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中国古代男女真的授受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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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偏见:中国古代男女真的授受不亲吗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互不通名。”——这段出自《女论语》上的话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纸上写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了的。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误区——


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圆球的两半,按照***的教义,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出来的尤物。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女人也同样不能离开男人,因此,他们的男女之防并不大。中国神话系统中造人的“上帝”是位女性(女娲),她“抟土为人”,取阴阳之理,以分男女,男女繁衍,以成氏族,进而有家国、社稷,最早时也不讲求男女之大防。


孔夫子删定诗、书、礼、乐、春秋,孟夫子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后世的一些读书不求甚解或者怀有另种目的的人因之大做文章,认为从孔夫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就连一句话都不说,这真有些可笑。


孔子杨贵妃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段话中的南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她“把持着当日卫国的政治,而且有不正当的行为,名声不好”(大学者杨柏峻语),这样一位女子,孔子还去见她,这除了说明孔子和耶稣基督一样,怀有一颗大仁大义、普渡众生之心以外,还可以说明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是不避男女之嫌的。


关于“子见南子”,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曾有过详细而又生动的描写。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悦),孔子矢子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告诉我们:“子见南子”实际上是“南子见子(孔子)”——南子要求见孔子(文中的“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称),南子与孔子实际上见了不止一次面(起码两次),最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南子并不觉得男女之间见面有什么不好,反倒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她要“招遥市过之”——招遥过市。


这个时候还是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礼制还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条史料不足为据,那么,我们不妨再引几条汉朝的例子。


我们知道,汉朝自叔孙通裁定礼仪规犯之后,可谓百礼俱备,但这个时候男女相见之事例却屡见于史书。


《汉书》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西汉第八任皇帝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守祖制,放荡不羁,在为其前任皇帝服丧期间,斗鸡玩狗搞女人,因而被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官封博陆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视。为了使汉高祖刘邦开创的基业不至于毁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里,霍光决定奏请皇太后,废掉刘贺,改立新主。


在封建社会,废立之事可谓充满凶险,一旦失败,那就是犯了“谋反”、“犯上作乱”之罪,脑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虽然当时在朝里极富威望,但也觉得单凭一己之力,有些难以胜任,必须得找几个帮手。


这些帮手找谁好呢?思来想去,霍光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名敞,时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又不便于亲自去和杨敞商谈废立之事,于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时任大司农之职的田延年去杨府游说。


到了杨府以后,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废立之事说了出来,杨敞一听,心里十分紧张,“惧不知所云”。田延年一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杨敞的夫人是一位识时务的女子,她见丈夫已经听闻了废立大事,现在态度暧昧,恐怕不久大祸就要临身,心中十分恐慌,于是立即说服杨敞,她说:“废立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大将军霍光派大司农来告诉你,这是别有一番深意的。相公您若是不与大将军同心同德,反倒犹豫不决的话,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您!”杨敞因为曾经给霍光当过大将军幕府司马,深知霍光的脾气,觉得妻子说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过早表态。杨敞的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面。“延年从更衣(处)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令”(《汉书·杨敞传》)——与田延年两个人一起研讨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无独有偶,班固在《汉书》中还提到另外一些上流社会非婚、非亲男女之间交往不避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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