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国的民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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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12年5月20日,23岁的上海《民权报》记者戴天仇,发表了一篇只有24个字的时评短论《杀》,却一连用了4个“杀”字,端的是杀气腾腾,表现了这位爱国青年的极大义愤:“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太炎阿权,杀!”当时,熊希龄是财政总长,唐绍仪是国务总理,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章太炎是社会名流。那么,这个热血青年为什么发出如此激愤之言?辛亥革命胜利后,得到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一面从清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他赞成共和,同时派遣军队南下,要求与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

1912年5月20日,23岁的上海《民权报》记者戴天仇,发表了一篇只有24个字的时评短论《杀》,却一连用了4个“杀”字,端的是杀气腾腾,表现了这位爱国青年的极大义愤:“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太炎阿权,杀!”当时,熊希龄是财政总长,唐绍仪是国务总理,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章太炎是社会名流。那么,这个热血青年为什么发出如此激愤之言?辛亥革命胜利后,得到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一面从清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他赞成共和,同时派遣军队南下,要求与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给他,以便实现所谓“南北议和”。袁世凯的这种反革命两手,对当时革命内部的许多人产生了很大威胁和欺骗作用,甚至不少人成为他在革命内部的坐探和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内部的妥协派,很快接受了袁世凯议和条件。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兼迫下,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迅速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戴天仇的短论时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说熊希龄卖国,是说他任财政总长时,仍然实行清政府与以垄断对华借款为目的四国银行团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财政政策。不过,熊希龄为官数十载,兴教育、办实业,图维新,还是卓有建树的。毛泽东说过:“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xxx当年到广西参观熊希龄故居时,也肯定过:“凤凰出人才,熊希龄当过国务总理,做过许多好事。”熊希龄在晚年脱离袁世凯而投身社会慈善与抗日救亡,是他人生最为闪光的一面,应该予以肯定。说唐绍仪愚民,是说他在被袁世凯委派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时,秉承袁世凯的旨意,迷惑欺骗民众,最终使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阴谋得逞。在他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袁世凯授意他参加同盟会,作为插入同盟会的一根内线,使唐绍仪伪装成立于袁世凯与同盟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型人物,继续蒙蔽民众。平心而论,唐绍仪在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职位后,与一心复辟的袁世凯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反对独裁,捍卫民主共和,坚持《约法》一切通过国会。在看到他自己无力扭转局势时,他愤而辞去总理职务。袁世凯专横,这是世人皆知。他出卖君主立宪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他镇压义和团取得帝国主义的宠爱,他通过帝国主义进行南北和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搞政治阴谋血案,复古运动,一步步为他称帝铺平道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更是一手遮天,破坏《约法》,干预内阁事务,牢牢控制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大权。说他独裁专横,名符其实。至于说章太炎阿权,是因为他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没有看透袁世凯的野心,他在文章中说了一些称赞袁世凯的话,所以戴天仇也把他捎带上了。戴天仇这篇短论时评在上海《民权报》发表后,如一把利剑,直刺当时袁世凯统治集团,惊天动地,上下朝野为之震动。可是,当时的临时政府,对此并没有封闭报馆,收缴报纸,也没有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年轻记者逮捕,投进大牢。文章发表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他的理由很简单: “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当时这个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这一条款,在国务总理那里并没有成为一纸空文。6月13日,上海租界公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这就是95年前这篇轰动全国的24个字短论时评,让我至今想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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