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菡文化之十三 隋朝文化(网络资料转载搜集)

隋朝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朝代。由于长江流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补充,出现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隋朝虽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却是值得重视的。




一 佛 道 儒 三 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汉族士人传统的礼教,佛、道与儒性质有别,但统治阶级利用佛、道、儒从各个方面来影响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义,因之,自南北朝以来,统称为三教。




甲 佛 教




周武帝灭佛后,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执周政,进一步恢复佛、道二教,令旧时沙门、道士重新入寺观传教。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他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又置翻经馆,连隋文帝时所译,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阶段,隋是这一阶段的开始。关于隋朝的佛教哲学和艺术,将和唐朝佛教合并叙述,这里只说佛书翻译从初期到成熟期的经过。


通过佛书的翻译,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书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哲学。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




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隋、唐两朝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翻译退居次要地位。显然,翻译西方各种不同学说的经典,正为中国佛教创立宗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质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相联系的。在初期,采取直译法;在成熟期,采取意译法。隋时释彦琮总结了翻译经验,明确地指出翻译的基本规律,直到今天,看来还是值得译家重视的规律。




直 译 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竺法兰(二人都是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用典雅的文辞总摄佛学要旨,当是佛教徒的一种著述,托名翻译,并非实有原本。


外国僧人来中国,首先要学汉人语言,这已是很难的事,学汉人文字当然更困难。因此,开始传教,只能口说一些大意,不能译成文字。后来佛教信徒渐多,有人学习外国语言,这样,译经成为可能了。汉桓帝时,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人)来洛阳,前后二十多年,译出三十余部经。译法是安清口说,汉人严浮调笔录。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与安清同时有支谶(月支国人),也在洛阳译经。支谶口说,汉人孟福笔录,所出经十部,被称为深得本旨,不加文饰。安清、支谶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严浮调、孟福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助手。他们首创了弃文存质(本旨),保存经意,照原本直译的方法,因而为后来译家所遵守,一人口说,一人笔录,也成为译经的定式。


三国时期,孙吴兴佛教,支谦、康僧会在吴国译经,力求汉化,文辞美巧,固然纠正了前人出经的朴质,但也失去了译书务求信实的原则。一般译经家仍认直译为正体。西晋初,竺法护精通汉语(支法护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出家从外国僧竺高座学佛,改姓竺),随师至西域,通外国语言三十六种,搜集大批经本归国,在长安译出经典一百数十部。竺法护口说,弟子聂承远等人笔录,虽然译文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语的胡僧所译,却已有显著的改进。


石勒、石虎信奉佛图澄,佛教在后赵境内大行。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人物。释道安注释安清所译的禅学,精研支谶所译的般若学,表扬竺法护所译的大乘学,实是东汉以来最大的佛教学者,晚年居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他和秘书郎赵整极力提倡译经,因而长安成为译经的中心地。


赵整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较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工作。例如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诵经文,昙摩难提(西域人)笔录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语)宣译(译成汉语),智敏(汉人)笔录为汉文。又如译《婆须密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竺佛念(汉人)宣译,惠嵩笔录。口说与笔录之间增加宣译人,是译事的一个进步。译出诸经,释道安亲为校定,并作序说明译经缘起,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整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整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译。释道安也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比赵整的完全直译,已有不小的变通。“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汉文法;(2)梵经朴质,汉文华美(魏、晋以来,正是骈体文盛行时期),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往往反复至三四次,不嫌烦杂,译时不得不删削;(4)梵语结束处,要把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5)梵文说一事,话已说完,将说别一事,又把已说的事,重说一遍,才说到别一事,译时必须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惬当;(2)古圣精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契合;(3)阿难等出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翻译,难得正确。“五失本”是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格,“三不易”是要求译人尽可能忠实于译事,在释道安指导下,直译法已达到止境。旧译经典,文句难懂,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就是遇到难懂的文句,前后意义便不能贯穿。释道安为此费了“寻文比句”的功夫,前后比较,以求意义所在。他亲自校定的译本,自然比旧译有所改善,可是,释道安死后,在洛阳译经的释法和说:释道安所出经、律,凡一百多万字,都违失本旨,文不合实,原因是外国僧人汉语欠好,说话总嫌模糊。其实赵整、释道安主持译事,宣译人都精通汉语,所谓说话模糊,原因不在汉语欠好而在于直译。汉、梵语言,相隔甚远,强使汉语切合梵语,势必发生格碍。要纠正这个弊病,只能放弃直译法,改用意译法。




意 译 派




龟兹国人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人,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以后,改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便成西域诸佛教国公认的大师。三八四年,苻坚遣大将吕光灭龟兹国,鸠摩罗什时年四十一岁,随吕光军东来。三八五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年,学汉语言文字。四○一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使在国立译场逍遥园大兴译事。


