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猎取天骄驰卫霍,笑谈功过唱秋风—漫谈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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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五年四月(公元前106年),汉武帝颁布了简短大气、踌躇满志的《求茂才异等诏》,开篇便是千古流传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一代雄主汉武帝,自有非常之功,自更是非常之人!

那便让我们回到那段金戈铁马、朔风劲吹、追亡逐北、文采斐然、剧烈变革的华丽时代。

汉武帝是非常之人—即便是从他的出生来看也是如此。

在入宫成为后妃之前,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原来已经嫁做他人妇,并育有一女。后因为西汉时期我国占卜业很发达,他外婆在为女儿卜算时得知她是大富大贵的命。

哪里最能给人大富大贵,无疑是天字第一号的皇家了。

这位很有决断力的老太太马上把女儿从女婿家抢了回来,并想方设法送进了皇宫。

这样的故事今天听来匪夷所思,也只有在煌煌气度的大汉王朝才会发生吧。

尽管刘彻在他外婆的强力干涉推动下,得以有幸来到这个世界。但他似乎还是离皇位很遥远,这主要是当时皇帝虽是他老爸汉景帝,可许多大事的决定权掌握在他奶奶窦太后手里。写到这里,发现汉武帝成为一代英主雄主是有理由的—他的奶奶外婆都是强势人物啊。

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所以太后有很大的权威。一般父母都爱小儿子,窦太后也是如此。疼爱儿子,自然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皇家最好的东西就是沉甸甸的皇冠,所以窦太后希望立梁王刘武为皇太弟,等大儿子百年之后,小儿子也一享人主的尊荣。

可毕竟父子相传才是继承的正统,所以在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下,窦太后的这个心愿最终不了了之。

虽然叔叔的威胁去了,可刘彻离皇位还是很远。因为祖宗家法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尽管当时的薄皇后没有儿子,可是刘彻的哥哥一大堆,他根本就排不上号。

好在这时刘彻这个注定要大富大贵的母亲是个聪明人,跟他那很有影响力的姑姑馆陶长公主把关系调理得热乎了。他姑姑之所以影响力大,主要是他奶奶窦太后寂寞。一个眼睛不好使的老婆婆,大儿子当皇帝整天是批不完的奏章,理不完的国事,所以来陪她的时间很少。心爱的小儿子又远在梁国,不能时时承欢膝下。所以平时能来陪伴宽慰她的就是这个女儿了。而当时窦太后又是左右朝政的人物,自然馆陶公主的影响力就非常之大。

馆陶公主虽一时风光无限,但她也知道要保富贵长久,就不能只盯着眼下的老母亲和皇帝,因为他们迟早要到太庙里去陪伴祖宗的。所以她把眼光放到了后汉景帝时代—找一个对自己亲热的侄子做皇帝不就是了。

刘彻的母亲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一个“金屋藏娇”的婚姻承诺取得了馆陶公主的支持。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刘彻之所以能够立为皇太子,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的聪慧俊朗。汉景帝也是一代明君,自然不会把好端端一座秀美江山交给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刘彻继位之后,他奶奶还健康着,不过地位变得更高。从太后升格成了太皇太后,对朝政的话语权也更重了。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汉武帝刚即位时,准备大刀阔斧的干一场。可理念和老太太和朝中大臣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还差点因此把皇位给弄丢了。所以即使如刘彻这般雄武的君王,也一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以后他就学起了韬光养晦,毕竟他还很年轻,熬得起。

许多年以后,汉武帝也要龙驭上宾的时候。因为他确立的接班人年纪小,加上他自己即位后窝囊的过了五六年,他父亲汉景帝一生也在窦太后的阴影下,所以他决定不再把这样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儿子。他的办法很决绝,那就是让帝国的继承者无尽孝的对象,可以说他为了儿子,当了一个大大的恶人。

虽然残忍了一点,但效果还不错。所以后来一些王朝或皇帝都会参考着用这一招防“母壮子弱”,后宫干政的的情况出现。最忠实的拥趸当属北魏王朝,直到魏孝文帝才废了这个残忍的政策。

六年之后,太皇太后归天,汉武帝正式亲政,终于可以一展自己的雄才伟略。

谈论汉武帝,首先使人想到的可能是在他的领导下,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人奋刀兵之烈,封狼居胥,扬威大漠的赫赫武功和豪情壮志!

