表作家有厉鹗等。

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

嘉庆、道光时期的文学 乾隆后期政治上的腐败,使社会矛盾激化起来。从嘉庆初年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之前(1796~1840),社会矛盾继续发展,更加尖锐。清朝的“盛世”趋于没落,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日益走向衰亡。人民的反抗斗争随着生活的日趋贫困而加强,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的大规模起义。当时的文人,眼看“盛世”面貌的逐渐幻灭,又挣不脱思想上所受的钳制,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中。文坛上有一些小的变化,但蓬勃的气象则已不如前一时期。

在散文方面,有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提倡文章要合汉魏六朝与唐宋之长,合骈、散两体之长,想以健茂的气格,救桐城派的薄弱,称为阳湖派。阳湖派在写作实践方面的成就,并不能超过桐城派,其影响也不及桐城派的深广。桐城派在这时期的代表作家,还有梅曾亮、管同等人。

张惠言与稍后的周济等,宣扬词的比兴意义和社会作用,宣扬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质实厚重。在理论上有较大的贡献,推动了清词的进展,其影响直接延伸到近代,称为常州派。但他们的创作,虽想“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实际上受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的影响较深,颇偏于□艳,而且缺乏有深广现实意义和积极精神的内容。比诸浙派和阳羡派,并没有真正的高下之别。在常州派风靡词坛的时候,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的词人,如郭□、项鸿祚,其作品写得清隽哀婉,别有风韵,也为论者所推重。

诗的方面,著名作者有王昙、孙原湘、舒位等,被称为继袁枚、蒋士铨、赵翼“乾隆三大家”之后的“后三家”。舒位诗善于剪裁成语,富有奇气;孙原湘诗写得清丽,富于巧思,也有精彩的作品。

以上诗、文、词的作家,虽都在嘉庆时期去世,但有的创作活动,在乾隆后期已开始,所以文学史上,也曾把恽敬、张惠言、王昙、孙原湘等人放在上一时期的作家之列。预感暴风雨即将到来,期待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的代表作家是龚自珍。他生活于本时期,但他的带有启蒙主义思想、富有瑰奇璀璨色彩的诗词散文,开创新的风气,对近代文学的影响更大,所以文学史上又常把他列为近代文学的先锋。

小说、戏曲,在本时期走向低潮。长篇章回小说较著名的是李汝珍的《镜花缘》。它在妇女问题上有一些进步见解,体现出民主思想,但也有不少封建说教和庸俗内容,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缺憾。传奇在《长生殿》、《桃花扇》之后,内容上已逐渐趋于宣扬封建道德和适应士大夫娱乐的需要;形式上也多冗长、堆砌,趋于僵化,优秀的作品少见。代之而起的比较有新的生命力的是各种地方戏曲。讲唱文学如评书、鼓词、弹词等,品种多样,在城市和农村都相当活跃,显示了它们的民间色彩和生命力。

[编辑本段]农业成就

清代,中国的土地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亩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是相当低的,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实际是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能养活的人口来说,据记载,战国时期,一个农业劳动力可养活5-9人,(下农养5人,上农养9人)[1];到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清代,被称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仍是如此,并没有什么提高,即一个壮夫可养活5-9人。靳辅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说:“臣访之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有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2]

可见二千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仍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唯一不同的是一夫可耕的土地面积不同,战国时一人可耕百亩(合69市亩),清代一人可耕12-13亩(市亩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前者耕作比较粗放,后者比较精耕细作;二是,清代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均耕地相应减少。虽然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同前者一样,但后者是在耕地减少了82%(即57亩)的条件下取得的,按照清代农民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还是可以提高的,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耕地不足,制约了农民生产能力的发挥。由此可见影响我国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除了个体农民本身的生产能力以外,耕地的不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前期较有影响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王锡阐、梅文鼎、梅彀成、明安图、王贞仪等人的著述,农学与水利学方面有鄂尔泰等人编修的农书《授时通考》、张履祥编《补农书》和水利学著作《陈潢河防述言》,医学方面的进展仍局限在传统中医学的范畴,其中以王清任著《医林改错》较多新意

清朝官方在18世纪中叶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粗略统计,《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著录的科技文献有300余种,约占全书著录的十分之一;存目360余种,约占全书存目的二十分之一。其中以数学、天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和地学方面的书籍最多,而工程技术方面书籍较少。工程技术书著录和存目仅有100余种,主要涉及建筑、水利、交通运输等,偏颇较甚。就中国古代成就卓著的天、算、农、医四大学科而言,当时采进的重要著作,《四库》大多著录,仅有少数列入存目。如天学的《新仪象法要》、《晓庵新法》,数学的《算经十书》、《数书九章》、《测圆海镜》,农学的《齐民要术》、《陈农书》、《王祯农书》,医学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至金元四大医家的主要论著等,都已悉数收录。明代四大科学名著(《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也著录了前三种。工程技术类著录有《考工记》、《营造法式》、《武经总要》等,存目书则涉及建筑、纺织、冶铸、水利、交通运输、造船、兵器、造纸、印刷、陶瓷、制糖、酿酒、制盐等,名目不少,但数量不多。《四库》收录的一些综合类著作,亦常为科技史家所征引。如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代两项重大发明(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成果,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史上的名著。

