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儒家革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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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人,对于当时世界的了解是非常贫乏的。清朝的道光皇帝经历了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了很长时间,依然对英国所知甚少,甚至还有很多以讹传讹的误解。例如,有人告诉道光皇帝英国人水战厉害,但是陆战肯定不行,因为英国人的膝盖不会打弯,陆地行走不方便。道光皇帝听到这个说法后,恍然大悟,终于解开了心中一个久远的疑团。当年道光皇帝的爷爷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的时候,曾经因为是否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中英双方有过争执。直到道光皇帝似乎才真正解开这个疑团。道光皇帝得知英国人膝盖不能打弯后说:怪不得他们当年不愿向我爷爷下跪。

当道光皇帝得知台湾抓获了几个英国俘虏的时候,亲自拟写了审讯问题清单。道光立即要求台湾地方官员通过审讯英国俘虏,查清几个问题:英国有多大?人口有多少?距离中国有多远?与哪些国家接壤?通过陆地交通,英国可否到达中国的新疆。结果,审讯者得知英国是一个岛国,与谁都不接壤。审讯者还给了道光皇帝一个意外收获:英国国王是一个女人。道光皇帝再次感叹:怪不得英国人这么小气,小心眼,原来是女人当朝掌权,牝鸡司晨。

然而,与道光皇帝以及当时很多中国人截然相反的是,林则徐自接受钦差大臣的任命前往广州禁烟之时,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了解英国这个对手。他想到了要给英国女王送一个正式照会,他还开始寻找关于世界的地图、地理书以及外文书籍,包括英国人编的中英字典。林则徐不顾国内某些人关于“汉奸”的言论,任命一批与洋人打过交道,或者了解洋人的人帮助自己。翻译外国人的书,了解鸦片产地的情形,了解欧洲人普遍遵守的“国际法”。1836年在英国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很快就被林则徐组织人翻译出来,中文书名《四洲志》,其时间差,即便在今天也算很短了。除此之外,林则徐还组织人翻译了国外很多舰船、火炮方面的资料。因此,后人将林则徐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是一个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人,以儒家精神为自己一生的行为准则。当某些人认为是儒家思想的因循守旧导致中国的落后和失败时,我们不得不问,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林则徐为何会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所体现的了解世界、变革现实的精神是哪里来的?它是一种偶然吗?如果我们对儒家学说有一点了解,并排除偏见,抱一种客观的态度,就会知道,林则徐所体现的精神并非偶然,而是儒家学说早已明确的内在原则。

在儒家学说中,商汤周武都是古代贤君,是儒家树立的榜样。但是,面对商汤周武,有一个问题很长时间都一直被人用来指责和刁难儒家:商汤本为夏朝属臣,周武本为商朝旧臣,那么,商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周武打败商朝建立周朝,难道不是为臣者不忠君,难道不是犯上作乱吗?这与儒家倡导的“忠君”不是非常矛盾吗?对于儒家学说的这种责问,促使儒家学说形成了一个精神内核,这就是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帝王制度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在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方式替代它之前,儒家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然而,正是儒家给帝王制度加上了一个紧箍咒:天意。如果帝王所作所为违背“天意”,它将失去合法性,人民就可以推翻它。“天意”在古代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按照今天人们的理解,“天意”中同样包含现代民主意识,“天意”在某些时候就是“民意”,这是不可否认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都有儒家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成为改天换地的重要力量。在每一个政治清明时代,都有魏征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时刻怀有“载舟覆舟”的忧患意识。

因此,林则徐所体现出的开放、变革观念,并不是一个异类,而是儒家学说本身就具有的内在精神。即便在林则徐遭受不公正对待后,清朝还有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要求尽快实行变革。林则徐之后不久,魏源整理出版《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以甲兵止甲兵”,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性。严复很快就理解了西方近代文明的要害,借达尔文进化论,他在《天演论》一书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开始系统翻译和介绍西方最新的学术思想,等等。换句话说,如果林则徐等儒家知识分子当年意识到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并着力开放和变革的思想能够迅速成为中国全社会的普遍意识,中国的近代史也许就会改写。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几代儒家知识分子开放、变革的努力?

面对英国人的蛮横,道光皇帝耍了一个小心眼,他将林则徐流放新疆,做了向英国人委曲求全的替罪羊。这一举动给全中国做出了一个榜样:要求开放和变革的林则徐是什么下场。道光皇帝的小心眼,主要来自帝王制度的保守和顽固。清朝由于满族将皇权看成是自己小集团的所有物,使得这种对权力的所有权以及安全顾虑更甚于以往各朝。年轻的光绪皇帝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不变肯定死,变可能伤害满族的皇权利益,但他还是决心要变。然而,在满族皇权小集团利益的打击下,光绪被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变革还是夭折了。从儒家一贯崇尚商汤周武的传统,我们可以知道,当天意或民意已经昭然若揭,儒家并不惧怕改朝换代,谭嗣同就是一个例子。清朝末期,儒家知识分子变革努力的失败,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帝王制度由于满族小集团的因素,过于顽固,这是儒家变革者没有充分预料到的。第二,变革之后是再炒一遍冷饭,还是彻底重起炉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经给出了答案。

儒家思想确实在很长时期与帝王制度结合在一起,但是,帝王制度并非儒家的核心。帝王制度、权谋之术,来自法家理论。也正是因为儒家与帝王制度的不完全合拍,才会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只是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权力制度状况下,与其达成一种合作,这种合作曾经造就了中国古代的辉煌。很多人指出儒家学说的某些弊端,有些确实是时代局限造成的,例如男尊女卑,有些其实是与帝王制度合作带来的次要产物,这里不再细细探讨。当这种合作难以继续的时候,当帝王制度已表现出完全不适合现代要求的时候,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抛弃帝王制度的果敢,甚至超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公天下”,儒家学说从不缺乏开放和变革的力量。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儒家所缺乏的,是在新形势下落实“公天下”原则的具体手段。而儒家学说重视教育、重视学习的悠久传统,正是弥补这一欠缺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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