自高祖白登山之围后,汉统治者认识到短时期内很难解决匈奴入寇的问题。很简单,一是国力疲弱,二是民心厌战,三是汉军以步兵为主,缺乏骑兵。所以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的七十年里,汉朝基本上实行的是睦邻和亲的政策。虽然高祖以后的文景二帝也是一世之英主,可在匈奴强大的战争能力面前都只能徒自嗟叹而已。

与和亲政策相适应的是汉初一直是以黄老思想为治国的基本方针,主张清静无为,不滋民不扰民,大力加强国力建设。窦太后就是这一治国方针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清静无为也罢,和亲政策也好,汉家朝堂内外对于匈奴的长远方针一直都是坚定的,那就是终将以战争的方式解决这个心头大患。汉初历代皇帝都在为这一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努力着,他们爱惜民力,勤俭建国,畜养军马,整顿军队,都在静悄悄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汉武帝是幸运的,他等到了这一天,他开启了这一页新的历史。

无论是国库里的铜钱,还是仓廪中的米粟,或是养马场的战马,汉武帝的先辈们都已经给他准备妥当。当然,这些东西只是提供了物质上保证。

对于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来说,他不缺乏战争的斗志和意志,最为需要的是一支足以横绝四海、求战欲望强烈的貔貅之伍和一批叱咤风云、扫清沙漠的将帅。

军队可以培养锻炼,但统军之才就只能靠发现。有时我们必须承认,领军打仗的能力是需要天分的,有些人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也是经历战阵无数,可照样打不出一个样子来。而有一些人即使在家里看看书,下下棋,连盔甲刀剑都没摸过,照样在沙场上扬名立万,如我们熟悉的陈庆之范仲淹、虞允文、于谦等。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君主!

伟大的战争,需要伟大的统帅!

非常之君,自有非常之臣!

古今中外,一代君主要有所作为,基本的功夫就是眼光独到,有识人之明。你连忠奸贤愚都辨不清,估计别的事情都不用做了。汉武帝就有乃祖高帝之风,既有识人之明,又有容人雅量,且为人豁达大度,基本上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也是终汉武一朝将星云集,名臣迭出的最根本之理。

历史上汉武帝因为多年征战,以及对以匈奴为主要对象的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受到诸多诟病,许多人对此评价是:穷兵黩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汉王朝对付匈奴,是应该和亲或修长城好呢,还是战而胜之,争取其臣服好呢?

首先,个人觉得应该以和亲政策维持汉王朝和匈奴关系的人,不过是一群迂腐之人罢了。两国间的冲突与利益,又真正是送几个女人能够解决得了的。事实上,在汉匈和亲的几十年间,两国间的边境冲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匈奴破坏和平政策的行为可说屡见不鲜。从高帝到文帝,即使如吕后和窦后等女流之辈,也深以为必须以战争手段解决匈奴问题;

其次,匈奴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定了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问题。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是逐草而居,行踪不定。游牧的经济方式决定其靠天吃饭、没有积累,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差。这样的现状决定了他们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和亲能解决这样一个民族的根本威胁?

第三,历史的事实表明,匈奴和蒙古一样是最难驯服同化的民族。这个民族前前后后威胁中原政权达六百年之久,最后在他已经被汉民族征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还把西晋给灭了。由此可见匈奴之强悍,一日不除,对中原之野心便是一日不死;

第四,修长城更是腐儒之见了,看秦之前各国,秦之后历代有通过修长城解决边事的成功例子吗?没有!修长城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就如一个牧羊人,他要保住他的羊,把羊圈修整得再牢靠也没用,长远的唯一的法子是去把狼消灭掉,或者把狼驯成家狗;

第五,那么我们的学者们又会提出来,可以学习康熙的来一个汉匈结盟嘛。后来康熙之所以能够用满蒙结盟解决蒙古问题,那是满洲人先把蒙古人打趴下了,并通过八旗制度牢牢的将蒙古各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满蒙两个少数民族都来自北方,都是游牧游猎性质的民族,习性比较相近,这些都是关键的因素,他们是合伙来统治汉人。汉人是农耕民族,匈奴是游牧民族,能够凑到一块吗?两个国家联盟,一起去西域抢劫是吧,呵呵。

第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就是,评价一个帝王或者一个时代,他所取得的武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也许君王的开疆拓土有时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但更多还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版图辽阔,四夷宾服,这不也是每一个国家追求的梦想吗?

