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菡文化之十二 湖湘文化(网络资料转载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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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编辑本段]湖湘文化源头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尽管炎帝与远古湖湘文明的渊源难以考证,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湖南却一直是最可信的神农故地,具有最浓厚的炎帝文化氛围。早在公元976年宋太祖就“立庙陵前”,1371年明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乾隆年间祭道旁刻下“邑有圣陵”的石刻,而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又亲笔题写了“炎帝陵”,至此,湖南炎陵县鹿原陂作为始祖长眠之地(“茶乡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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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湖湘文化源头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尽管炎帝与远古湖湘文明的渊源难以考证,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湖南却一直是最可信的神农故地,具有最浓厚的炎帝文化氛围。早在公元976年宋太祖就“立庙陵前”,1371年明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乾隆年间祭道旁刻下“邑有圣陵”的石刻,而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又亲笔题写了“炎帝陵”,至此,湖南炎陵县鹿原陂作为始祖长眠之地(“茶乡之尾”)的历史地位就更趋稳定。从史记等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舜帝传说很可能源自湖湘一带,史记记载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海经》记载了“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屈原在流放楚国,留下不少千古绝唱,《离骚》,《九歌》,《湘夫人》,这些很可能源自湖湘地域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湘夫人》,可以肯定是源自当时“二妃寻夫”的传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洞庭湖望祭,到718年唐玄宗委派张九龄遣祭,再到2004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在九嶷山拜祭,2006年公祭舜帝大典在宁远县九嶷山举行,悠久的祭舜历史和繁多的舜陵祭文似乎已将“根在九嶷”的传说化作了无可争辩的史实。

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编辑本段]湖湘文化的本质-地域性儒学的兴起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并称之楚湘文化。

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

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

[编辑本段]美术

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是中国画的源头之一,西汉彩绘漆画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画。孕育了易元吉、张宜尊、齐白石等美术大师。

[编辑本段]体育

奥运湘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团夺得7块金牌。

金牌:杨霞:女子举重53公斤级 占旭刚:男子举重77公斤级 龚智超:羽毛球女子单打 刘璇:女子体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双人 李小鹏:体操男子双杠

[编辑本段]音乐

娱神歌舞,是湖南民间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续的时间很长。透过风俗性的民歌,可以窥见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乐鼓舞"的某些古朴遗风。如在全省广为流布的《闹丧歌》、《干龙船》、《傩腔》、《猎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娱神的痕迹。

1993年以来,在全省和全国大奖赛中,有500余人获奖,获奖作品达300余件。《春满土家寨》、《摇篮之歌》、《拉着中华妈妈的手》、《我们是株冶人》、《太阳雨》、舞蹈音乐《踏水谣》、《南燕驾着春风来》、《走向明天的辉煌》、《中法集团之歌》、《山里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获得国家级音乐评奖的金奖。

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 近几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理论成果和优秀理论人才。在省以上公开刊物发表的音乐学术论文200余篇, 出版音乐理论著作60余部。

宋祖英,李谷一,陈思思,汤灿,谭盾

[编辑本段]戏剧

湘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民间一般称之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湘潭班子”。“湘剧”这个剧种名称最早见诸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西兴散人序。因是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故又称长沙湘剧。湖南戏剧包括: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等。

长沙花鼓戏,其中《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啼笑因缘》等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排演的神话剧《刘海砍樵》,应华美协进社邀请,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演出。美《华侨日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等均载文评论,祝贺演出成功。长沙市花鼓剧团演出的《刘海砍樵》也应邀赴日本演出,倾誉东瀛。

[编辑本段]舞蹈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 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现有近400多个舞种,舞蹈节目多达几千个。湖南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悠久。湖南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之花,萌芽、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著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隋唐以来,《绿腰舞》、《白狞舞》、《柘枝舞》等著名的盛唐宫廷舞蹈,也流传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看到过南国佳人的舞蹈。他作《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描述了其时的情景。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丰富多彩、风情独具的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壮族、回族、瓦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各各不同的舞蹈艺术。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龙舞》、《盾牌舞》、《先锋舞》、《茶盘舞》、《傩愿舞》、《渡关舞》和鼓舞、芦笙舞等。土家舞蹈有《摆手舞》、《毛古斯》、 《八宝铜铃》、《仗鼓舞》、《跑马舞》、《造旗舞》、《团鸡舞》、《梅嫦舞》、《八幅罗裙》、《跳丧》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芦笙舞》、《多耶》、《冬冬推》等。瑶族舞蹈主要有《伞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龙》及多种祭祀舞。

[编辑本段]文学

湖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的南楚到明代,为古代湘楚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 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龄前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闿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湖南籍的港台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面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其中有著名台湾作家龙应台,琼瑶等。

屈原的辞赋,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

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 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宋元明时期湖南著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

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是铁门限”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他们以功业自许,以实务为先,写诗作文则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这一时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趋于繁荣。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著名作家,他们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义法,明确提出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范畴,认为文章除了必须讲究义理、考据、词章外,还应当力矫空疏,经世致用。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何绍基、王闿运等名家。他们都是门人弟子甚众,文采风流,盛于一时,交相辉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奇丽景观。

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熟练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为辛亥革命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编辑本段]文物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晚唐时,长沙窑的产品已远销朝鲜、日本、东南亚和西亚, 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陶瓷产品之一。

较重要的有西汉牛镫、魏晋人形吊灯、五代马殷铁盆、马希广和马希范铜镜、宋代铜则、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双鱼大盘和清初的铁炮等。

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总数约有300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的四羊方尊,黄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狮形山的象尊,衡阳市包家台子的牛尊,湘潭县九华金盆养鲤的豕尊,华容、 岳阳、常宁的牺首兽面纹尊等。这些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马王堆西汉古墓,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临广西壮族自治区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出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分别被评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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