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袁世凯谁比谁更流氓 图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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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周英杰   唐德刚先生在其汪洋恣肆煌煌五卷本的《晚清七十年》中认为单纯就事功而言,同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要稍逊于其衣钵传人袁世凯,并赞誉袁世凯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唐德刚先生之所以有此结论,主要是他认为:李鸿章毕竟出身进士,他的行事风格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儒家的印记,始终难逃书生本色。而袁世凯早早地放弃了读书晋身的传统路数,投身于行伍之间,因此其做派带有浓重的“兵痞”底色,遇事就难免耍些“流氓手段”,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历史环境下似乎成功的概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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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周英杰




唐德刚先生在其汪洋恣肆煌煌五卷本的《晚清七十年》中认为单纯就事功而言,同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要稍逊于其衣钵传人袁世凯,并赞誉袁世凯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唐德刚先生之所以有此结论,主要是他认为:李鸿章毕竟出身进士,他的行事风格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儒家的印记,始终难逃书生本色。而袁世凯早早地放弃了读书晋身的传统路数,投身于行伍之间,因此其做派带有浓重的“兵痞”底色,遇事就难免耍些“流氓手段”,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历史环境下似乎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


唐先生的高论自是别具一格,但要说书生出身的李鸿章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却也不是持平之论。记得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论及外交家李鸿章时,就说他“狡狯”,“狡狯”就难免做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其实,李鸿章也并非在办外交时常常采取这些非常手段,他刚离开曾国藩独撑台面后不久,就曾在苏州干过违背事先对洋人戈登的承诺,屠杀太平军降将的勾当。据说,那次屠杀的人数至少在数百人之上,以至于洋人戈登为此恼怒异常,甚至一度提枪要找李鸿章决斗。


当然,尽管李鸿章也时常耍耍“流氓手段”,但比照起后起之秀袁世凯来,的确有些“小巫见大巫”了。因此,从年龄、资历以及传承顺序来看,李鸿章可算是袁世凯的老师;但若从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这个角度看,则袁世凯实在算得上李鸿章的老师。可以说,自从袁世凯在吾乡登州出世以来,在其呼风唤雨的政治生涯中,处处都可见其“枭雄”本色,实是一个集“厚黑”大乘的人物,其非常之“流氓手段”真可谓俯拾皆是。


近人陈灨一在《睇向斋秘录》中就记载了袁世凯早年随吴长庆部到朝鲜之后的一则轶闻。某日,吴军营中有一名军官和朝鲜军官斗殴,并重伤了朝鲜军官。袁世凯按军令要对他执行死刑。这时,吴长庆前来为其讲情。而袁世凯表面上应诺放人,稳住吴大帅,一面却借故溜出门外,对那名军官执行了死刑。面对既成事实,吴大帅也只好说:“执法固应如是也。”


顶住上司的压力,果断地“先斩后奏”,对于袁世凯而言,实在算是“小焉者”。在袁世凯看准了时机的关头,他甚至会公然抗拒朝廷的成命,果断行己之道。比如,在接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后,对待义和团问题的态度上就是如此。


晚清后期率先在吾乡齐鲁大地上兴起的义和团运动,用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里的话就是“我国反动势力的一次总爆发”。义和团虽然有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一面,但其所采用的极其野蛮的玉石俱焚式的激进主义路径,则只能使中国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


对于义和团事件,袁世凯积极接受了有识之士的建议,一改前任毓贤“明剿暗抚”乃至公开怂恿的政策,转而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明抚暗剿”的方针。这种做法在满清王朝上层公开支持义和团,把团民称作“义民”之后,实际上是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的,因为这意味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是在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搞不好就是掉脑袋的大罪。


但是,袁世凯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糊涂,他对付朝廷的办法也正是他一贯善用的“流氓手段”。


首先,是对朝廷决策“阳奉阴违”,利用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巧妙地大做文章。一方面,传檄山东各州府县,公开声明“遵旨保护义民”,但却将“义民”定义为“守法安分之流”,而那些“以邪术愚人,聚众设坛者”则一律是“匪徒妖党”,要求官兵“遇之杀无赦”(事见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在袁世凯的“铁腕政策”下,山东的拳乱很快被平息下来,义和团向北窜入河北京畿一带,在清朝顽固派大臣的支持下,终于坐大成为一股深刻影响了晚清政局的声势浩大的力量。


另外,在慈禧太后明令支持义和团公开向11国宣战之后,临近的山西、河北、京津地区纷纷执行朝廷决策,支持和鼓励义和团民四处焚烧教堂,捣毁铁路、电报线和一切带有外国色彩的器物,杀中国教民和外国人。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而在靠近京畿一带的山东则是顽强地顶住了上层的压力,始终没有让义和团在这里东山再起。袁世凯甚至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将朝廷支持义和团以及向11国开战的诏书,说成是“矫诏”和“乱命”,在其治下的山东境内拒不执行此间朝廷的一切指令,并且积极参加了“东南互保”运动,将山东完全置于了事变之外。由于袁世凯的长袖善舞,山东在庚子事变中得以保全。而在天津遭遇战乱之后,山东境内的烟台商埠仍然正常运作,在事变中成了北京、济南沟通中外的主要桥梁。如果我们能够不因人废事,那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袁世凯在庚子事变中是大有功于齐鲁的。


诚如唐德刚先生的观察,“流氓手段”的确帮助晚清乱局中的袁世凯脱颖而出,壮年之时就在李鸿章之后担任了清朝最重要的直隶总督一职,后来甚至直接入京,进入清朝最高决策中枢。但唐德刚先生显然只看到了“流氓手段”成就了袁世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流氓手段”也是毁掉袁世凯的一个利器。这就是“流氓手段”的双重性。对此,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的说法是“善用刀剑者必亡于刀剑”。


众所周知,袁世凯之败败于他在1915年的“帝制自为”。袁世凯的称帝绝无可能成功,从大势上看是因为他悖历史潮流而动。而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实与袁世凯做事一贯的表里不一大有关系。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帝制若想成功,自然离不开袁世凯自打小站练兵时就倾力培育的北洋班底的支持。但是,在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中,王和段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只有坐镇南京握有重兵的冯国璋慑于故主的恩情,还在首鼠两端,态度十分暧昧。对这个可左可右的心腹,袁世凯本该推心置腹,争取理解和支持,但他却在冯国璋面前遮遮掩掩,甚至在冯国璋将称帝问题摆上台面后,他犹自信誓旦旦地以自己的年龄以及诸子都不成器等理由,向冯国璋“保证”说绝对无此可能。孰料,与冯国璋刚谈完话不及一月,杨度的“筹安会”就宣布成立,帝制由此步入快车道。这让身在南京的冯国璋十分懊恼,从此袁世凯失去了“北洋三杰”之中最后一人的支持。当蔡锷在云南发难,树起反袁护国的大纛后,冯国璋甘作壁上观,袁世凯也就成了一个“光杆皇帝”,其在身败名裂之中含恨去世便在情理之中了。


固然,在历史的某些特殊时期,“流氓手段”的确可以帮助成事,但“流氓手段”亦足以败事。为政者固然不可以像王安石那样“有学无术”,但像袁世凯这样总是依赖下三滥的“术”来包打天下,也是悖本而逐末的“末流政治”。动辄搞权术,耍阴谋,策划于密室,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最后难免不败于这些所谓的“术”。谓予不信,袁世凯就是历史的一面生动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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