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修生养息的德政是政权稳定民族和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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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摘自《清朝异民族统治於财政经济政策》 出处:《东亚研究所报》,(1943)2月 [战俘的社会经济意义] 毫无疑问,使清朝征服大业得以持续下去的直接原因,就如以上所述,是俘虏的武装化,以及吾都里族族民本身军事化的结果.然而,非生产性军队的扩张与战争持续的另一面,再加上吾都里族族民的军事化,必然加促他们游离於经济生产活动之外.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清朝如何确保其经济基础 有关於此,虽然我们可以了解,从满洲族与蒙古族所组成的军队,由於他们的狩猎性与游牧性经济生活之故,因此他们充当士兵

摘自《清朝异民族统治於财政经济政策》



出处:《东亚研究所报》,(1943)2月



[战俘的社会经济意义]


毫无疑问,使清朝征服大业得以持续下去的直接原因,就如以上所述,是俘虏的武装化,以及吾都里族族民本身军事化的结果.然而,非生产性军队的扩张与战争持续的另一面,再加上吾都里族族民的军事化,必然加促他们游离於经济生产活动之外.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清朝如何确保其经济基础 有关於此,虽然我们可以了解,从满洲族与蒙古族所组成的军队,由於他们的狩猎性与游牧性经济生活之故,因此他们充当士兵同时,也经营经济生活,但在自然经济活动的条件下,是有一定的局限.清朝为了使国家成长,必须重视更进步的人为经济活动,能满足这样的需要,则非上述第二类俘虏莫属.对满洲族而言,这些俘虏乃属於不同民族,并且较满洲族拥有进步的文明,尤其是一群具有农耕技术的人,正适合担当生产性奴隶的条件.由汉人与朝鲜民族所构成的农耕奴隶,虽然太祖建国以前数量不多,但也存在於吾都里族社会之中.这些生产奴隶的存在,成为吾都里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随著太祖末年攻占辽东以後,当地的汉人农民大多沦为清朝俘虏,数量几乎超过清朝支配下的满族总人口,其结果使清朝社会的农耕奴隶数量显著增加.如此一来,遂使清朝经济得以摆脱幼稚的原始经济局面,而发展至农耕经济水平.而且,汉人与朝鲜民族并不仅仅输入农耕技术,与农业相关的其他产业技术也一并移入清朝社会中,包括武器,农具等冶铁方法,经由朝鲜奴隶中的铁匠传授予清朝人民.例如太祖建元前17年(明万历27年,西元1599年),从清朝已开始冶铁此一事实来看,正是汉人与朝鲜民族俘虏带动清朝工业成长的一个显著例子.



[入关前清朝的统治政策]


考察清朝的治理政策,最显著的特徵:把战争所获得的不同民族部份充当俘虏并收编为国民,进而依据他们具备的能力与技术,分配为士兵,生产性奴隶,或官僚以便利用.


事实上,清朝之所以能发展为具备国家的型态,是由於征服事业之初获取大量俘虏,且诚心诚意地接纳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虽然此政策最初是漫无系统地推行,但到太宗时代,随著国家制度的日渐完备,此政策亦逐渐制度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从天聪八年(1634年)至崇德七年(1642年)间,把以往混杂在「八旗」中的蒙古人与汉人等将兵抽离出来,各自组成「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而且使满,蒙,汉三旗分立,并不因汉人与蒙古人是被征服者而给予冷落待遇,而是以平等立场加以看待.这种优遇被征服者的民族政策,即使对充当生产性奴隶的汉人也一并采行.


例如太宗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即位之际,即立刻下令:依据八旗成员身份所配给一定数量的生产性奴隶外,馀下的汉人农民须安置於独立村落之中,由朝廷派遣汉官治理.虽然此法令曾否确切执行尚存疑问,但可以确定,在清朝统治下的辽东地区,至少出现汉族的自由农民.这可以视为清朝对不同民族居住地实质管理的滥觞,而方法就是派遣汉官依其固有统治方式管理.如前文所说,清朝对其他民族采用优遇的政策,主要目的无非是借由他们的力量使其国家社会得到发展.


但须指出,对入关前的清朝而言,战争仍然是最主要的活动,由於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八旗」制度,同时又属於一种社会组织,因此也不能否定构成「八旗」核心的满族人民仍处於优越的地位.然而直到入关前夕,清朝国家组织中,军事与经济生产部门内已容纳著许多不同民族,因此再也不能把当时清朝视为一个纯粹的满族国家,尤其绝对不能忽视清朝社会中汉人的存在,以及清朝行政机构内汉人文化的影响力.至於从地域性质来观察清朝入关前的治理政策,对朝鲜与内蒙的统治,不过是维持著宽松的统属关系,惟有对散布於满洲南部的汉人,清朝是施以实质的统治,但对他们所采用的治理手段,也是依循汉族固有的形式.


