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德国的王安娜:八路军中第1个外国女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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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有一位德国姑娘,名叫安娜利泽,曾是柏林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生,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年在德国,她为了抵制希特勒法西斯统治,多方活动,开展斗争,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监牢之苦并没削弱她那反法西斯的斗志。她被营救出狱之后,便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改名王安娜,并继续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天,在重庆,王炳南通知王安娜说:“周恩来请你去见他,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你去办。你刚从香港回来,也没好好休息。看来,你没有时间休息了。”


王安娜听王炳南说有新任务,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感到自己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还有一定位置,非常高兴。但不知这件要办的事情是南下,还是北上。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她自我感觉都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是南下,她已受命去过印支,去过香港,还去过南线搞联络、搞运输。这些任务对她说来,早已驾轻就熟;如果是北上,到华北前线,那更不难,她既有去长沙、南昌前线的经验,又有去延安的经历,可以说,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挠不了她去完成任务。


她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出迎,并把王炳南夫妇领到了他的住房,还招待他们喝茶、吃花生。气氛虽然比较轻松,但王安娜仍急着要知道周恩来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她去办。


周恩来对王安娜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只能由她去办。也只有她有条件把这件事办好:“请你前往贵阳去一趟,去接收一批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同时还要和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一下今后的合作问题。”


王安娜立即表示:“这一任务我一定会办好的。接收和运输这类物资我已办了好多次,已摸到了一些头绪。南部边防的海关和边卡我也都熟悉了,办起事来,都比较容易。至于和林可胜博士商谈今后的合作问题,我认为更为方便。林可胜博士和他的秘书都和我很熟。我和他们的关系是孙夫人(宋庆龄)给我建立起来的。这次让林博士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极为容易。我去一说就行了。况且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也是红十字会会长应该做的事,也有他们的需要。”周恩来频频点头,很欣赏王安娜办事的爽快劲,说的话也在理,正要说什么,只听王安娜又接着补充说:“我是‘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的代表。我正要找机会向林博士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巧得很,机会来了。”周恩来很高兴看到一个德国人对我军、我党的工作这么投入,连忙表示相信此次贵州之行,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而且还可以一举两得。接着他还说,让王安娜只身一人,走南闯北,为我们工作,实在有些不安,还不知在沿途上会有什么困难。


在提到沿路有无困难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说:


“我会让八路军办事处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同时,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有这样的身份,路上即使有人要检查证件,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


“感谢周恩来先生考虑得如此周到。我会很珍视这一张去贵州的通行证。”王安娜并非有意强调此证专为去贵州之用。


“不,不只是去贵州可用,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去华北前线,也会有帮助的。”


“我很高兴。这种幸运,别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一定要认真地去完成任务,不会辜负周先生的期望。”


王安娜说着便和王炳南一起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即投入行军前的准备工作。


王安娜在出发前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一个八路军少校军官的军用通行证。


许多人都认为办理这个通行证,是组织上对她的关照,也是她应该获得的待遇。然而,王安娜却不完全这样看。她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关怀,感谢组织上给她办理了军用通行证,但她本人对证件这类东西,从来就不当回事,可有可无。她的办事哲学是靠本事,而不靠依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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