另外,在《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方志、笔记、文集等文献中,也间有一些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情形的珍贵史料。由上可见,《四库》中的科技文献和科技史料是相当丰富的。

《四库》不仅收有当时流传的许多科技文献,更为可贵的还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一批当时罕传罕见之书。例如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在明末清初几近失传,南宋鲍遆之刻本仅存五章且是孤本,另有一部是这一残本的影抄本。著名学者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九章》及刘徽等注,使之成为全帙,并做了初步的整理与校勘。他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秦九韶的《数学九章》。中国数学史上这两大名著幸赖《四库》保存下来,重显于世,后经多次翻刻而流传至今。又如《永乐大典》收录的《熬波图》,图文并茂,是有关制盐技术的重要文献,也经《四库》著录而得以传留。(摘自《光明日报》2.10

中国清代绘画,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卷轴画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文人画呈现出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宫廷绘画在康熙、乾隆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出迥异前代院体的新风貌。民间绘画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相联系,亦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

王鉴《烟浮远岫图》

早期绘画

郑燮 《竹石图》 竹子作为独立的画种出现很早。唐、五代纯以浓墨画竹,至北宋文同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苏轼及后朝的赵孟頫、王绂等皆以此为宗,以写实为主:竹竿较粗,竹叶较细,结构比例准确。至清代郑燮为之一变,独创“板桥竹”,造型削繁就简。竹竿细挺有韧性,而叶肥如柳、桃叶,具不似之似妙,而且竹子虚心自强、劲直向上的品性,被赋予坚贞高洁的寓意。 《竹石图》修竹数枝,秀石几块,形简而意足,是板桥六十二岁的作品,‘总观全局,气势俊朗萧散,卓然不群。竹自姿致疏落,顾盼有情,石则拔地直耸,瘦硬秀拔,笔致灵动疏爽,竹浓石淡,浓淡辉映,妙趣横生。题画行款独具特色,大小、正斜、疏密、浓淡灵巧有致地排列起来,使诗书画和谐地融在一起,增强构图的形式美,并通过题跋,表露出自己的思想及创作动机。 “昔东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无竹,则留然无色矣,余作竹作石固无取于枯木也,意在画竹,则竹为主以石辅之,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渐老年兄属,乾隆甲戌重九日板桥郑燮画。”钤“七品官耳”、“丙辰进士”印。

约自顺治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承续明末董其昌衣钵的四王画派,以摹古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画抒怀,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新安派为代表。

四王画派主要指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 4人,有时亦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会地位显赫,交游广、门生多,在士大夫中影响大,其艺术旨趣又受到统法者赞赏,因此,被视为画坛正统派,影响所及,直至近现代。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笔墨功夫,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们忽视师法自然,回避现实生活,缺乏具体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单调、空洞,缺少生气和新意,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更重笔墨,主要宗法黄公望。王原祁被称为娄东派首领。王□尚能体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较多样,后世称其为虞山派首领。四王画派至清代中期,影响遍及朝野,宗娄东派的有黄鼎、唐岱、董邦达、方士庶、张宗苍、钱维城等人。属虞山派的有杨晋、李世倬、宋骏业、唐俊、蔡远、顾□等人。此外,还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锡、王廷周、王廷元、王鸣韶)等。

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区的一批遗民画家,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首,包括樊圻、高岑、邹□、吴宏、叶欣、谢荪、胡□,他们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重视师法自然,主要描写南京一带风光,揭示山川之美,抒发真切感受,广泛学习前人之长,以扎实的功力求突破成规,创立新意,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时,称誉南京的还有陈卓、王概、柳□、张风等人。

王翚《秋林图》

“四僧”是指石涛、朱耷、石□、渐江 4人。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4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他们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标新立异,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不守绳墨、独具风采的画风,振兴了当时画坛,也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其中石涛、朱耷成就最为显著。石涛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构图大胆新颖,笔墨纵肆多变,格调昂扬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重大。石□的山水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笔秃毫层层皴染,厚重而不板滞,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道人)并称“二□”。渐江的山水取法倪瓒,多绘名山大川,尤善写黄山真景,构图简洁,丘壑奇倔,干笔渴墨劲峭整饬,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静穆之致,真实地表现了名山之质。他与石涛、梅清有黄山派之称,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海阳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还有一些画派、画家各擅其能。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画结构精微,气势雄伟,为清代界画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画风,有袁氏画派之称。其他地方性流派还有罗牧的江西派、蓝孟、蓝深的武林派等。另外还有禹之鼎、王树□、谢彬、上官周等人,善画人物、肖像。周□、张穆善画龙、马,傅山、普荷、法若真、黄向坚等善画山水,均负有时名。