鸠摩罗什本身具备着佛学精湛、擅长汉文两个基本条件,又得姚兴的尊信和释道安门下众多名僧的辅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鸠摩罗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义上创立意译派的,与支谦、康僧会那种放弃信实原则的意译性质不同。他深知翻译事业的艰难,与僧叡(同睿ruì)论西方辞体时说,天竺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都是合音乐的歌辞。但译梵为汉,美处全失,虽保存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只是无味,乃是使人呕吐恶心。他对译事有这样的理解,因此,在长安十余年专力翻译,务求精切,以补救翻译的根本弱点。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译经的态度非常忠实和严谨。


鸠摩罗什译经,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译本用字也极为审慎,胡本(西域诸国文)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定字。全书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就是要复校全书,确实首尾通畅,才作为定本。鸠摩罗什译出诸经及诸论凡三百余卷,一说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罗什以前译本,称旧经或古经)。后世流通的经典,大抵是东晋以后和隋、唐译本,鸠摩罗什创意译派,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自鸠摩罗什创意译派,译经事业达到成熟阶段。继起的著名译家,遵循成规,益求精进,到隋、唐,译事的成熟程度和译场的精密组织都达到高峰。


鸠摩罗什以后,东晋和南北朝著名译家有:


晋法显——三九九年,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师子国,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归国,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东益都县)。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译出戒律七部,又叙述游历三十余国的行程和见闻,成《佛国记》一卷。


宋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广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荆州两地,译出经典一百余卷。


梁、陈时真谛——扶南国人。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经论二百余卷,开法相唯识学的门径。真谛带来大量经本,译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凉昙无谶——中天竺人。沮渠蒙逊兴佛教,四二一年前后,昙无谶在北凉译出大乘经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称为“译经之元匠”。


以上列诸人为代表的众多译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译经流派不同,但在翻译体制上采用意译法却是一致的,鸠摩罗什创始的功绩于此可见。隋时释彦琮作《辩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依据梵本,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比西域诸国所传本还是可靠些(“语梵虽讹,比胡犹别”)。他推崇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见解,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辩正论》批评译人得失,总结翻译经验,提出“八备”,就是说,具备下列八个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八备是:


(一)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二)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


(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


(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


(八)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


释彦琮擅长梵文,自称为通梵沙门,住京师大兴善寺,掌管翻译,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余卷,被称为翻经大德彦琮法师。《辩正论》所指八备,确是经验的总括,并非出于苛求,也说明作为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如何难能而可贵。




乙 道 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著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潘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隋炀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凶暴,信道教求长生,自然会遇到这些妖道。




丙 儒 学




《隋书·儒林传》论儒学的衰落,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原因是“古(指汉、魏)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保守)于所习(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儒林传》所谓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是指南北朝以来儒学的一般情形,隋朝尤为突出。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好久不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到唐初,朝廷制定《五经正义》,南北经说才归统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条明经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儒林传》所谓巨儒必鄙俗,二刘就是那些巨儒的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六○○年,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六○一年,隋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不久,改称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很多参加农民起义军(刘炫河间人,窦建德在河间一带活动,儒生当是参加窦建德军),足以说明儒生与朝廷的关系。隋文帝晚年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别一个宗教来,得到的结果更坏。这给唐朝提供了新经验,知道三教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同时并存,各有它的用处,想反掉任何一个都对朝廷不利。




二 文 学、史 学




南北文风不同,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方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北魏末年,南朝文学已在北方流行,历齐、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迁移到北方,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统一了整个文学部门。五八四年,隋文帝下诏书,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一个州刺史因表文华艳,被革官治罪。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州县选取吏职,保举人才,只凭所作诗文是否美丽,不管道德和儒学,这都是从江南传来的弊俗,必须严令禁止。隋文帝、李谔想提倡北方文风来阻遏南朝文学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炀帝时,设进士科,朝廷也凭文才秀美来取士,诗赋成为正式的利禄之路。


隋炀帝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修改再三,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不过十余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作者。这是因为南朝新体文学(主要是律诗)的创造时期在梁朝,陈因袭梁文体,缺乏创造性,隋又因袭陈文体,更着重在模拟。除了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是完成律体诗中七律一体的创作,余人所作诗文,无非是梁、陈的余波,说不上有什么新成就。



隋炀帝提倡的作用,在于确定南朝文学的正统地位,使唐文学顺着这个潮流得到大发展。


杜正藏著《文章体式》一书,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大为后进文士所宝贵,号为“文轨”。高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南朝文学流行在北方,也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凡是新事物都有不可阻遏的发展前途,南朝新体文学正是这样的一个新事物。