第七,最为根本的是,汉王朝抗击匈奴是一场彻底的反侵略战争,一场正义伟大的战争。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子民都保护不了,连自己的领土都捍卫不了,那这样的国家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等待侵略者的掠夺吗?抗击匈奴的战争打出了汉王朝的国威,打出了华夏民族的军威,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谈论一个历史事件和问题,应该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如果总是以今天的状况思考过去的问题,必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好,既然结论是打,那就认识统一了—汉武帝及其智囊就是这么认为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解决什么时候打,怎么打,谁去打的问题。

首先,什么时候开始战争是有学问的,尤其是和一个那样强大的、生长在马背上的、嗜好战争的民族开战。

所以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要开战,首先后勤工作要解决,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点没问题,由于七十年来的发展积累,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汉帝国已经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战备环境;

第二,军队的训练情况怎么样。你总不能拉一支松松垮垮的少爷兵去和“上帝之鞭”作战吧。经过汉初几代帝王的重视,加上北方南方的战事不断,汉朝军队的战斗力是有一定保证的。而且军队的战斗力都是打出来的,你不出去打,怎么知道自己和对手的水平如何,差距在哪里?

第三,最高统帅部的战斗意志。这很重要,如果最高统帅战争意识不坚决,求战情绪不强烈,那么这样的战争很可能最后也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因为和匈奴这样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大的民族作战,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坚刚不可夺志的品质;

第四,国内臣民对战争的态度。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已经执行七十年了,这样一项重大的国策显然已经具有很大的惯性,如果贸然改变,必然会激起各方的强烈的反对。事实上,汉武帝刚开始决定对匈奴作战时,朝中多数大臣是反对的。这需要君王钢铁般的意志和良好的沟通手段,把朝堂里的各种力量团结到打击匈奴这面旗帜下来。其实,这也反映了臣子和君主之间的差异或者是矛盾,臣子可能更加注重眼前利益,而君王作为最高统治者,他自然更关注的是帝国的长远利益。

其次,怎么打就是个战略战术的问题,主要包含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是用骑兵打,还是用步兵打,这是兵种选择的问题;

第二,是跑到匈奴的沙漠里去打,还是守在家里等匈奴送上门来打,这是主动和被动的问题;

第三,是汉王朝单独和匈奴打,还是联合别的国家一起打,这是合纵连横的问题;

第四,是立足长远打,还是只准备逞一时之功,这是持久战和有限战的问题;

最后,派谁去打就是选帅遣将的问题。

总的来说,上面的一系列大的问题,很多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有了好的基础,或者在汉武帝手里面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主要是因为:

首先,在抗击匈奴问题上,汉武帝自己是一个坚决彻底的“鹰派” 君王,也就是说国家的战争意志不可动摇;

其次,国家的物质积累和军队建设已经可以支持一场大规模,时间持续比较久的战争;

第三,汉武帝在登基不久就遣张骞通西域,了解了那边的情况,找到了抗击匈奴的盟友,也为汉民族后来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

第四,通过战争的锻炼,汉王朝逐步掌握了有效对付匈奴特点的作战方法,并在战与火的锤炼中造就了一批颇有作为的统军将帅;

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

终汉武帝一朝的战事,沉重的打击了匈奴侵略势力,扩大了中原国家的版图,沟通了各民族之间的感情,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在这场战争中,涌现了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将名帅。正是他们的骁勇善战和指挥若定,打出了我们汉家的气魄,塑造了汉人的军魂,为后世万代千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尤其是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永远都激励着后世的华夏儿女们为了祖国的安宁,民族的荣辱效命疆场,马革裹尸。

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汉武帝后期,他的一些对外征服行为失去了控制。战事频繁,必然给老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而且一些战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汉武帝遣李广利征大宛的战争就完全没有必要,结果必然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十数万将士埋骨他乡,只是为了几匹马。而这几匹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得之无所益,失之无所弊。这也是后世当政者应该引以为戒的地方。

但就汉武帝一生的武功来说,主流毕竟是正面积极的,它打出了汉民族的自信和尊严,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虽然有好大喜功的表现,也是瑕不掩瑜。而且汉武帝晚年也较为充分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深自罪责,这种勇气和精神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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