[满清的入关]


满清突破山海关而进入中国,在顺治元年(1644年)占领北京之初,隶属於清朝的满,蒙,汉八旗士兵总额仅约二十万左右.在往後的十五年间,清朝以如此少数的军队,完全征服约一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其能快速达成征服中国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汉人社会性质与明末当时的状况.


清朝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除了汉人社会中被统治阶层对明朝政府完全唾弃外,更由於当时统治阶层政治上的分裂所致.进一步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朝由於利用投降的汉人军队,确实有利於实现清朝的征服事业,反之,假如不与熟悉中国军情地势的汉军合作,清朝无法如此快速达成征服中国的目标.然而,利用汉族军人的後果,却造成汉军势力尾大不掉的下场,最後更侵害到清朝统治基础.


清朝征服中国事业大体完成後不久,随之爆发三位降清明将的叛乱,就是上述的背景下引发.此次历史称为「三藩之乱」的动乱,其重要程度足以摇撼清朝统治中国的基础.结果,叛乱平定於1680年代初期,更是清朝统治基础的确立时期,而征服誓死据守台湾,持续抗清的明朝遗臣郑氏势力,也是在此一时期之中.在此,笔者遂定为清朝第二期征服事业至此告一段落,并确立清朝东亚大国的地位.然而,就如上所示,清朝征服战争的型态与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之际的内乱,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却与第一期征服事业则有所不同.


但笔者相信,假如以汉人对满清顽强的民族反抗为例,如强调明郑孤臣死忠抗清的部份事迹,或引用清军进攻扬州等例子,而过度夸大满清军队对汉人虐待屠杀的征服战争特性,藉以论断清朝在征服中国过程中有明显的民族性差异则并不妥当.


[清朝统治中国的方式]


清朝的重心是对满族赋与种种特权,并且奖励他们吸收中国文化,希望使满族能够达到汉人统治阶层所具备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水平.但在另一面,为了压抑汉人思想中的反满意识,因此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的两面政策.结果,由满汉民族所构成的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的汉人农民与工商业者统治政策,在运用上不得不相当审慎.事实上,清朝采取汉人固有统治方式,而就清朝财经政策内对不同民族统治的特质来看,大概即可以发现其中的严谨性.


其次,关於「八旗」制度的处置问题,清朝一方面对满洲地区采取「封禁」政策,禁止汉人农民移居,把满洲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隔离於中国本土,同时另一面,对移入中国境内满,汉,蒙的「八旗」属民,则以直隶为中心各个地区配与一定土地,这就是所谓的「旗地」,把这些土地置於一般行政系统以外予以特殊管理.要言之,其目的不外乎使「八旗」制度与汉人社会隔离,而给予温室保护.至於入关前满洲人民的土地究竟有多少 包括清朝皇室的财产,贵族所有的土地,以及一般「八旗」属民拥有的土地,总计约20万顷,把这个数额与清朝中期全国民田额约800万顷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


因此,清朝把这些数量不多的土地作为特区而隔离於中国本土,应该对汉人社会与经济整体上带来的影响相当轻微.同样地,假如从清朝财政方面来看,即使因为这些特区赋予免税或减税优惠而造成租税收入减少同样也无足轻重.为什麼呢 如上文所述,即使在明朝,也存在著少数封建诸侯,他们的封地在若干范围内是享有免税特权,而清朝在中国本土上大部份的诸王封地,皆是没收明朝诸侯封地而来.


由此观之,为维持像「八旗」制等清朝固有的制度,并不会对清朝统治整个中国政策的推行造成重大妨碍.但这样的情况,就「八旗」制度发展过程上言,却成为其瓦解的要素.由於清朝入关後「八旗」制度既是对旧国民的户籍制度,又因为此制度与军事体制的关连性,具有特殊军事性意义,然而就其存在价值,若从中国社会整体视之,同样也是微不足道的一环.由於此制度只是清朝欲维持特殊传统之故,所以把此制度视为清朝统治汉人中重要的根本特质并不恰当.