五九三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史记》以下,史书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够传世的,质量总比较优良。但也有短处,就是私家受条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书。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隋文帝禁止私史以后,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官修史固然难免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也有长处。从唐朝起,朝廷照例立史馆为前朝修史。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都是一时名手,搜集参考文书也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够保证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史料。如果说,西汉以后修史是私人自发的事业,那末,隋以后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了。




三 几门有成绩的学问




有关学术的若干部门,因南北统一,得以推进一步。音韵学、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与南北朝相比,隋朝显然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音 韵 学




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学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孙炎为反切的创始人。此后愈益流行,双声叠韵的研究也随着前进。三国时魏李登作《声类》十卷,分众字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不分立韵部。西晋吕静作《韵集》五卷,按宫、商、角、徵、羽分卷,始立韵部。东晋以后,南北文士(主要是南朝文士)由于文学上应用声律,深研音韵之学,属于这一类的著作,自《声类》、《韵集》以下多至数十种,其中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最为著称。《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音韵锋出”,就是指这一类著作。《音辞篇》说:“这些音韵书,都杂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衷一是。应该用帝王都邑地的语言参校地方语言,再考核古今语言的变迁,订定标准语言,来保存正音,排除土音。南方的金陵,北方的洛阳,语音比较近正,也各有缺点。南方语音清切,但病在浮浅,辞多鄙俗;北方语音质直,辞多古语,但病在重浊。大抵南方语言士大夫说得好(南方士大夫的祖先,西晋末从洛阳一带迁去),北方语言普通民众说得好。如果南方士大夫和民众互换服装,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分别出来,隔着墙听北方士大夫和民众讲话,听一天也难得分清。还有一种弊病,就是南方语言夹杂吴、越土音,北方语言夹杂非汉族人语言。”颜之推非常重视正音,他说,“我家儿女,从幼年起,便教他们学正确的语音,说错一个字,是我的责任。一事一物,该怎样说,不经过查考,我不敢随意说。”颜之推出身南方士族,又久居北方,精研南北古今语音的得失,对校正语音,采取如此认真的态度,他在音韵学上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帝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刘臻、魏渊等八人和陆词(字法言)讨论音韵学,大家都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以下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各有错误。南方文士用韵与北方又有不同。陆法言等商量南北的是非,古今的同异,多数由颜之推、萧该作决定。陆法言记录诸人议论的要旨,再经本人多年的斟酌,六○一年,制成《切韵》五卷。长孙讷言说“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这句话可以作《切韵》的定评。


《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自从《切韵》行世,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佚,后人无论考古音、作诗文,必须奉《切韵》为典范。唐孙愐(音免mi3n)的《唐韵》,北宋陈彭年的《广韵》以及其他韵书,都是源出于《切韵》而有所因革。《广韵》后出,比《切韵》《唐韵》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韵》和《唐韵》,但《切韵》为音韵学奠定基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汉族文字语言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大进步,到现时,正在准备实现第三次大进步。那就是积极推行普通话和逐渐完成文字的改革工作,这对统一事



业的贡献,当然将以不可比拟的高度,超越历史上的两次大进步。




目 录 学




西汉以后书籍分类,基本上有七分和四分两种分类法。《隋书·经籍志》采用四分法,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直到清朝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相沿不变。


六分法——西汉刘歆作《七略》,分群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类),另一略称为《辑略》,是六略的总叙和总目,列在六略的前面。东汉班固依据《七略》作《汉书·艺文志》,也分群书为六略,共有书三万三千九十卷。


四分法——三国时魏郑默撰《中经》。西晋荀勗(音序xù)依据《中经》更撰《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甲部(六艺及小学诸书);(二)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四部共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附有佛经书簿,不在四部之内。


南朝,宋谢灵运撰《四部目录》,共有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南朝,齐王亮、谢胐(音斐f7i)撰《四部书目》,共有书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任昉、殷钧撰《四部书目录》。梁武帝聚书文德殿,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令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又令暅(音宣xu1n)别撰《术数书目录》,统称为《五部目录》。


七分法——宋王俭撰《七志》:(一)《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诸子志》(古今诸子);(三)《文翰志》(诗赋);(四)《军书志》(兵书);(五)《阴阳志》(阴阳图纬);(六)《术艺志》(方技);(七)《图谱志》(地域及图书)。另附道、佛两教书,连《七志》共合九条。


梁阮孝绪撰《七录》:(一)《经典录》(六艺);(二)《记传录》(史传);(三)《子兵录》(子书、兵书);(四)《文集录》(诗赋);(五)《技术录》(术数);(六)《佛录》;(七)《道录》。