王原祁《华山秋色图》

中期绘画

康、雍、乾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时期,绘画上也呈现隆兴景象,北京、扬州成为绘画两大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彩。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崛起了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随着全国统一,政权巩固,皇室除了罗致一些专业画手供奉内廷外,还以变相的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宫内除了设立如意馆等机构以安置御用画家外,还用入值“南书房”的形式,以延纳学士、朝官身份的画家。有不少的学士、朝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宫廷画家,他们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统称为宫廷绘画(见清代宫廷绘画)。其内容主要有:描绘帝后、大臣、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生活画,记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人物画有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白描画法,还有吸收西法比较写实的画法;花鸟画有宗法黄筌的工笔写生和恽寿平的没骨法;山水画则多属“四王”派系,唯大写意画法则未在宫内传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崔□、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等。山水画家有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花鸟画家有蒋廷锡、邹一桂等。还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带入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宫廷绘画自嘉庆(1796~1820)以后,日趋衰微,已无可以称道的画家。

清代中期,南方商业城市扬州,富商聚集,人文荟萃,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各地画家亦纷至沓来,卖画献艺,扬州八怪就是其间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八怪”并不限于8个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性灵,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这些画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或宦途失意、被贬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贫寒、卖画为生,他们对腐败的官场、炎凉的世态、民间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会,其性格、行径也比较独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画,遂形成艺术上的“怪”。他们多取梅、兰、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为题材,以寓意手法比拟清高的人品、孤傲

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激荡难平的情愫。艺术形式上继承陈淳、徐渭、石涛、朱耷的水墨写意传统,不拘成法,泼辣奔放,自由挥洒,进一步发展了破笔泼墨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风格。“八怪”之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的写意花卉,黄慎和罗聘的人物,华□的小写意花鸟等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此一时期扬名画坛的还有镇江地区的张□、顾鹤庆创立的丹徒派(亦称京江派、镇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头画派,擅长肖像的丁皋,以花鸟、竹石见称的沈铨、诸□、张锡宁、张□等,兼长金石学的山水画家黄易、奚冈、赵之琛等。

汪士慎《镜影水月图》

晚期绘画

任颐《苏武牧羊》

自嘉、道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绘画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视为正宗的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这时已成为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人、画家纷纷聚集此地。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其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赵之谦和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有重大发展,他们继承了前人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融于绘画,以遒劲酣畅的笔力、淋漓浓郁的墨气、鲜艳强烈的色彩以及书法金石的布局,创造出气魄宏大、豪迈不羁的绘画艺术形象,兼之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为文人画开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颐是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在人物、肖像和小写意花鸟画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的格调,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颐技巧全面,变化丰富,在海派中最负盛名。虚谷以画花鸟草虫著称,善用枯笔秃锋,干墨淡彩,线条多战掣,风格清逸冷隽,独具一格。他们的绘画对近现代影响甚大。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民国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他们汲取素描、水彩画法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李鱓《芭蕉萱石图》是李鱓绘画风格成熟的作品.受徐渭、石涛影响,用笔挥洒自如,豪爽奔放,泼墨酣畅淋漓,将水与墨结合,并参以书法用笔,形成自己“水墨融成奇趣”的风格。他曾自题水墨花卉云:“八大山人长于用笔,而墨不及石涛。清湘大涤子用墨最佳,笔次之。笔与墨作合生动,妙在用水。余长于用水,而用墨用笔又不及二公甚矣。笔墨之难也。”

民间绘画

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发达,尤其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比较活跃。民间画工还组织了各种行会。主要有壁画、版画、年画等画种。壁画不如前代发达,各地寺庙、道观、宗祠、会馆留存遗迹不,但足以代表时代水平者不多。民间画像较明代有所提高,在写实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存世作品也相当多。版画创作在康、乾时期曾兴盛一时,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画,出现了许多宏帙钜制,多由著名画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贞的《耕织图》、郎世宁等外国画家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王□主绘的《南巡盛典图》以及《皇清职贡图》等。民间版画也很繁荣,由名画家绘图的木刻画像、画谱,计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王概《芥子园画传》、任熊《剑侠传》、《于越先贤像传》、《高士传》和《列仙酒牌》等。同时,在小说、戏曲等书籍的木刻插图中也有不少精品。

金农《佛像图》佛像神情安然飘逸,衣纹用笔粗犷古拙,身后背景以其独特的书法来完成。新颖的构图及劲道的笔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

