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尧舜”金世宗的法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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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文化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超越,通过对封建帝王典范金世宗法制思想的分析,主张借鉴并吸收其立法治国、公平正义、廉政治吏等闪烁着现代民(百度)主法治思想光辉的精华部份以及用它主导并治理国家,在客观上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历史经验和现代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主治。


关键词:立法治国 公平正义 廉政治吏、金世宗法治思想


在我国的金朝,曾出现过一个像古代那样的帝王典范,他执政期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官吏不敢随意加重或减轻对人犯的处罚,形成了“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的法制清平局面。这个有“小舜”美誉的封建皇帝,叫完颜雍(公元1123—1189年),本名乌禄,即位后更名雍,女真族人,金太祖孙,完颜宗辅之子。正隆六年(1161年)十月,完颜雍在辽阳称帝,改元大定,成为金朝的第五代皇帝,史称金世宗。根据《金史.刑法志》的记载,分析他的法制思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重立法,力主法律“当用中典”


在完颜雍看来,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发挥法律的作用,就必须重视国家的立法工作。法律对社会的调整,是从立法开始的;立法的内容、质量如何,又直接影响到法律作用发挥的程度。有鉴于此,完颜雍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原则。


制定符合“中典”标准的法律。完颜雍的看法是,朝廷的法律、制度“当用中典”。所谓“中典”,即刑罚适中,无过宽、过严之弊。完颜雍指出,法律过于宽纵,人们就不会畏法律,因而轻易违法;法律过于严苛,那么稍有小过的人也可能会身陷囹圄——这些都不是治国的良方。完颜雍以历史上的事例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梁武帝讲“宽慈”,导致朝纲不振,国威不存;宋朝好“严苛”(宋仁宗“凌迟”刑首开先例,宋神宗后成为常用刑),使得民怨沸腾,臣生二心。因此,只有在制定法律时规定适中的处罚,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完颜雍还对所谓“宽政”进行了解释,他指出:“赏罚不滥,即是宽政”,这就是说,赏必有功,罚必有罪;赏不滥施,罚不妄加,就是符合“中典”标准的“宽政”。


在立法程序上反映民意。完颜雍认为即使、舜那样的圣人,也要兼听兼信,广泛征询臣民的意见,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决不能“专任独见”,自以为是,立法时更应当如此。对于正隆(金废帝完颜亮)“多任己意”制定的法律——《续降制书》,完颜雍多次予以批评,认为它不是民心的体现,而是暴君强奸民意的产物。


法律条文表述,忌晦涩难懂。完颜雍认为,法律的实施,关键在于人们自觉遵守;而人们是否能够自觉守法,又与法律的文字通俗程度有关,连法律条文都看不懂的人,又怎么能够要求他们自觉依法办事呢?为此,他要求立法官吏在制定法律时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法律条文,使人明白。大定二十八年,原金国法律中有些不容易使人看懂的词句,完颜雍下令有关官吏“删修明白,使人易晓之。”


二、通过改革“八议”制度体现法律的公平性


“八议”是封建刑律对于八种权贵人物在法律上给予特殊照顾的制度。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勒、议宾。上述八种人犯罪,可以得到法律上的优待和减免。


金朝中期,封建制度虽已基本确立,但女真贵族的势力还很大。他们倚仗自己手中的军事权力和与皇族的血缘关系、姻亲关系,贪赃纳贿,无视法纪,严重损害了中央集权制度。这些权贵人物犯法,却又往往因“八议”而豁免罪责,这就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完颜雍认为,“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法律就象一架天平那样,公正地称量人们的是非曲直。如果法律因人而异,亲疏有别,那么,法律只不过是为官僚贵族逃避制裁或减轻罪责大开方便之门的“特权宣言书”,人类的一切公平与正义的观念,在这样的法律面前都将毫无意义。为此,他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确立了改制的两个重要命题或理由:一是“夫法律历代损益而为之。”即法律是通过各个朝代的不断修正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处于一种不停变化状态中,各个朝代都会有以前社会中没有过的新问题,如果囿于旧法,恰守祖宗成训,行必唐虞,言必周孔,那样就无法解决当今面临的社会问题,法律自然也就成了一纸具文;二是“法弊则当更张”。在完颜雍看来,法律如果“乖违本意”,偏轻偏重,则应大胆进行修正。“八议”制度也是如此,既然这一制度的实际后果是纵容贵族犯法,那么,对它进行必要的减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基于这样的思想,完颜雍便着手对为金科玉律的“八议”制度进行了有效改革,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贵族豪强的特权。