西汉史书有限,可以附见《六艺略》(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春秋》)。战国以来,兵书、术数、方技三类多有专家著述,篇数不少,自立一略,也还符合实情。《七略·艺文志》分群书为六大类,在当时是适宜的。东汉以后,史书数量大增,兵书、术数、方技和西汉以前对比,兵书少有新著,旧著又多亡佚,术数方技书多是鄙悖浅说,不值得纪录。《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使史书独立成丙部,术数(包括方技)归并在乙部,从实际应用来看,四分法显然比六分法合用。西晋时佛教译书不过千卷,佛徒还没有撰造专门目录,《新簿》使佛书附见在四部的后面,不失为一种适时的处置。《七志》拘泥于《七略》的七字,勉强凑成七大类,史书已自成大类,又勉强并入《经典志》,可谓太不知变通。佛经目录自东晋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此后僧徒相继撰造,僧叡有《二秦众经目录》,竺道祖有《众经录》。《众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录,尤为详备。道经目录宋文帝时有道士陆修静撰造《灵宝经目》。陆修静答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二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百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王俭比竺道祖后数十年,与陆修静是同时人。新出佛经要补的不多,道经无须补,《七志》外附道、佛二条是多余的。以后佛徒撰造佛经目录,有未详作者(当是宋时人)的《众经别录》,有释僧祏(齐、梁时人)的《出三藏记集》,有释宝唱的《梁世众经目录》,其中《出三藏记集》尤为精善。七录正式列佛、道为两录,又沿袭祖暅所撰术数部保存《技术》一录,凑成七的数目,实在是无义可取。删去这多余的三录,剩下经、史、子、集四录,恰恰与荀勗的四部相合。《隋书·经籍志》说《七录》“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就是指《七录》经史顺列,比《新簿》乙丙倒置,显得较合于汉族传统学术的发展途径。自荀勗分四部,阮孝绪定次序,《隋书·经籍志》才确定经、史、子、集的分类法。


周武帝积累书籍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五八三年,隋文帝采纳牛弘的建议,访求遗书,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因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共有书三万七千余卷,合重复本共有八万卷。隋文帝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本。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又在内道场集佛、道经。隋文帝时,佛经已有法经等所撰《大隋众经目录》,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释彦琮所撰《隋仁寿年内典录》。隋炀帝时,内道场僧人智果撰《众经目录》,道士撰《道经目录》。隋收集南、北两朝所有书籍,统一编目,唐魏征撰《隋书·经籍志》,依据隋观文殿书目(当即《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篇》所记《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略有删补,与班固依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同一事例。《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汉、隋两志都有重大的贡献。




天 文 历 数 学




北魏末年,张子信避葛荣兵乱,隐居海岛,用圆仪测天,历三十年,始悟日行有盈缩(快慢)。冬至前后,地距日最近,行最快,看来好象日行最快。夏至前后,地距日最远,行最慢,看来好象日行最慢。初步发现了日行盈缩的规律。名儒刘焯始立盈缩■差法。六○○年,刘焯造《皇极历》,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对天文历数学提供了新成就。唐高宗时,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耿询有巧思,隋文帝时,创意造浑天仪,用水转运,与天象密合。又作精巧刻漏,可在马上使用。




医 学




南朝士人重视医学,往往世代相传,名医辈出,许智藏就是为隋炀帝治病的南方著名世医。《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有书二百五十六部,其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译出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也有十余种。隋统一后,南北医师交往,医书流通,有利于医学的推进。




简短的结论




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到隋朝完成了这个运动,全社会都要求得到休息。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落后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民众不再支持腐朽的陈政权。隋文帝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在黄河流域,因融合运动的逐步完成,经济上的破坏也逐渐减轻而转向恢复。在长江流域,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上升。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广大的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


秦和隋都是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一个新历史阶段的重要朝代。它们创立的制度,都对以后的朝代主要是对本历史阶段内的各朝代有严重影响。


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因为节俭,剥削比较减轻,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进。隋炀帝置兴洛、回洛两大仓,正说明隋文帝时财富的积累何等雄厚。


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欢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付出极大的代价,严重地打击了隋统治,但起义的果实,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这个领导力量首先要有推倒旧政权的决心,高举起义的旗帜,表现出鲜明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广大民众认为(自然是毫不明确地认为)它是统一与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政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政治上军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形势,收揽人心。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隋朝政治上的统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作出新的成就。陆法言《切韵》,《隋书·经籍志》,都是极有价值的著述。


统治阶级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众,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养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佛教在短期间内竟成为国教。佛教原有向极盛阶段发展的趋势,经这一提倡,从隋朝起,佛教开始了极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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