清代木版年画最为兴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天津的杨柳青是北方的年画中心,初创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继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的传统。多绘喜庆吉祥题材,内容通俗,画面耐看,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属于杨柳青年画系统,注重原色,对比鲜明,风格淳朴,更适合广大农村需要。江苏苏州桃花坞是南方年画中心,产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国时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绘传统的喜庆吉祥题材的同时,还表现繁华的都市风貌。风格既有仿古的传统面貌,也有讲究透视、明暗的仿西洋画法。四川绵竹年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绪(1870~1908)年间,造型质朴、色彩艳丽。广东佛山年画始于明永乐(1404~1424)年间,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战争期间,多绘门画,销行于华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国政权也重视绘画的创作,在江

南的一些地区留有多处壁画遗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楼图》等。在年画方面则有《燕子矶》等作品传世。

绘画论著

清代绘画史论著述的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数百种之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也不下20~30

种。谈论画理、画法的理论著作,多论述元代以来的文人画,并侧重于山水画,探讨其历史发展及艺术特点。专论画法的许多著作,往往图文并茂,以图谱形式出现。最重要的画论有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运用道家和禅学的哲理语言,较系统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原理,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薰的《山静居论画》、笪重光的《画筌》、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秦祖永的《桐阴论画》等,亦为谈论画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讲述画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园画传》和后续 3集所附的《画学浅说》等,以及论及山水、梅兰竹菊、草虫花鸟、人物各科的画法。丁皋的《写真秘诀》,专谈肖像技法。邹一桂《小山画谱》,为最早的花卉画法专著。高秉《指头画说》,专论指头画。蒋松《写竹杂记》论述画竹。其他许多画跋、画诀、品评、杂论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画论的内容。

画史要籍

体例多样,既有通史、断代史,也有专史、地方史;既有按时代排列的画家传记,也有按姓氏序列、类似人名辞典的画家传。

恽寿平 《牡丹图》 这幅《牡丹图》,造型典雅,牡丹雍容华美,枝叶舒展婀娜;神情骨秀,色泽润藉,笔法俊逸,意境幽淡, —派明丽清新的感觉。秦祖永评价恽寿平的画“花卉斟酌古个,以北宋徐崇嗣为归,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为写生正派”, “比之天仙化人,不食人间烟火,列为逸品”。中国画分品第论画,以逸品为最高,可见恽氏在历代所受评价之高。

断代画史方面

为明代画家作传的有姜绍书《无声诗史》、徐沁《明画录》等。专为清代画家作传的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 450余人;冯金伯《国朝画识》和《墨香居画识》,收录清初至嘉庆时画家1800余人;蒋宝龄《墨林今话》,接《墨香居画识》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画家1286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又续《墨林今话》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330多人,为清代断代史的终篇。

专史著述

按地域论述的有鱼翼《海虞画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专录常熟地区历代画家;汪□《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程庭鹭《练山画征录》,专辑上海嘉定地区画家;陶元藻《越画见闻》,专采绍兴地区历代画家;周亮工《读画录》,载明末清初作者得与交游的画家。还有按类著述的,如胡敬《国朝院画录》,专记清代宫廷画家;汤漱玉《玉台画史》,专辑历代妇女画家;李放《八旗画录》,专辑满族画家;童翼驹《墨梅人名录》,专述历代画梅名家。按画家姓氏笔画序列的画传,以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最著名,亦开创了画家人名辞典之先例。

清代许多绘画论著与书法论著合一,同时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丛辑,《佩文斋书画谱》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书籍1844种,资料完备,体例精密,为书画史论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内府藏品的著录书比较系统齐全,乾、嘉年间奉□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三编,几乎将内府收藏辑录无遗。一些编纂者还根椐自己的笔记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随笔》、胡敬《西清札记》等。私人收藏、鉴赏家所编撰著录之书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顾复《平生壮观》、吴□《大观录》等。同时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 清代(公元1616-191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的建筑大体因袭明代传统,但也有发展和创新,建筑物更崇尚工巧华丽。

清代的都城北京城基本保持了明朝时的原状,城内共有20座高大、雄伟的城门,气势最为磅礴的是内城的正阳门。因沿用了明代的帝王宫殿,清代帝王兴建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这些园林建筑是清代建筑的精华,其中包括华美的圆明园与颐和园。

在清代建筑群实例中,群体布置与装修设计水平已达成熟。尤其是园林建筑,在结合地形或空间进行处理、变化造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建筑技艺仍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玻璃的引进使用及砖石建筑的进步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民居建筑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自由式建筑较多。

风格独特的藏传佛教建筑在这一时期兴盛。这些佛寺造型多样,打破了原有寺庙建筑传统单一的程式化处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以北京雍和宫和承德兴建的一批藏传佛教寺庙为代表。

清代晚期,中国还出现了部分中西合璧的新建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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