[清朝财政的日趋稳定]


虽然史料中并未留下这个时期之後的岁出入状况的完整数据,但依笔者估算「岁入」的大概数字如下:


康熙25年(1686年)……………………….….32,000,000两

康熙61年(1722年)…………………………..35,560,000两

雍正3年(1725年)……………………………36,830,000两


据乾隆年间宰相阿桂所言,康熙六十一年国库中存有盈馀白银800万两,在雍正初年达6,000万两,虽然雍正末年由於对外的征讨,但至乾隆即位之初(1735年),仍存有2,400万两.如此一来,对於岁入突破3,000万两,尽管岁出也增加,但肯定每年皆有盈馀.至乾隆年间,清朝财政呈现愈益好转的状态,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国库盈馀的白银达7,800万两的事实即可证明.留下的资料中有乾隆两个年份的岁出入记录:


乾隆31年 乾隆56年

岁 入.….…………….48,470,000两 43,590,000两

岁 出.….…………….34,597,000两 31,770,000两


虽然仅以此两年的数字即遽下结论是相当武断,但清朝盛世下的乾隆时代,对於经常性收支中,每年有1,000万两的盈馀,相当於经常性支出的三分之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盛清时期的租税蠲免]


对上述的分析,可举出清朝财政逐渐好转的租税蠲免措施以为旁证.清朝财政确立於康熙中叶至乾隆末年,约一个半世纪之间,当中租税蠲免的措施可谓不胜枚举,尤其是康熙时曾一度免除全国的「地丁银」,乾隆年间同样的政策也实施过四次,可谓自汉文帝以来未曾再有的盛举.据《雍正大清会典》所载,康熙蠲免租税额总计达一亿两以上,相当於三年的全国租税收入.虽然乾隆年间蠲免租税总额仍不清楚,但至少达康熙蠲免额的三倍应无问题。

[清朝皇室经费的节约]


在中国财政当中,由於皇室经费与国家经费混合,所以往往因为专制君主个人需要而得以随意增加.因此,在理论上言,当一个征服王朝沿袭中国财政体制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皇室经费增加的现象.但是,清朝却完全看不到这种情况.


由於清朝皇室原来是崛起於满洲的一个贵族家庭,皇帝以下的皇族生活皆相当简朴,虽然他们享受明朝宫廷的生活,但也努力节省宫廷开支,如此努力的事例,在顺治,康熙两朝可以说是抚拾皆是.至於其中最显著的事例,就是废除「二十四衙门」.这个机构,是明朝宫廷中纯粹是内廷的组织,由十二监,四司,八局,合计二十四个部门,主要掌管有关皇帝食衣住等事务,加上与其有关的二,三十个仓库,与处理皇太子事务的「东宫六局」所构成的机关.在其中服役的人员,宦官达十万左右,宫女约九千人,而宦官与宫女多是「正四品」的官阶,因此再加上这些巨额薪俸,整个机构的经常支出数额绝对不少.除此之外,明朝皇室临时性支出的庞大,例如万历年间各皇子的婚礼,据说其费用总计即达2,600万两.


然而,尽管清朝几乎没有例外地沿袭明朝的统治组织,但对内廷各个机构却实行大肆裁减,入关後的十八年间,逐渐缩减以至终於废除「二十四衙门」,代之设立规模甚小的「内务府」,而且不仅是内廷,掌管宫廷一般性事务的官署也加以裁减.结果使明朝达十万以上的宦官,宫女,裁减至仅馀四,五百人.宦官的裁减,既有除去他们一直以来利用侧近皇帝,趁机弄权弊端的政治意味,同时也有节约不必要经费的财政目的.


其次,清初确实没见有临时性的皇室开支,虽然也有例外,就是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增税500万两,於边外大肆兴建避暑山庄工程,但此工程中途被停止.热河行宫的兴建,或康熙,乾隆两帝多次国内出巡,皆需要庞大的临时支出,但这些经费都是从清朝财政宽裕之下累积得来的盈馀款项中筹措.上述清朝皇室节约的结果,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而从康熙元年到前述年代的三十五年间,皇室支出总额更是在明朝皇室一年的经费以下.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大学士」等调查报告,把明清两朝皇室支出列表如下.虽然表中未直接记录皇室经费支出之处甚多,但据此也能间接窥见其经费差异:


明 朝 清 朝

租税收入充当宫廷经费的数额 969,400两 无

光禄寺支出中所包含的宫廷费用 240,000两 30,000两

宫廷使用的木材数 26,860,000斤 70,000斤

宫廷使用的薪炭数 12,080,000斤 1,000,000斤

宫廷使用的舆轿,花毯费用 28,000两 无


虽然以上所举的二个例子,是清初在极力节约皇室经费时期的案例,但即使到了清朝财政日渐稳定的雍正时代,从国库拨用的皇室经费年额仅约40万两,而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时代中,也只不过是60万两.假如把这些数额与明朝相比,不过是後者的一半而已.然而,清朝是否大量拥有来自国库调拨以外可供皇室财源的资产呢 虽然是有,但实际数量相当少.据乾隆十六年(1751年)会计报告中的一项,皇室所有土地,即「内务府官庄」不过是5,748顷馀,从中得到的田租收入只有4万两,草12万束,与明朝皇庄所拥有达3-4万顷的面积相较,清朝的皇庄数额可说是微不足道.

由此可知,清朝皇室极力撙惜其皇室经费,可见作为征服王朝对其财政政策一点也不疏忽的最显著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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