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如何反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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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发现儒家学说有着诸多不足之处,“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最终与儒者分道扬镳,另立门户,并发展成为与儒家同为“显学”的一大流派。 儒墨之间的斗争十分广泛,《墨子》几乎每一篇目中都有所体现,但墨与儒显示出在立场上直接对立的篇目有《非儒》、《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墨家反儒的立场最为激烈、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墨子·非儒》一篇中,从中可以了解儒墨相争的焦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墨子学说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

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发现儒家学说有着诸多不足之处,“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最终与儒者分道扬镳,另立门户,并发展成为与儒家同为“显学”的一大流派。


儒墨之间的斗争十分广泛,《墨子》几乎每一篇目中都有所体现,但墨与儒显示出在立场上直接对立的篇目有《非儒》、《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墨家反儒的立场最为激烈、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墨子·非儒》一篇中,从中可以了解儒墨相争的焦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墨子学说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从“非儒”中发展而来的。


儒墨学说在本质上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学派,是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代言者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领域的表现。通过对于墨家“非儒”立场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儒与墨分明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不同声音。


那么,墨家是如何“非儒”的呢?




反对虚假而又繁琐的“礼”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儒者有相当的“有闲”时间,从而使他们有条件、有可能且也需要从事于那些礼仪形式与礼仪理论的研究。正是由于这种职业性的需要,使得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变得越来越繁琐,从而越来越需要一个专门的智者阶层才能掌握。儒者讲究繁琐的礼仪,但具体化的礼仪形式本身往往与其教义是自相矛盾的。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通“期”);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母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墨子·非儒下》儒家的人说:“爱亲人应有差别,尊敬贤人应有等级之分”。这是说亲疏、尊卑的差异。”儒者的礼仪是这样说的:服丧的日期,如果是父母去世要服丧三年;如果是妻子和长子去世,要服丧三年;如果伯父、叔父、弟兄以及庶子去世,要服丧一年;如果是外姓亲戚及族人去世,要服丧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越亲近的人去世,服丧的时间就越多;而越疏远的,服丧的时间就越少,这样,妻子、长子和父母的丧期相同。如果以尊卑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就是把妻子和长子看作与父母一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和庶子看成是一样的。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吗?他们的父母死后,陈列尸体而不装敛,(招魂时)登屋窥井、挑开鼠穴,探察洗涤的器具,去寻求那死去的人。以为死者真的在那里面.这实在太愚蠢了。如果知道亲人已经不存在了,却一定要求这样去寻找,这不是太虚伪了吗?


“取妻身迎,祗褍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墨子·非儒下》娶妻要亲身迎娶,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新郎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像敬奉父亲一样。婚礼仪式隆重,宛如承受着祭祀大礼。颠倒了上下关系,悖逆了父母礼节,将父母降低到和妻子、儿子的地位。妻子、儿子对上侵扰侍奉双亲的礼节,倘若这样,可以说得上是孝顺吗?儒者说;“迎娶妻子,是因为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守宗庙。所以重视他们。”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着祖先的宗庙数十年,死了只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也供奉先人的祭祀,不为她服丧,而为妻子、长子服三年丧,那一定不是因为奉守祭祀的缘故。”优待妻子、长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父母双亲。”这是想厚待自己所偏爱的人,却轻视自己重要的人,这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反对无所作为的天命论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又极力主张有命论,说:“长寿、夭折、贫穷、富有、安定、危险、治理、混乱,本来都有天命,没有减损也不能增加。贫穷、显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是有定数的,人的知识和力量是不能使之有所改变的。”官吏们听信了这些话,就懈怠了自己分内的职责;普通人听信了这些话,就懈怠了自己的工作。官吏不从事治理,社会则会混乱;农事迟缓就会导致贫困。既贫困而且混乱,就(违背了)政治的根本,而儒者却以此来教化,实在是残害天下的人啊!