对“八议”制度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限制皇后一族“议亲”的权利。完颜雍认为,外戚与宗族不同,外戚权重,则往往会导致改朝换代的后果,如王莽篡权就是如此。为了限制外戚权力以使其不致危及宗室,大定二十六年,经完颜雍裁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不再享有“议亲”以减罪、免罪的权利。


二是缩小宗室“议亲”的范围。宗室虽为皇族一脉,但特权太多,也不利于封建统治,许多骄臣悍将也往往凭借宗室的地位而肆意妄为。为此,完颜雍宣布“与皇家无服者”暂不入议,排除了皇帝五服以外的一切亲戚的“议亲”的资格。


三是明确“议贤”的条件。“议贤”按唐宋以来的法律解释,指的是“有大德行”的人,也就是“贤人君子,言行可为法则者。”但完颜雍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是贤人君子,就不会堕落到犯罪的地步;如果已经有犯罪行为,这样的人根本算不上“贤人君子”,为此,完颜雍提出了适用“议贤”的两种情况:一是因为他人犯罪而牵连获罪的;二是因公事获罪而非追求私欲的。至于犯“私罪”者,不在“议贤”的范围之内。


三、强化廉政,整肃吏治


完颜雍对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予以严惩的制度。大定二十三年,有一个叫及秃里的官员索取了部下的财物,被完颜雍知道了,在查实后,立即下旨命令予以严惩,并指出,强取部属的财物,与偷盗行为没有两样。不仅如此,对于官吏接受馈献或参与赌博的,完颜雍也坚决制止。例如,大定八年,特别制定了《品官犯赌博法》,规定对赌博获赃款不满五十贯的,处以杖责打,动真格。完颜雍解释这个法令说,杖本来是用来惩罚小人的,官吏赌博是没有廉耻的表现,既然他们不知自重,那就只好用惩处小人的手段来惩罚这些官员。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贪赃枉法的现象,完颜雍还规定,凡犯赃罪的官员,不能再重新做官。他认为,这些人再去做官的话,必然会加倍掠夺百姓的财产,所以,完颜雍多次强调严禁将“赃污之官”起而复用。大定七年规定,犯赃罪的官员,即使得到了国家的大赦,如果没有皇帝特别许可的,也不准复职;大定十二年,要求尚书省立即将复职的“赃污之官”予以免职;大定十八年,完颜雍又下旨令,规定官员先后两次犯赃罪的,不论赃款多少,一律撤去所有官职和爵位。为打击贪赃枉法的官吏,完颜雍还制定了《职官犯赃同职相纠察法》,规定职官犯赃罪的,其同职官僚应当向朝廷告发;如果知情不报的,则按共同犯罪来处理。


完颜雍多次下诏,规定明确了监察官吏的任免、职责以及奖罚等问题。大定二年,完颜雍下旨御史台,指出:自朝廷三公以下官吏的“善恶邪正”,御史台及监察官员都应仔细考察;如果纠弹的仅是一些小事而忽略了更大的违法犯罪行为,朝廷将予以处罚。大定十九年,规定:监察官员明知官吏有违法犯罪行为而不向朝廷举报的,对监察官减犯人罪一等定罪量刑。至于本人亲属有关的案件,要求监察官员回避。在监察官员的奖罚方面,完颜雍规定,称职的予以升迁;不称职的,有大过者定罪,给予刑事处罚;有小过的,提出批评,责令改过。


完颜雍指出:“答捶之下,何求不得?”官吏在办案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这种徇私枉法的行为,不但侵害囚犯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有损朝庭的形象,他认为应该严禁。大定十七年,完颜雍还就审讯问题专门发布诏令,规定一切诉讼文书,都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于那些不应囚禁的囚徒,应当释放他们。这些规定,对于防止酷吏害民,保护被告人的正当合法权益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完颜雍的吏治思想,在封建吏治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其积极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由于贪污腐化、刑讯逼供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伴生物,又因为金朝贵族阶层日益腐败,所以,他的吏治思想是难以得到充分实现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完颇雍法律上的建树,历史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认为近代以来,君主听讼断案而又能合乎道义标准的,很少有几个比得上完颜雍。像完颜雍这样的“圣人之治”,依然是一人之治,治国方略来自他个人的内心以及“赏罚从君心出”,是“以心裁轻重”,结果必然造成“同功殊赏”和“同罪殊罚”(《韩非子.六反》)的不良后果,所以在他的法制思想中所包含的专制主义、宗法思想等带有明显封建糟粕的东西应该抛弃。然而,就完颜雍法制观念中立法治国、公平正义、廉政治吏等闪烁着现代民(百度)主法治思想光辉的精华部分以及客观上给国家带来的强盛结果,对于今天的立法、执法者们来说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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