反对儒者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




以治丧相礼为主要事务的儒者阶层逐步脱离直接劳动者而相对独立,久而久之就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非体力劳动阶层。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和丰厚的财产,他们只能仰人鼻息,苟且生活,从而养成一种柔弱的寄生虫般的性格。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兼+鼠>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制定了许多繁缛的礼乐去迷惑人,久久地服丧虚假地哀伤却欺骗他们死去的父母。立志安于贫困却极端地倨傲自大以傲世。背弃本业而安于懈怠傲慢。对于饮食很贪婪,对于劳作很懒惰。因此经常陷入饥寒冻饿的险境,而无法避免。他们就像人中的乞丐一样,也很像偷藏食物的田鼠,像视草而食的公羊,也像跃起而食的阉猪。君子笑他,他却怒道:“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他们夏天向人家乞讨麦子和稻子,等到五谷都已收割了,跟着就有人大办丧事。甚至子孙们也都跟着前往,吃饱喝足。办完了几家丧事,也就够了。借他人的家丧来养肥自己,依仗别人的田野所获来妄自尊大。当富人家有丧事时,他们就很高兴,说道:“这是穿衣吃饭的好机会啊!”




反对儒者一味崇尚古人的作风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墨子·非儒下》儒者说:“君子必须说古代的话,穿古代的衣服,然后才合乎仁义。”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所谓古代的言语与服饰,曾经在当时都是新的。而古人却说那时的新话,穿那时的新衣,难道就不是君子吗?既然是这样,那么必须仿照穿不是君子所穿的衣服,说不是君子所说的话,然后才能符合仁义吗?”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古时的后羿制作弓,季仔制作了铠甲,奚仲制作了车子,巧垂制造了船只,若依照儒者所说的话,那么现在的皮鞋匠、软甲工、车工、木匠都是君子了,而古代的后羿、季仔、奚仲和巧垂就都是小人吗?而且凡是所遵循的,起初必定有创新的人,创新的人既然都是小人,那么所遵循的也都是小人之道了!”




反对儒者的伪君子之道




儒者直接从劳动者中脱离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不甘于那些原来的低贱职业,或期望成为政府的典礼官,或期望成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君子儒”。他们有的是余暇时间可以钻研业务,从而将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复杂化、理论化,无意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他们的职业性质也由原来单纯地为人们治理丧葬事务而扩大范围,举凡军国典礼、重大仪式,以至民间的各种带有文化意味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久而久之,他们便因这种文化的提升而改变其社会地位,也由于他们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拥有文化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地位便极为特殊。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与?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打仗,战胜后不再追那些败逃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见敌车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倘若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互告知,没有理由的依从有理由的,不知道的依从知道的。说不出理由的必定被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会依从,有什么理由要相互敌对呢?如果双方都是暴虐的人相争,战胜方不追逐败逃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敌人的车子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即使这些都做到了,也不能做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人除掉他们,发动民众诛伐暴虐,如果在战胜的时候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逐逃跑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敌人的车子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这样的话,暴乱的人就可以活命,天下的害不能除掉,这是残害众人父母,深重地破坏社会,不义的行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像一口钟,敲打它就响,不敲它就不响。”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凡是仁人,侍奉君上竭尽忠诚,侍奉双亲务必孝顺;见到善就赞扬,看到有过错的就谏阻,这才是为人臣之道啊!现在要是敲他才响,不敲打就不响,隐藏自己的智谋,懒于用力,安静冷淡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即使是有关国家、双亲的大利,也不问不言。如果将发生大乱,盗贼将至,就好比一种安排好的机关将要发动似的,这时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即使其君亲都在,也不问不言,这实际上大乱的祸根啊!以这种态度作为人臣就是不忠,为人子则是不孝,事兄即不恭顺,待人即不正直善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到朝廷上,看到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如果无利可图,就高拱双手向下瞧,隐藏之深好象饭塞在嘴里一样,还说:‘这个我还不曾学过啊!’君上急于用他时,他却走得远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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